前言
本文为Purplehaze投稿的读书笔记(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安德森《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以葛兰西的理论视角梳理意大利近现代阶级斗争与法西斯兴起的历史逻辑：意大利资产阶级先天“早产晚熟”，南方地主与天主教会长期把持权力，市民社会发育不足，导致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策略先后破产。战后工人运动受工团主义、机会主义束缚未能完成革命，法西斯主义借助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与统治阶级的纵容崛起，填补了国家领导权的真空。在此基础上，文章阐释葛兰西回溯马基雅维利、索雷尔的思想资源，提出以政党为“现代君主”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反思统一战线的革命价值，批判共产国际的宗派主义路线，构建其反法西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主张。
正文
意大利的先天结构性矛盾
对葛兰西而言，意大利民族的全部悲剧和命运，都取决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早产和晚熟。这给意大利留下一块巨大的封建主义余毒：受教会影响最深并配合教会垄断知识教育的南方地主阶级-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统一后依然牢牢把控国家权力的运作。相应的，这个国家当然不会产生富裕且独立的市民社会，或与这一发展相适应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只产生了一个在政治上软弱乏力、不能独立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及相适应的一批在精神上未断奶的小资产阶级。
自由派联盟的相继溃败
葛兰西在《论南方问题》中分析了20世纪初的意大利政府面临的两难抉择：要么与无产阶级及意大利社会党结成反对南方地主的联盟，要么与南方地主结成剥削阶级统治的联盟。一战前的焦利蒂及自由主义政府自然选择了前者。支持工人运动以稳定资本主义工商业运作、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取权力，这些对资产阶级并不稀罕。但意大利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权力结构的前提，即“经济的完全资本化、充足的商品以及能够购买它们的足够富裕的工人”，在意大利还没有诞生出来，以至于工人运动的人为强化只是完全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对工人阶级来说，罢工的神话伴随着对纯粹暴力的热忱，将工团主义传统植入了工人运动；比工人自治和生产者伦理更高的革命目标、乃至于革命本身，变得不可想象。对社会党来说，采取干涉主义绑架国家政权强行合作的工团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深入人心;工团主义派与经济改良派的党派斗争造成社会党内部多次分裂以后，社会党与焦利蒂政府的联盟也摇摇欲坠。
对小资产阶级来说，
“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劳工运动硬壁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战争，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成了仅剩的救赎希望。只有战争才能阻止化身野蛮人的人民继续堕落下去，因为战争提供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要么光荣，要么死亡……”
战争1914年如期而至，所需税收的成倍增长不足以支撑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政府的中立外交也两面不讨好，焦利蒂的被迫下台标志着第一种合作模式的破产。南方地主和天主教会将萨兰德拉、奥兰多、尼蒂接连送上首相位置的同时，由焦利蒂1913年普选开启的第二种合作模式——资产阶级与南方地主及天主教会的联盟——被彻底贯彻了下去，曾经改良成果的遗产尽数灰飞烟灭。
法西斯上台的历史进程
战后飞涨的物价、飙升的失业率、恶化的劳资关系，促使工人阶级选择“像俄国工人那样组织起来”占领工厂，但“红色的两年”(RedBiennium)仍以失败告终。除都灵和米兰外，其他地方的群众并没有积极参加这次革命斗争，各工会组织又只关心寻求体面出路，它们从焦利蒂的阶级调和使命中找到了台阶。
占据工厂的米兰武装工人(1920年9月)
焦利蒂正是认准了工人不敢实际采取他们扬言将要采取的革命行动，只需要冷眼等待运动的自主消亡就好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工团主义传统的极限仅止于合作社和自治委员会，离自觉的政治组织太远;社会党内图拉蒂和波尔迪加两派的长久倾轧从未达成过共识，最终打圆场的最高纲领派选择停驻于工厂委员会以逐步训练工人阶级达到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从中不难识别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传统。在运动转变为革命的关口，社会党和总工会不出所料地退缩了：以建立由工会和雇主共同驻派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联合管理企业为条件(这一体制后来从未实行过，工人事实上一无所得——工团主义总是保不住自己的战利品)，运动以工人交还工厂正常复工告终。革命热情再也没有回到1919年的高涨，社会党人错过了最后一次发动革命的机会，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希望一起迅速消失了。但战后的深刻危机、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恢复旧的统治方式同样不可能：工人阶级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无法挽救的局面——无论是运用民主制度本身允许的国家暴力，还是从政治上腐蚀领导者，都不可能让工人回到俯首帖耳的状态。意大利需要既能完成现代化、又能压制工人运动的“第三条道路”，而在意大利现存工业区域性明显的前提下，小资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是唯一的“全国性”阶级。他们面对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家濒临崩溃的尖锐形式，完全无法接受工人阶级通过组织力量抵御危机影响，那意味着经济衰退的苦果只能由小资产阶级自己咽下。但这个阶级本身没有联合的能力或统一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组织驱逐了他们的位置，对变革的畏惧也不允许他们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政治纲领。
法西斯主义的独创性正在于为这个阶级找到合适的组织形式——崇尚暴力美学的黑衫军。黑衫军的暴徒们在政府及军警的财政及道义支持下，
“解雇起破坏作用的工人、流放或暗杀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禁止集会、不许下班后在户外逗留，还有给工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制造障碍，以及破坏劳动协会和所有其它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联合的中心，在群众中散布恐怖气氛……”
