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大后山的坟边留影
鲁迅无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常人眼中，一些被视为不吉、晦气甚至恐怖的事物，比如坟，他却能泰然走近，甚至乐此不疲。
犹记课本里那则“鲁迅踢鬼”的故事。当年他在家乡教书，夜间行路偏要从坟堆穿过，旁人避之不及，他从容自若。当坟地间“鬼火”闪烁，众人惊惧，他迎上前就是一记“无影脚”，只听“哎哟”一声，原来是个盗墓者。这一脚不仅踢破了鬼影，也踢碎了迷信的幻象。在鲁迅眼中，所谓鬼与坟，不过是自然与人事的一部分，没有神秘吉凶之别。
这份对“坟”的平常心，后来在他到厦大教书时发挥着极大的治愈作用。当时，他被边缘化得厉害，正在热恋的许广平又远在广州，苦闷中经常到后山的坟堆漫步，甚至安然坐在坟边留影。照片中，他神情淡然，仿佛就是坐在一片普通荒丘中。正是在这段孤寂的时期，他整理了早期的文章，结集为《坟》。
鲁迅解释其意：一边回忆，一边埋藏。回忆是为了清算，埋藏是为了前行。他对回忆有着独特的态度——不是沉溺，而是审视;不是留恋，而是解剖。于是，《坟》不仅是一部文集，更像一座精神的界碑，见证着他埋葬从前、在荒芜中重生的全部挣扎与觉醒。
这部《坟》，后来成为《鲁迅全集》的开篇之作。虽然全集出版时，鲁迅已不在世，篇目顺序并非他亲定，但全集以《坟》起首，绝非偶然。其中缘由，大致有二。
其一，鲁迅对“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不视坟为终点，而视之为一种存在的证明——既是生命的印记，也是思想的归宿。他愿意面对坟，正如他愿意面对人生的真相，不回避，不粉饰。在他那里，坟不是终结，而是沉淀;不是恐惧之源，而是清醒之始。
其二，鲁迅生前曾有过编印“三十年集”的设想，而《坟》正是这套自选集的卷首之作。“三十年集”汇聚了他自创作以来的重要文学成果，成为后来《鲁迅全集》编纂的重要蓝本。换言之，以《坟》开篇，既是对鲁迅本人意愿的尊重，也暗合其思想脉络的起点。
那么，“三十年集”与后来的《鲁迅全集》有何不同?
区别在于体例与宗旨。“三十年集”是鲁迅亲自选定、意图明确的文学创作结集，偏重于小说、散文、杂文等创作型文字，强调的是“文学”本身的边界。而《鲁迅全集》则是他逝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综合性汇编，不仅收录了文学创作，还包括翻译、古籍整理、书信、日记等诸多内容，体量更为庞大，范畴更为宽泛。
至于为何“三十年集”未收入他整理的古籍，如《古小说钩沉》《嵇康集》等，鲁迅本人有着清晰的界定：那是一部学术性的文献工作，属于考据与整理的范畴，与他的“文学创作”并非同一维度。他不将其纳入，并非轻视，反而是因为重视——他把学术与创作分列两端，各安其位，各尽其用。
事实上，鲁迅对学术的重视，远超时人所知。他与陈源、顾颉刚等人交恶，导火线正是对方质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这一指责深深刺痛了鲁迅，因为他最引以为傲的，正是这部费尽心血、考据精严的学术著作。对他来说，学术是立身之本，是他在文学之外另一座不可撼动的堡垒。
因此，当我们重读《坟》，不仅是在翻阅一篇篇锐利如刀的文字，更是在踏入一座思想的墓园——那里埋葬的是旧时代的虚妄，生长出的，是新文化的火种。鲁迅喜欢坟，或许正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坟——它提醒我们生命终将逝去，也正因为终将逝去，才逼问我们该如何认真地活。
不回避终结的人，才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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