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这两天，又到了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
不出所料，莫某这个名字，再一次被国内那些所谓的公知、走狗、西方主子的传声筒们捧上了天。他们欢呼雀跃，仿佛只要戴上那个外国奖项的光环，就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界不可质疑的最高权威。
可是，历史的记忆和人民的眼睛是揉不进沙子的。
我想起了前阵子，在某二流报纸新媒体举办的世界读书日直播《莫某余某和年轻人谈谈心》里，莫某与余某受邀参加了这场隆重的访谈。然而，主办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直播间的评论区直接翻了车!弹幕里充斥着海量的、来自最底层群众的愤怒咆哮——说他是走狗的、汉奸的、丧权辱国作家的评论，可谓比比皆是，犹如汪洋大海般将那场精心策划的“文学盛宴”彻底淹没。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012年，当莫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国内确实举国欢庆了一阵子。毕竟，那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拿到这个西方人设立的文学最高奖。但没过多久，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去阅读他的原著，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议就如同火山爆发般降临了。
喜欢他的人，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文人和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把他奉若神明，说他是“天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而讨厌他、反对他的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在丑化中国人、歪曲中国历史、抹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烈!这种势如水火、两极分化的评价，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简直是世所罕见的。
那么，讨厌莫某的人，到底在讨厌什么?
广大觉醒的无产阶级群众，究竟在愤怒什么?
今天，我就从莫言的具体作品谈起，看看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世界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历史观、人民观和阶级立场。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究竟是在描写人民的苦难，还是在某些地方模糊了苦难的根源?
他的笔下，劳动人民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而那些权力、财富与剥削，又是怎样被呈现的?我们不妨把作品摊开来，用事实说话，用文本说话，看看华丽的文学表达之下，究竟呈现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让我们直面这血淋淋的文学战场!
一
要剖析莫某的阶级立场，就得从他那部备受西方推崇的代表作《丰乳肥臀》说起。
在这部小说里，莫某对国民党还乡团团长“司马库”的描写，可谓是耐人寻味到了极点，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莫某的笔下，司马库出场时是怎样一副“光芒万丈”的形象：
“司马库(还乡团团长)的骑兵中队像一股亮晶晶的旋风刮了过来。第一排六匹马颜色全黑，马上的骑兵都是英俊的青年，他们穿着橘黄色的毛料制服，胸前和袖口上的铜纽扣擦得锃亮，腿上的高筒马靴也锃亮，怀里的汤姆枪也锃亮，头上的钢盔也锃亮，黑马的肥臀也锃亮。”
大家看看这段文字!“亮晶晶”、“英俊”、“锃亮”!
在莫某的笔下，这支双手沾满翻身农民鲜血的反动武装，简直变成了一支神圣的骑士团!这种对法西斯式暴力美学的变态迷恋，难道不让人感到后背发凉吗?
我们再来看莫某是如何描写司马库本人的模样的：
“司马库是骄傲的水手。他把两条装在特等牛皮马靴里的腿挺得像十字镐一样，胸脯突出，身体微微后仰，他把一只戴着白线手套的手举起……铜色的长脸坚硬无比，腮上的红痣像一片经霜的枫叶。他的脸几乎像用紫檀木雕刻而成，又刷上三遍防腐防潮的桐油。”
光鲜亮丽，威风凛凛，这还不够。
在莫某的精心编排下，司马库不仅外表英俊阳刚，更是一个“体恤百姓”的活菩萨。小说里大写特写他如何帮助老百姓破冰捕鱼，让乡亲们跟着他“沾光”，吃上了鱼，“乳房也恢复了青春”。
到了抗战胜利后，司马库带着还乡团打走了八路军，他是怎么做的?
小说里写道：“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几头牛，挖出了几十缸酒。肉煮熟了，用大盆盛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
甚至在司马库最终战败被俘的时候，莫某还不忘给他加上一句“圣母”般的台词：“投降吧，弟兄们。别伤了老百姓!”
