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头脑里的职业革命家完全是这样一位可以使僵死的无产阶级群众复活的圣灵 ——[俄] 普列汉诺夫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俄] 列宁
【作者按：最近接触到一些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土改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距离当下远的甚至已二三十年。不过其中的讨论，特别是引用大量原始档案，对任何党史研究者，或是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都不能说过时，它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细部的感知】
在很多人印象里，土改就是地主太坏、农民太苦，共产党一号召，大家冲上去分田。但翻开历史档案，情况没那么简单。工作队刚进村时，一些农民对此不积极，甚至很困惑和反感。他们不觉得自己穷是被地主“剥削”的。有人觉得地主有钱是祖上积德、会经营;自己受苦是命不好。那么，这些原本不愿斗争、甚至不愿接受地主财产的农民，后来为什么公开诉苦、参加土改、甚至支前参军?答案就藏在一套叫“诉苦”的动员办法里。它影响了一些农民对贫困成因的认识，并且加速了这些人与原有乡村秩序的决裂，并成为影响历史形势的重要原因!
一、不够“觉悟”的老农民
要理解“诉苦”这套动员技术，我们先回到工作队刚进村的时候。当时干部脑子里是“剥削”“压迫”“阶级”这些大词，老农民琢磨的却是柴米油盐、邻里人情、庄稼收成。山东莒南，工作队反复问一个老佃农：“你天天起早贪黑，为什么还是这么穷?”老佃农不怪地主。他觉得自己穷是收成不好，更重要的是“命不好”;地主有钱是祖上积德、善于经营。当时农村，几乎没人觉得自己是被“剥削”穷的。人穷，不代表恨地主;心里有不满，也不代表会起来斗争。在共产党把这些说法带进乡村以前，农民对自己为什么受苦有自己的解释。除了认命，农民也讲究按规矩办事。1946年，山西潞城李村沟开清算会，工作队想发动村民清算地主，不少人很困惑：“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农民原来的想法是：地主出地出钱，雇工出力，按约结算是正常交换。只要没赖账，就很难看成必须斗争的敌人。
即使“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很有诱惑力，真正发动起来也不容易。194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武安县同会村一件事。村里有个卖麻糖的贫苦老人杨文庆，始终不肯接受工作队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被逼急了对村长说：“你们为着俺有地种、有房子住，过好时光，俺都知道。不过呀，你讲的话都白搭了。俺当了一辈子好人，临死还去惹人落个赖?”在他看来，分地主的东西不一定是正义。讲良心的“好人”，不能在临死前变成“赖人”。有些农民即使参加斗争，也未必真心认同。山东桓台县一位参与土改的农会人员甚至在斗争结束后，又跑去地主家道歉：“不是俺要斗你，是八路逼着要斗的。”也有的贫农分到土地，不但不高兴，反而很不安：“八路没来我也没饿死，现在硬分给我”，觉得备受折磨。
这种不安不难理解。村里人世代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只有经济关系，还有长期往来的人情与依赖。有些地方的地主富农为人仁厚，收租不苛刻，佃农遭灾时还会借粮接济。不论这种“仁厚”是不是“伪善”，都会影响农民对具体人的判断。对这些农民来说，真实的乡村关系不是一句“地主压迫农民”能说清的。除了感情，农民还要算现实风险。工作队进村后，地主在当地的人脉和影响不会马上消失。今天跟着工作队上台控诉，明天形势有变，谁来承担后果?很多人不想说、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北方这样，南方也一样，只是表现不同。苏南和上海郊区，租佃关系发达，但农民不一定对地主有阶级仇恨，倒是更厌恶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或经常跟邻里争执的人。农民判断人好不好，先看平时怎么做人，而不是先看属于哪个阶级。地主为人和善、办事公道，未必是坏人;贫农品行不端，也不会因为成分好就自然获得认同。这些案例说明当时的不少农民有个“思维定势”：贫富差距存在，但穷本身不能证明地主财产来路不正;日子再苦，也不代表拿别人财产就合理。所以贫穷不会自然变成阶级仇恨。不论南北，工作队面对的不是一群听见“打土豪、分田地”就立刻响应的农民。这些农民信命、看重契约和人情，还担心地主重新掌权后报复。工作队要改变的不只是土地归属，还要改变农民对自己为什么受穷的看法。将个人苦难纳入阶级关系和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让他们愿意公开和地主翻脸。但这光靠宣布政策、许诺分田，显然不够。要让这些不想说、不敢说的农民站出来，只靠宣传政策不够。工作队需要另一套办法，叫“诉苦”。农民被组织起来，公开控诉、批判地主富农，甚至当众羞辱。在这个过程中，地主被塑造成贫农几代人悲惨命运的总根源，也出现暴力。正是这种彻底撕破脸的公开诉苦，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村村见血”的现象。
二、诉苦：穷根儿在何处
