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奇书，《金光大道》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一部奇书。这样的作品，非罗贯中、浩然莫属，不可复制，后人无法模仿，更难以超越。
1970年写《金光大道》时的浩然
《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光大道》也就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俗演义》，也可简称《农改演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终结了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阶级剥削制度，是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杰出贡献，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创举。所以，全景式再现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金光大道》，才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文学”。
《金光大道》之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真理之道，是“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求索之道，是亿万人民在红旗指引下用汗水与信念开辟的共同富裕之道，不是“改旗易帜”的旁门左道、歪门邪道!
《金光大道》之“金光”，是沃土里生长出来的颜色，是艳阳下谷穗麦穗的光芒，是一位共产主义文艺战士笔底闪耀的理想与信念的之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金光大道》第一部
不要说什么浩然笔下的高大泉“不真实”。与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哪怕与《三国志》中记载的诸葛亮比，《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真实”吗?就拿最出彩的“空城计”来说吧，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干过这事吗?有人说《金光大道》丑化了地主，请问，《三国演义》丑化没丑化曹操?历史上真实的曹孟德，是小说中的那个样子吗?
京华出版社1994年版《金光大道》
不要说什么浩然把高大泉写得太“高大完美”。请问，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高大不高大、完美不完美?除了不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论智慧，论德行，论能力与谋略，他哪一点比高大泉差?就是与《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比，与《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比，与《血溅津门》中的郝明比，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比，这些人物形象，哪个不高尚而是卑鄙的、不完美而是残缺的、不崇高而是猥琐的?难道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民主革命时期抛头颅、洒热血是真实的，在和平建设的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扶危济困无私奉献就成了虚假的?
《金光大道》电影海报
人美版连环画《金光大道》
把《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定位为“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大、全”之“神”，极言其虚妄与虚假，是近几十年来对浩然诟病最多的地方。究其原由，盖源于高大泉的扶贫济困与无私奉献。但乐于“扶贫济困与无私奉献”的，就一定都是假的吗?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雷锋尊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楷模，却为什么容不下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高大泉，必欲打倒而后快呢?20年代的中国会出现“骆驼祥子”，50年代的中国会造就“高大泉”，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能够造就雷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塑造一个高大泉呢?如果说，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高大泉们是“神”，那么，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冯少怀们，必然是“鬼”。否定了“神”，“鬼”就会泛滥成灾。
农民本色，苍生情怀
70年代《金光大道》刚刚发表时，有热心读者给作者写信说，小说主人公高大泉的名字，使我联想到“高、大、全”，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诚哉斯言!情操高尚、理想远大、人格健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应有的精神面貌吗?难道不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的各级干部应该具有的行为规范和政治操守吗?社会主义文学的教育、认识和审美功能究竟体现在哪里?“高大全”何罪之有?难道“矮、小、缺”的文学形象才能彰显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
不要一说起《金光大道》就念念不忘地嚷嚷什么“时代的局限性”，试问，哪部作品没有时代的局限性?诞生于70年代的《金光大道》不可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写作，难道《三国演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指导而写作的吗?《金光大道》不是“完美的苍蝇”，而是有伤痕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史诗。
2001年2月21日作者采访浩然
高大泉是《金光大道》着力塑造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只要你认真地通读了小说文本，就会发现，他也不是完美无缺先知先觉的，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在斗争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有人理解不了高大泉的高尚行为，这不是什么怪事。就连他的弟弟高二林也曾对哥哥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自私是理解不了无私的，卑鄙是理解不了高尚的，狭隘是理解不了旷达的。假如没有高大泉那样一批无私无畏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和建设的硬骨头，很难想象，共产党的天下是怎样打下的，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样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取得成功的。
我读浩然的《金光大道》，感受最深的就是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土地与乡亲的深情，以及他笔下的中国农民对土地、对庄稼、对粮食的非同一般的感情，对新的生活道路和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有些片段堪称经典。某些评论家指责《金光大道》虚假，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至少是对那个时代的农村和农民没有足够的熟悉和理解，再就是对政治与历史的无知。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农民是怎样种地的。
浩然的《金光大道》与郭澄清的《大刀记》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大刀记》写作于1971至1974年间，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因为此书有“文革时期”这个不好的出生背景，在“文革文学空白论”的束缚下，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对这部书取得的艺术成就，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又因为它描写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生活，官方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与认识，“改开”前后几无差别，所以，它也没有像同一时期出版的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经典巨著《金光大道》那样遭受那么多误读与攻讦。《大刀记》与《金光大道》虽然题材不同，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道路小说”，都具有史诗品格。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梁永生与高大泉，作为他们隶属的那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的抗争与奋斗，都是在为受剥削受奴役的劳苦大众寻找一条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公平正义的幸福安康之途，为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探求一条光明的出路。这一点，读一读《大刀记》第一卷前面的《开篇》，读一读《金光大道》第一部前面的《引子》，就很清楚了。他们都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与理想，又因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梁永生选择了寒光凛凛的“大刀”——武装斗争;高大泉选择了金光灿烂的“大道”——社会主义。从“大刀”到“大道”，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自然延续。
乡土情怀：浩然在三河
硕果累累：浩然部分著作
我读《金光大道》，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从无到有、一层层建起、一步步升高的轨迹。这个高楼大厦的建设者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具有吃苦耐劳、战天斗地革命精神的几亿中国农民。高楼大厦也有倒塌的可能，比如人为的破坏，比如自然灾害(地震、洪水、泥石流)的侵袭，还难免会有一些因经验不足、材料脆弱等建筑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只要是能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工程，无论它被摧毁多少次，都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重新建设起来，而且会建得更加科学、坚固与宏大。
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金光大道》
20世纪70年代末，浩然处境最困难时，目光如炬的北大教授吴组缃先生就断言：“浩然打不倒，因为他有《艳阳天》《金光大道》”。《金光大道》历40多年的风云变幻而不倒，反而愈加显出其耀眼的光华，就在于，它具有无可置疑的人民性!
痴心“绿化” 情系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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