同志们，读到这里，你们难道没有一种强烈的生理不适感吗?这哪里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还乡团头子?这简直是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是普度众生的大善人!
《丰乳肥臀》通篇看不到司马库剥削百姓、残害百姓的描写，也看不到他做过什么坏事。书中写了还乡团杀人，却没有写司马库杀人，反倒只写他救人。
那么，真实历史中的还乡团，究竟是什么样的恶魔?
还乡团，是1946年到1947年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由那些失去土地逃亡外地的地主、恶霸、国民党兵痞组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武装。他们跟在国民党正规军的屁股后面，回到家乡，对那些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共产党基层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在山东黄骅县，仅仅1946年到1947年间，还乡团匪特就制造了7起惨绝人寰的惨案，残忍杀害干部群众170多人。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山东临朐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被还乡团杀害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就高达1993人!
他们是怎样杀人的?
他们的手段残酷绝伦，丧尽天良!香头烧、拉梁头、火炭烧、拔胡子、割脚筋、滚鏊子、大开膛、坐老虎凳、砸耙齿、铁丝穿锁骨、大卸八块、钉墙壁、挖眼睛、揭头皮、垛指头、掐死、填井、活埋、枪毙……十几种酷刑，花样百出!
他们把人活埋，埋累了，就让被捉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自己为自己挖坑，然后互相埋掉。土埋到胸口时人喘不动气，血逼到头上，还乡团的刽子手就对准人头开枪，“鲜血和脑浆，便能蹿出一米多高”。
他们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有的还乡团成员甚至生吃人脑子，“用酱油和姜丝儿一拌，像豆腐脑儿一样”。在临朐一地，还乡团就把96名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填入文庙井中，丧心病狂地扔石头砸、用手榴弹炸、用步枪向井中射击。
有位被活埋的民兵队长临死前，依然在深坑中高喊着：“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被他们活活烧死的解文卿烈士，其惨状更是让天地动容!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这，就是阶级敌人在面临灭亡时那最疯狂、最野蛮的嗜血本性!
而莫某呢?
他把这样一支由恶霸地主组成的法西斯行刑队，写成了“爱护人民”的绅士;把那些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写成了英俊潇洒、慷慨仗义的英雄;把一个代表着最反动、最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还乡团长，塑造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虽然好色，但不祸害乡里、不滥杀无辜，敢作敢为”。
同志们，这种写法，让那些经历过那段苦难历史的老百姓怎么接受?让那些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惨死在还乡团屠刀下的革命先烈们在九泉之下如何安息?!
按照莫某的描述，国民党如此“爱护人民”，他笔下那位“代表人民大众的母亲”，自然也就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莫某这是在写小说吗?不!他这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
他这是借文学创作之名，对那场伟大的、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一场恶毒的政治清算!
二
如果说莫某对还乡团的美化，还勉强可以算作是对国内阶级斗争历史的“文学性重构”的话;那么，他对待侵华日军的态度，则彻底暴露了他毫无民族底线的虚无主义本质。
在《红高粱家族》里，莫某写中国人向葬有侵华日军的千人坟“跪拜磕头”;他写侵华日军的脸“美丽，温暖，漂亮，亲切”，“对中国人有一种亲切的吸引力”;他写欺辱中国女性的侵华日军“没看出有什么恶意”;他大肆描绘侵华日军那“容貌俊俏”的面庞和“漂亮的眼睛”。
这种描写，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莫某所描写的背景，是山东高密的东北乡。他作为一个山东人，难道不知道侵华日军在山东大地上犯下了何等罄竹难书的弥天大罪吗?
抗战期间，日军在山东发动的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扫荡就有两次，千人以上的扫荡多达25次，山东军民惨遭杀害和折磨致死的人数高达90万!
