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9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 同陈伯达、 胡绳、 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和货币》 ， 并开始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 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 这段正确，有批评， 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 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 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 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 采用新技术、 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 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 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 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 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 工资的水平也愈高。 但是，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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