这类行动进行了三年以后，工人阶级丧失了所有的形式和建制;他们已变成四分五裂的、涣散的群众。宪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国家的政治条件却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变得非常软弱无力了。从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变得比工人组织更加强大开始，意大利政府再次进退维谷：“要么与南方封建地主结盟分享政治权力，但是其后会阻碍其经济力量的增长并遏制势在必行的资本积累，它会使建立一个现代的意大利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与墨索里尼结盟将意味着资产阶级上层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但此刻它可以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一条资本积累之路。”在明白自己身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代表面对总罢工时的软弱无力后，政府非常懂得此时应该退居一旁，为新势力大开方便之门。此后的进军罗马、夺取国家、重组内阁、暗杀议员等等，都成了大独裁者的顺理成章;意大利也正是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期进入了快速的资本化进程，哪怕该时段内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沦为墨索里尼的奴仆近乎消失在政治舞台上。
领导权理论的反思建构
只有通过对意大利阶级斗争形势的仔细分析，我们才能理解葛兰西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领导权问题上作出的巨大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资产阶级堕落的现象进行批判这一点上，对葛兰西造成影响最大的仍是工团主义者索雷尔。索雷尔十分欣赏的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对自己力量准确评价为基础的勇往直前、对利益的盘算;这些都是大将军与优秀资本家共同具备的优秀品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代的启蒙斗士，身为进步意识形态的代表，“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对教会和宗教的蒙昧主义、对统治阶级的虚伪的深切痛恨鼓舞着他们的思想”，就必然会把资产阶级社会理想化，借以联合不同的受压迫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取得对“第三等级”的领导权，完成创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意大利资产阶级恰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整个意大利复兴运动中，他们从未上升为一个领导权的阶级，从未将人民精神和道德凝聚成一种集体意志，始终处于经济—社团阶段。葛兰西嘲讽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存在经济自由也不存在实质上的政治自由”；指望他们把民主的原则散播开来、将各阶层凝聚成统一的联合体、建立起独立的市民社会并取得其普遍同意，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没有警察和卡宾枪手的拼命支撑，这个阶级甚至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又罔论使人民忠于国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
只要并不存在一个与人民血肉相关的国家，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一旦1920年的工人阶级也未能用自己的手段建立一个能满足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需要的国家，除了法西斯主义也别无他法填补领导权的真空了。正是在对领导权的思考中，葛兰西重新发现了马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和民族方面同人民重新接近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盛赞《君主论》是一本活书：它是写给那些不谙政治之道的人，那些“不得不认为采取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人”;马基雅维利竭力要使这些力量相信，必须有一位知道自己之所需、又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需要的君主，必须热情地拥护这位君主。
“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前文的论证已经说服了的人民，他成了他们的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
正如《君主论》结尾通过创造君主的神话以求在四分五裂的人民中间塑造集体意志，在法西斯的黑靴下哀鸣的意大利，同样需要一个君主的神话使人民组织成一种政治力量，需要一个能够行使领导权的现代君主，而羸弱的资产阶级已经浪费了五十年证明自己难担此任。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跨越了四百年指向了葛兰西，而葛兰西将它抛向了未来：半人半兽的现代君主——象征着统治所需要的强力和同意的混合体——正是政党，“从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个原则出发，到目前为止，党一直是产生领导者和领导作用的最合适的战略”。
1930年，绝望的葛兰西在狱中不断重复着领导权的必要性：“党应该赶在任何反法西斯政党之前采用制宪会议的口号……制宪会议将为其代表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以提出工人阶级最迫切的要求。”葛兰西已经认识到，对1921—1923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拒绝，使意大利共产党失去了对抗法西斯的宝贵机会。1923年的葛兰西仍固执己见地写下：
“我们不愿意让一个吸引和吸收新成员加入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的中心，变成一个由同社会党人在根本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人们所代表的新基础。共产国际的态度及其代表所进行的活动正在瓦解和腐蚀共产党人的队伍”。
可等葛兰西当选意共总书记开始忠于共产国际官方路线时，政治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陷入的极左狂热、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加区分的拒斥、对法西斯将会耗竭精力自动倒台的信仰，正在把人类历史导向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但一个蹲大牢的政治犯只能眼睁睁看着。正是这些疯狂逼迫葛兰西跟过去的宗派主义路线决裂，因为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支配，并不等同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回到马基雅维利已经提出过的领导权概念，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行动协作来实现（请注意，共产党和社民党在战线上的不统一，从来不是几个说得上话的人说了不同的话导致的观念分歧，而是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分裂，谁若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叫嚷着“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竟敢联合？这是犯了民主偏执狂的病！”只好请他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照下镜子了），换句话说，统一战线意味着在夺取政权提上议程之前，必须在未受宗派主义污染的群众中进行深入且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从马基雅维利处作出的理论迂回，葛兰西重新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站在了一起，在法西斯的诅咒散播到全世界以前，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潜藏的第二国际幽灵，发起了最后一次微不足道的冲锋。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