1928年，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数千名中国同胞惨遭屠戮。青岛毛子埠惨案中，一个500人左右的村庄，近半数鲜活的生命被日军剥夺。淄博河东惨案，全村死难者达276人。日本战犯藤田茂带领59师团扫荡山东，仅仅在扫荡沂源一地，就残杀了4272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山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活人细菌武器实验。
鲁西细菌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这是侵华日军在山东对我国被俘军人和平民发动的最惨无人道、最灭绝人性的屠杀。在荣成一地，日军杀害干部群众1313人，致残496人。
老红军、抗联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吃草根树皮，为了保卫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无数无辜的中国妇女被日寇蹂躏致死;无数的婴儿被日军挑在刺刀上取乐!
而这一切惨绝人寰的血海深仇，到了莫某的笔下，竟然变成了“没看出有什么恶意”!
不止在《红高粱家族》里，他在《蛙》中还借姑姑之口这样说道：
“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穿着和服，带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手里握着一把折扇，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
在《丰乳肥臀》里，他的表达更加赤裸裸：“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高密东北乡，还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
甚至，莫某还写日本军医在关键时刻大发慈悲，救活了上官鲁氏母婴三人：“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色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带上橡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
在散文里，莫某更是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他对那个岛国的倾慕：“日本女人的勤劳和谦恭，日本买卖人对客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感激，都让我难以忘怀。”他甚至公开宣称：“我从不讳言对日本的喜欢。”
同志们啊!喜欢日本的樱花、喜欢日本的电子产品，这或许属于个人的偏好。但是，把你国家的侵略者、把屠杀你同胞的刽子手写成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写成医者仁心的“救命恩人”，用所谓的“人性论”去掩盖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本质，这已经绝对不是什么审美偏好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汉奸行径!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爱，也没有超阶级的恨。莫某用一种虚伪的、超越民族和阶级的所谓“博爱”视角，去刻画日本侵略者，其本质就是抽空了中日民族矛盾中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
当侵略者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君子，当反侵略的抵抗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仇杀，这部文学作品就已经沦为了替军国主义洗地、向帝国主义献媚的工具!
三
如果说美化敌人是莫某的一大特色，那么丑化自己人，丑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干部，则是他作品中另一道令人作呕的“风景线”。
在《红高粱家族》里，莫某描写了三支抗日队伍：土匪出身的余占鳌队伍、国民党冷支队长的队伍、以及八路军游击队(队长绰号江小脚)。
在任何尊重历史常识的人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敌后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然而，在这三支队伍中，莫某却把土匪余占鳌塑造成了一心抗日、战功累累的绝对主角和草莽英雄;而把代表着正规抗日武装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写成了“总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前来抢夺武器”的卑鄙小人。
小说里，余占鳌第一次伏击日军成功，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结果江小脚和冷支队长先后来找余占鳌“敲诈”战果。余占鳌破口大骂：
“妈的，我全不信你们(指八路军胶高大队)，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随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余占鳌竟然开枪打死了八路军的战士：
“爷爷别别扭扭地掏出枪，瞄得那在万千人头中沉浮的土八路脑袋亲切，勾了一下枪机，子弹正中眉心，两颗绿色的眼球像蛾子产卵般顺畅地从他的眼眶里跳出来。”
莫某是这样形容这个被爆头的八路军战士的脸的：“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莫某对八路军整体形象进行了兽化、狗化的侮辱性描写：
“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狗尾巴梢尖拂动着地面。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胶高大队因为人人身披狗皮，确实像亢奋的狗群一样往敌营冲去……”
不仅穿得像狗，他们连狗皮都是偷老百姓的：“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
甚至借着民间武装“铁板会”成员的口，对着被绑的八路军队员破口大骂：“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打我们铁板会干什么!你们这些汉奸!里通外国的张邦昌!秦桧……”
把八路军写成偷狗皮、披狗皮的“狗群”，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塑造成“狐狸气味”、“狡诈”的代名词。同志们，这种丧心病狂的侮辱性描写，世界上任何一支有尊严的军队都绝对无法接受!
真实历史中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是什么样子的?
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进驻山东，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华北四大根据地之一，也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重要战略枢纽。
八路军在山东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全民参战”，让日本侵略者真正陷入了“汪洋大海”。这是一支纪律严明、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
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山东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抗日的长城!