光靠开会宣讲，很难让农民起来斗地主，必须要借助诉苦这一策略。不少党史研究者认为，这种由工作队组织并逐步展开的群众动员方式，一般分为这么几个环节：访苦、归因、选典型、算账挖根。第一步，访苦问苦。工作队进村后不立即开大会，先找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挑水、犁地、喂牲口中建立信任。然后反复追问：“你一年到头干活，为什么还是吃不饱?”“你种出的粮食，最后被谁拿走了?”农民讲到伤心处，队员陪着落泪，引对方继续倾诉，这叫“以泪引泪”。在重体面、讲人情的熟人社会，公开家庭不幸并不容易，工作队首先要把埋藏在私人生活中的伤痛引出来。
第二步，启发觉悟，引导农民从土地、租佃和债务关系理解贫困原因。农民开口后，工作队不停留在记录，而是组织对比：拿过去和现在比，拿穷人家和地主家比，比较谁劳动、谁占有成果。干部反复问：“你不赌不喝，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地主常年不下地，为什么吃穿不愁?”逃荒、欠债、卖儿卖女、亲人饿死这些经历，被连接到“为什么没有土地”“粮食被谁拿走”。这一步的关键，简单说，就是让农民觉得：受苦不是因为命差，是有人害的。
第三步，挑典型。不是所有受苦者都适合登台，为了强化效果，工作队挑出经历最惨、最会讲、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人。老人和妇女往往更适合，因为他们的经历容易引起同情。1948年河北土改档案《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写道：“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经过挑选和启发的苦主在台上痛哭，台下群众也可能被感染。但光哭不够，情绪退潮后，农民仍可能把遭遇归结为命苦。工作队还要告诉他们：这些苦到底是谁造成的。
第四步，算账挖根。诉苦不能停在“哭惨”阶段，情绪激发后还须“讲苦理”。工作队带农民算“剥削账”：“你替地主种一年地，产出多少粮食?”“地主拿走多少地租?”“剩下的够全家吃几个月?”算地租、工钱、产量和劳动投入，证明：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地主的“仁厚”被解释成对剥削本质的掩盖。算账之后是“挖苦根”，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怎么办”，讲了半天也是白讲。到这一步，要把苦难原因从具体地主、富农，逐层延伸到地主阶级、土地制度、旧政权，最后指向国民党和蒋介石。一条完整的动员链形成了：先让农民把苦讲出来，将个人遭遇与具体的租佃、债务及阶级关系联系起来;接着典型人物登台诉苦，带动全场情绪;最后通过算账和“挖苦根”，把矛头从一个地主引向整个地主阶级，以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
三、诉苦大会的组织
有了这四个步骤还不够。一场诉苦大会能不能把气氛带起来，还要看什么时间开、在哪里开、会前怎么排练。档案显示，这类大会不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多环节事先安排好了。诉苦大会的发言内容通常经过访谈、选择和会前辅导，组织者会通过典型发言和口号等方式调动会场气氛。会场开在哪、什么时候开，全有讲究。动员一般选在冬闲和深夜，冷风和昏暗最容易让人想起挨饿受冻的伤心事;会场选在破屋里，台前摆着旧地契、账本甚至破衣服。这种沉重的气氛，一下子把人拉进苦难里。
诉苦大会组织最精细的部分，是会前试讲和预演。公开指责村里的东家、邻居甚至宗族亲属，对农民压力很大。工作队通常先以私下谈话和小组会议降低开口门槛。太行地区《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年)概括得好：“小会打通思想，大会鼓励情绪。”农民先在家里或小组会试讲，再安排登台。第一个发言的人尤其关键。有土改材料指出：“群众有他的模仿性，看见人家怎着他即怎着，别人敢说他即敢说，别人敢作他即敢作，一人不说都不说，越说的多了，越说的多。”又提到：“带头人一哭，下边诉得有劲，如头一个诉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工作队因此反复辅导积极分子，帮他们梳理经历、筛选情节、调整顺序;哪些内容突出、哪些删去、何处加强情绪，都会受到指导。华北土改档案甚至记载，有些地方扎草人充当地主：“农会的人开会，晚上先在寨墙上排练斗地主，扎个草人当地主，每个人都必须上去打它、唾它、骂它，对着它诉苦。这样排练几次之后，再开斗争会就不害怕了，敢讲话了。”这种排练不仅训练表达，也训练身体动作。大会前一夜，工作队给积极分子分派任务，安排积极分子分布在会场，负责带头发言和呼应，领喊口号、带头哭泣。台上苦主落泪，台下积极分子呼应，情绪从局部扩散到全场。
当然，再精细的组织也无法保证所有农民都接受这套解释。诉苦运动整体成效显著，但其间也穿插着不少失败和挫折。比如湖南醴陵，一些农民对反复“诉苦”很厌倦。一位被选为典型“苦根”的贫农，连诉了七八次后，再也不愿上台。甚至有贫农直言：我是冒苦诉哒(醴陵方言，意思是没有苦诉)，若是再叫我诉，不来开会都做得”。也有湖南农民困惑地问干部：“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但这些抵触没阻止诉苦运动继续扩大。在政策和组织力量推动下，它还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村庄。
四、“保卫土改果实”与军事动员
