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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巴以问题——第六章: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博弈与巴以问题的国际化

布尔什维克 · 2026-10-20 · 来源:布尔什维克札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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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程”的真实功能,从来不是实现和平,而是管理冲突、拖延时间、合法化占领。每一轮谈判,都在以色列继续扩建定居点的同时进行。每一个“路线图”,都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蚕食的同时发布。每一次“峰会”,都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加深的同时召开。

一、一个被误认为“地区问题”的全球问题

在讨论巴以冲突时,最常见的简化叙事是“两个民族的千年恩怨”。这种叙事把巴以问题描绘成一个地区性的、民族宗教性的冲突,仿佛只要双方“坐下来谈”,就能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叙事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巴勒斯坦问题从来不是地区问题,它是帝国主义全球博弈的产物。

从1917年贝尔福宣言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到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决定。它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取决于大国博弈的力量对比和利益交换。巴勒斯坦人不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


接上文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巴以问题——第五章:“反犹主义”标签的武器化与话语斗争

二、英国:分而治之的始作俑者

英国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接生婆”。

1915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致信麦加谢里夫胡辛,承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巴勒斯坦被包括在这一地区之内。1916年,英国又与法国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中东。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罗斯柴尔德勋爵(即《贝尔福宣言》),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左为贝尔福,右为《贝尔福宣言》)

英国在同一个地区,对三方做出了三份相互矛盾的承诺。这不是外交失误,这是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策略:在阿拉伯人中许诺独立,在法国人中许诺瓜分,在犹太人中许诺建国。每一份承诺都是真的,每一份承诺都不打算完全兑现。英国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管理”矛盾,从中渔利。

英国为什么支持锡安主义?原因有三:战略利益(苏伊士运河安全)、争取犹太社群支持(尤其是在俄国和美国)、以及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等决策者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英国学者阿卜杜拉·优素福的评价一针见血:“《贝尔福宣言》不仅是一项承诺,更是一种权力行为……一份伪装成道德责任的殖民文件。”

1922年至1948年的英国托管时期,英国的政策始终在“安抚阿拉伯人”和“支持犹太移民”之间摇摆。但这种摇摆的实质是:英国从未真正打算让巴勒斯坦人实现自决。托管制度被“专门和公开地设计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英国训练和武装了犹太定居者的武装力量,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军事基础。1939年,英国在阿拉伯人起义的压力下发布白皮书,限制犹太移民。但为时已晚——锡安主义殖民计划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物质和人口基础,不再需要英国的全面支持。

1948年,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出,把这个它制造出来的问题,扔给了联合国和美国。

三、美国:从“调停者”到“无条件支持者”

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角色,经历了从“表面调停”到“全面支持”的演变。

1947年,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积极推动分治决议,将56%的巴勒斯坦领土分配给犹太社群。杜鲁门总统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后11分钟就予以承认,这背后是美国国内犹太选民和冷战地缘政治的双重考量。

但在1948年至1967年间,美国并不是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者”。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与苏联联手,迫使英法以撤军。这一时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影响力,维护石油利益,以色列只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1967年六日战争后,美以关系发生质变。以色列在六天内击败苏联支持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展示了其作为美国在中东“战略资产”的价值。从1967年到197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从每年数千万美元飙升至数十亿美元。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美国启动了“尼克松主义”——通过武装以色列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由地区盟友替美国打仗。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从来不是基于“共同价值观”,而是基于冷战地缘政治。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是遏制苏联、控制石油、压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工具。从1976年到2004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了37次否决权,其中33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免受谴责或制裁。这不是“友谊”,这是战略庇护。

1980年代以后,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成为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集团之一。它通过政治捐款和选举动员,确保美国政客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亲以色列立场。但AIPAC的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美以战略利益深度绑定的基础之上。没有冷战,没有石油,没有中东霸权,AIPAC的游说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效力。

(AIPAC官方账号2021年7月的推文,宣布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33亿美元对以安全援助,并公开感谢两党——@AppropsDems、@HouseAppropsGOP。)

四、苏联/俄罗斯:从国际主义到大国博弈

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

1947年,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积极支持分治决议,是推动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力量。斯大林的逻辑是:以色列可以成为苏联在中东的盟友,削弱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