可是到了莫某的笔下，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竟然变成了一群畏缩、贪婪、偷鸡摸狗的乌合之众。
同样的丑化，也蔓延到了他对共产党干部的描写上。
在《丰乳肥臀》里，莫某刻画了一个共产党女市长的形象：“她叼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着臭烘烘的莫合烟，用一个像小桶那么大的、搪瓷脱落的、上面残留着蛟龙河农场字样的大缸子咕咕咚咚地灌着茶水，她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穿着尼龙袜子的臭脚高高地搁在办公桌上。”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干部，被他刻画得粗俗、邋遢、毫无教养，简直像个流氓头子。
还有一个细节更是荒谬绝伦：“一个撇着五莲山口音、嘴里镶着铜牙的干部抬手便扇了赵六一巴掌，厉声骂道：‘妈拉个巴子!谁欠你的包子钱?你的钱是哪儿来的?’”
共产党的干部吃老百姓的包子不给钱，还蛮横地打人骂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历来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视为生命，历来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莫某笔下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的公安人员竟然把一位善良的母亲双手反剪吊在屋梁上，直到昏死过去才放下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里的母亲，对嫁给八路军政委的女儿留下的孩子恶毒咒骂：“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给你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而她把嫁给汉奸和国民党还乡团的女婿留下来的孩子却全部收养了，从来没有这样恶毒地骂过。
小说中，民间武装被塑造成抗日主力，而八路军却被描绘成抢夺战果的配角。这种抬高土匪、贬低正规抗日武装的写法，不仅扭曲了民族抗战的历史，更是对无数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的亵渎。
在他的笔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竟与土匪、日本鬼子、国民党兵痞被描绘成了一丘之貉，同样黑暗无耻。
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们要深刻理解莫某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就绝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莫某的家庭出身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因为文学，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源之水，它是作家内心深处阶级潜意识的集中爆发。
莫某，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平安庄。在那个极为重视阶级成分的年代，他家的家庭成分被划定为——“富裕中农”。
同志们，我们需要搞清楚“富裕中农”在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阶级结构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微妙位置。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后来的土地改革文献中，对农村各阶级有过精准的划分。贫农和雇农，是完全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受尽了地主的剥削，是共产党在农村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地主和富农，则是占有大量土地、主要依靠剥削他人劳动(收租或雇工)为生的剥削阶级，他们是土地革命要推翻的对象。
而中农，自己有土地，一般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但在中农这个群体里，有一个特殊的阶层，那就是“富裕中农”(有时也被称为上中农)。
根据当时的政策标准，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四分之一者，算作中农或富裕中农。这就意味着，莫某的家庭不仅拥有相当数量的优良土地，而且在历史上很可能存在着轻微的雇工或者出租土地的行为(只要没超过25%的红线)。
在经济条件和心理认同上，富裕中农往往更渴望向上攀爬，更靠近富农和地主阶级;而对于分田地、搞平均的贫下中农，他们内心深处往往带有一种优越感和防备心。
在土地改革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贫农和雇农翻身做了主人，是政策的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但因为富裕中农带有剥削尾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和边缘化。
莫某自己也曾毫不避讳地回忆过这段历史：“当时我们家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的地位非常之尴尬，如果好的话只是个团结对象，不好的话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你要做出比贫下中农出身好的人加倍的努力才可以获得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机会。”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莫某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
他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只能回乡务农。他多次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去报名参军，但都没有被选上。原因很简单，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只要还有贫下中农的后代想参军，莫某这个老中农的儿子就没有机会!”
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这种阶级地位上的失落感，给少年时代的莫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在他的记忆深处，这种阶级身份带来的屈辱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同志们，当我们在阅读莫某的那些长篇巨著时，如果我们不把这层阶级底色考虑进去，我们就会被他那眼花缭乱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给彻底蒙蔽。
“受辱”和“饥饿”，构成了莫某文学创作最核心的双重主题。这也是为什么他自己一直标榜“写作没有阶级立场”完全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个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感到被“侮辱”和“排斥”的作家，他真的能代表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去发声吗?