这种会场组织与情绪动员在千百个村庄落地，并与征兵、征粮和支前等战争动员相衔接。这里体现了土改诉苦中重要的军事功能：土改中的诉苦，不是单纯宣泄个人苦难，而是把贫困解释为阶级压迫、将个人不满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部分地区伴随激烈斗争。土改档案里，把这一点概括为“越诉越苦、越苦越恨、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诉苦旨在强化阶级认同和斗争意识，这种情绪最终必须变成公开斗争乃至暴力。土改走向暴力化公，使参与者与原有乡村权力关系发生决裂，并强化其政治选择。按“谁斗谁分”原则，农民一旦当众控诉地主并分得财产，其利益、安全感和政治身份，就与土地改革成果建立更紧密的利益联系。上级判断土改做得好不好，不只看土地分没分下去，还要看地主在村里的威信有没有被打掉，农民能不能被进一步动员参军支前。所以缺乏诉苦斗争的和平土改常受批评。中共黑龙江工委1946年7月指出，“群众起来斗争后，地主惧怕斗争，惧怕群众杀他的头，纷纷要求自动交出土地，或请客赔不是，我们对地主这种自动交出土地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拒绝方针”，并提到了和平土改的几大坏处，其中就包括“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而只增加地主对共产党的仇恨(地主与农民都以为他们之间无大问题，是共产党来了，所以地主的地才保不住)”。也就是说，农民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土地，只会把分地看成共产党的单方面政策，不会把地主当阶级敌人，更不会为新政权承担战争风险。1950年《湖北日报》刊文指出，“变相的和平土改是当前最大危险”，指责其造成地主嚣张、群众无精打采的“夹生饭”甚至“假土改”局面。
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广东土改的情形，而这种对和平土改的警惕也成为建国初期整个广东土改的基本特征。例如广东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在土改初期，县委原来规定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多余粮房，不追“浮财”“底财”，工商业不动。因当地不少地主曾支持游击队，华侨也多有抗日贡献，本地干部认为“大霸跑光，小霸无肉”，可斗地主不多，却被上级斥为“和平土改”“假土改”。副县长周吉在会上说：“南头有个地主在解放前很支持我们，我们吃他的用他的……”当即被批为“地主有功、立场不稳”。他解释此人过去进步、田地不多，又被指为投机、剥削，后来遭撤职调往博罗;不少本地干部也因斗争不力而被撤换。这说明运动的领导者来说，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要让农民拿到土地，还要让他们和旧秩序彻底决裂，培育新的政治认同与依赖。这种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的现实考虑，成为参军支前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这种土改与部队动员中，先由家庭苦难追溯到地主剥削，喊出“咱们的穷就是财主的富”;再上升为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得出“蒋介石的天下不换，穷人的苦就没有完”;当时的宣传进一步把参军、缴粮与支前和“保卫土改果实”结合在一起，强调国民党代表地主复辟，一旦打回来就会夺地报复。内战对农民不再是远处的事，成了保土地、保性命的事。实际上，这种诉苦运动，经常在部队中采用，“倒苦水、挖苦根、复仇宣誓”，把仇恨转化为杀敌意志，“哪个部队诉得好，哪个部队就勇猛顽强”。诉苦有助于农民明白自身苦难的根源;公开斗争又让他们和地主彻底撕破脸;分到土地后，更担心国民党回来报复。到了这一步，参军支前被赋予保卫土地和家庭安全的意义。土改暴力化，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激烈斗争，对乡村权力结构和战争动员产生了影响，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强化阶级界线与政治认同，最终为解放区的兵员、粮食及支前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成为江山易帜的重要因素。
最后，回到那位卖麻糖的老人。他拒绝分给自己的土地，不是不想过好日子，而是在原来的道德世界里，拿走别人的财产，自己就从“好人”变成“赖人”。诉苦要改变的，正是这套判断。访苦、问苦，工作队从日常生活中找伤口;“以泪引泪”，唤起家庭痛苦记忆;典型诉苦和会场组织，把个人悲伤汇成群体情绪;算账、挖苦根，为这些情绪提供统一的阶级解释。
所以，诉苦不只是“把过去的苦说出来”。它让农民用新方式讲自己的过去，表达共同愤怒、划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和财产;诉苦重新分配的，是解释苦难、贫富乃至整个社会的权利。原先，很多农民把贫穷归结为命不好，把一些地主看成有恩于自己的熟人。在这套动员话语中，贫穷被解释为剥削，地主阶级被纳入阶级斗争的对象。保住分来的土地，就要参军支前。不少农民就是这样加入了这场战争，并影响了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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