但以色列很快倒向了美国。1950年代,苏联转向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的纳赛尔、叙利亚的复兴党、伊拉克的卡塞姆。1967年六日战争后,苏联与以色列断交,全面武装埃及和叙利亚。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空运了大量军事物资,并威胁直接介入战争。苏联的支持,客观上帮助了阿拉伯国家抵抗以色列的军事扩张,这是不能否认的。

然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始终带着大国沙文主义的烙印。它支持阿拉伯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阿拉伯国家从美国阵营中拉出来,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解放。当埃及总统萨达特在1970年代转向美国时,苏联就被一脚踢开了。

苏联的另一个错误,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没有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当作独立的事业来支持。苏联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阿以冲突”的一部分,而不是当作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立民族权利。1970年代以后,苏联越来越多地在美国主导的“和平进程”中扮演配角,而不是动员国际进步力量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普京时代,俄罗斯试图恢复在中东的存在——与以色列、伊朗、阿拉伯国家同时保持关系,但巴勒斯坦问题始终不是其优先事项。俄罗斯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的某些决议,但从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推动巴勒斯坦解放。

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在国际事务中把大国利益凌驾于国际主义原则之上,它就会从被压迫者的盟友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这不是要否定苏联的历史功绩,而是要吸取这个教训——真正的国际主义,必须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外交筹码。

五、阿拉伯国家:口头支持与实际出卖

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角色,是最令人痛心的。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打着“解放巴勒斯坦”的旗号出兵。但它们的真实目的各怀鬼胎:埃及想吞并加沙,约旦想吞并西岸,叙利亚想占领北部。战争以阿拉伯联军的惨败告终,以色列不仅保住了分治决议分配的领土,还额外占领了78%的巴勒斯坦。

1948年战争的结果是:巴勒斯坦被瓜分,不是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瓜分,而是被以色列、埃及、约旦瓜分。加沙被埃及占领,西岸被约旦吞并,巴勒斯坦人连一个政治实体都没有。阿拉伯国家口口声声“支持巴勒斯坦”,但实际上把巴勒斯坦当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67年喀土穆峰会,阿拉伯国家提出“三不”原则:不承认以色列、不谈判、不和解。但这些原则很快就被现实打破。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单独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以承认以色列换取西奈半岛的归还。埃及被逐出阿拉伯联盟,但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因此更团结——它们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单独媾和”的机会。

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约旦、海湾国家逐步与以色列建立经济联系。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正式与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当作与以色列和美国做交易的筹码。阿拉伯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从来与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无关——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和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六、帝国主义博弈的后果:巴勒斯坦人的被牺牲

巴勒斯坦问题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大国博弈的产物,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民意志的体现。

1947年分治决议:美苏推动,将56%的领土分配给32%的人口。巴勒斯坦人拒绝,阿拉伯国家拒绝,但决议还是通过了。

1978年戴维营协议:美国主导,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被搁置。

1993年奥斯陆协议:在美国和挪威的斡旋下,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协议。协议没有规定以色列撤出定居点,没有规定巴勒斯坦国的边界,没有规定难民回归权——但它把巴解组织变成了以色列占领的“承包商”。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政府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问题被彻底边缘化。

“和平进程”的真实功能,从来不是实现和平,而是管理冲突、拖延时间、合法化占领。每一轮谈判,都在以色列继续扩建定居点的同时进行。每一个“路线图”,都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蚕食的同时发布。每一次“峰会”,都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加深的同时召开。

七、结论:只有打破帝国主义体系,巴勒斯坦才能解放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不是一个“地区冲突”,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结构。

英国制造了这个问题,美国维持了这个问题,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出卖了这个问题。巴勒斯坦人被夹在帝国主义的博弈、阿拉伯统治者的出卖和锡安主义的殖民计划之间,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锡安主义殖民计划不可能持续七十多年。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外交庇护和经济支持,以色列不可能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长期存在。没有阿拉伯统治者的默许和配合,以色列不可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此肆无忌惮。

巴勒斯坦解放的真正出路,不是“两国方案”的谈判,不是“国际社会”的调停,而是打破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只有当帝国主义在中东的霸权被削弱时,只有当阿拉伯人民推翻本国的压迫者时,只有当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时,巴勒斯坦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一个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不可能获得自由。一个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体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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