绝对不能!
他笔下那些充满着荒诞、残酷、血腥和扭曲的乡土世界，根本不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新中国农村，而是他内心深处那个充满了怨毒与不甘的“失落阶级”的投影!他把个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为阶级成分而遭遇的不痛快，无限放大，投射到了整个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之中。
正是因为他内心里对那场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带着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他才会把那个剥夺了他家庭优越地位的革命政权描写得一团漆黑;他才会把那些共产党的干部刻画成粗鲁、暴虐的流氓;他也才会对那些同样被剥夺了财产、被赶下历史舞台的地主阶级武装(还乡团)，产生一种隐秘的、同病相怜的阶级共情，从而在小说中把还乡团长司马库塑造成一个威风凛凛、仗义疏财的悲剧英雄!
这种写作，与其说是他在为底层的劳苦大众代言，倒不如说，他是在运用自己的文学天赋，为自己所属的那个逐渐消亡的剥削/半剥削阶层的历史大溃败，谱写一曲充满了报复性的文学挽歌。
他用文学的迷彩服，巧妙地遮掩了自己站在劳动人民和革命历史对立面的真实立场。
五
理解了莫某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阶级怨妇心态，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远在北欧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会把代表着西方最高文化桂冠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位中国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项。
在冷战以及冷战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始终是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文化霸权和长臂管辖的最有力武器之一。
西方世界的文化精英们，他们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他们绝对不想看到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意气风发、国家蒸蒸日上、扫除了封建愚昧、敢于同帝国主义列强掰手腕的伟大中国。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符合西方“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中国。
那是一个封闭、落后、愚昧、野蛮的黑暗国度，充斥着不可理喻的苦难和循环往复的自相残杀。他们需要中国作家用文字去证明，革命是残酷的，体制是压抑人性的，历史则是一台不断碾碎血肉、却看不到任何意义的绞肉机。
而莫某的作品，简直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地契合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刚需!
我们来看看201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是如何评价莫某的：
“他以冷嘲热讽的笔致抨击历史及其作伪，以及剥夺的行为和政治伪装。他戏谑地揭示了人生境遇中最阴暗的方面。”
这段充满了西方高冷姿态的颁奖词，读起来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有中国左翼学者立刻对这段话进行了扒皮式的重新翻译，指出我们完全应该把这段话里的“抨击”换成“攻击”，把“作伪”换成“作为”，把第二句换成“他多是戏谑地编造出红色政权最阴暗的方面”。
西方人称赞莫某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这实际上是在表彰他用那种极其光怪陆离的、充满了屎尿屁和血腥暴力的猎奇式书写，成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未开化的东方野蛮文明”。
诺奖评委们在莫某的小说里，看到了国民党还乡团的英俊，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温文尔雅，更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的野蛮粗俗和八路军的形同野狗。这让西方资产阶级老爷们感到无比的舒坦和安心。
因为莫某用他的笔，完成了西方媒体用几万篇反华报道都难以达到的思想解构效果。莫某替他们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根本不是什么光荣的解放史，而是一场人性泯灭的历史悲剧。
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从本质上讲，根本不是颁给莫某那所谓的文学技巧的，而是颁发给他那张呈递给西方主子的、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投名状”的!
尾声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莫某的那些忠实拥趸们，那些自诩为“精英”的公知们，总是喜欢抛出一个万能的挡箭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超越政治的文学创作，你们这些不懂文学的群氓，凭什么用历史的真实去苛求小说的虚构?”
还有人替他辩白，说我们很多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凭什么主观臆断他的作品是错的?
对于这种荒谬的逻辑，我们不禁要大声反问：莫某先生生于1955年，他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对于当年还乡团和日本鬼子的那些充满温情的描述，难道不也是一种毫无底线的主观臆断吗?!
我们当然承认，文学是允许虚构的。文学需要夸张，需要想象，需要魔幻，需要变形。一部优秀的小说，绝不是历史教科书的刻板复印件。
但是，同志们，请大家务必牢记一条铁律：虚构绝对不等于捏造，夸张绝对不等于颠倒黑白!
你可以不喜欢某一段历史时期，你甚至可以对某些具体的历史政策保留你个人的不同看法;你可以深刻地去书写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你也可以去挖掘人性深处最幽暗、最复杂的角落。
但是，任何文学创作，都不能突破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共识和道德底线!
你绝不能把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虚构成“没看出有什么恶意”的谦谦君子;
你绝不能把那些将翻身农民剥皮抽筋、活埋填井的还乡团反动武装，虚构成“爱护百姓”的绅士与英雄;
你更不能把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抗日军民和共产党人，虚构成偷鸡摸狗、丧心病狂的“狗群”!
当一部文学作品，开始系统性地、全方位地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剥削势力，同时又歇斯底里地丑化抗日军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时;当作家在作品中刻意隐去真实的历史年代，模糊时代的背景，把一场决定着几万万劳苦大众生死存亡的阶级大决战，简化为“两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虚无主义游戏时;
这部作品，就已经彻底越过了文学创作的自由边界，沦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毒药!
莫某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觉得我的这部小说，还是站在一个人的高度上，来描写了国共两党的几十年的争斗。”
“一个人的高度”——这句话听起来是多么的清高，多么的超越世俗!但问题是，在这个阶级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超脱一切的抽象的“人”。
当这个“人”的视角，被他自身所属阶级的失落记忆和强烈的反攻倒算情绪严重扭曲时，这个所谓的“高度”，不仅看不到真实的历史全貌，反而会沦为一个替剥削阶级翻案的肮脏泥潭!
这绝对不是什么文学创作的自由，这是对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公然亵渎!是对无数革命死难先烈的无耻背叛!更是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后代的蓄意欺骗!
从前和莫某先生的粉丝讨论《丰乳肥臀》这部作品时，我也曾抛出过关于还乡团历史原型的尖锐问题，对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一笑置之。
这种心虚的表现，恰恰证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真实历史的恐惧。
约莫在那本著名的《檀香刑》里，同样隐藏着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虐民害民的缩影，只不过在莫某的生花妙笔下，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被巧妙地颠倒和模糊了。
他为没落的地主阶级鸣冤叫屈，但十分讽刺的是，那些在网上替他疯狂叫好、摇旗呐喊的人里，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普普通通的工农子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让他们的祖辈分得了土地，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却在西方文化霸权的洗脑下，对先辈的流血牺牲视而不见。
这说明，历史的虚无主义已经严重侵蚀了我们部分群众的阶级意识。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过土地归人民所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伟大意义，所以才会被莫某那华丽的辞藻和虚幻的故事所俘虏。
同志们，莫某的作品之所以在今天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和反弹，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广大觉醒的人民群众，已经彻底看穿了他用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外衣所包裹着的那颗反动、虚无的政治内核!
他笔下那个充满“苦难”的中国、那个“黑暗”的革命、那些“丑陋”的中国人，与我们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出来的真实历史，与那些真正纯朴善良、改天换地的中国劳动人民，相距实在太远太远了!
一个作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写?
从资本主义标榜的所谓“言论自由”的法律层面上说，他或许有。但是，亿万翻身做主的无产阶级读者，有没有权利去抵制他、批判他、唾弃他?当然更有绝对的权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可以给莫某带来耀眼的光环，可以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可以让他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座上宾。但是，这一切虚荣，都绝对带不走中国老百姓心中那杆雪亮的秤!
这杆秤，衡量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作家遣词造句的文学技巧，它衡量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国家民族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时，是否还保留着最基本的良知与诚实;它衡量的是一个人，究竟是选择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选择跪倒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的脚下!
面对文学界和思想界这股来势汹汹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我们每一个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紧紧握住阶级分析的理论武器，坚决捍卫我们的历史记忆!
我们要让那些企图通过文学来颠覆历史、替剥削者招魂的文化买办们，在人民群众愤怒的汪洋大海中彻底破产!
真理越辩越明，历史绝不容许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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