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这篇文章时，列宁当时面对的总问题，是当资本主义已经越过自由竞争的阶段，但是就这种阶段所呈现的新现象是否只是旧本质的偶然表现，还是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在结构上不同于先前阶段，因而就必须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理解这种历史的运动规律。列宁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并不是单纯“坏的”对外政策，也不是某些列强偶然奉行的侵略习性;列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生产集中走向垄断、由垄断走向金融资本统治、再由资本输出走向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最终由经济瓜分走向政治重分世界领土的结果。因此列宁将文章的总体性命题概括为一句话：资本主义在其最高阶段已经把社会化生产推进到远超私人占有形式能够容纳的程度，同时仍把这些巨大生产力置于少数垄断者、金融寡头和国家集团的支配之下;由此产生的一切矛盾不再能被自由竞争的内部调节所吸收，帝国主义因而成为寄生的、腐朽的，并且具有过渡性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结构转变前无法长期稳定的形态。从这个总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最高阶段”，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再发展，也不是说这种资本主义会在某一固定日期自动灭亡，列宁在这里只是指出了这个阶段的基本规定性，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垄断阶段，其内部矛盾已经把资本主义推到必须被超越的历史阶段。
那么就这一总问题的解决，首先要求列宁完成一个概念上的正本清源：帝国主义是必须被当作一个经济阶段来研究，还是要将其还原为一项政策、一种情绪或者一种外交风格来研究。如果我们只从政治上层观察殖民争夺、军备竞赛、关税壁垒、民族压迫和战争，我们就会看到无数彼此竞争的国家利益，但是看不见这些利益据以形成、改变和冲突的经济基础。反过来说，如果只停留在抽象地谈论资本扩张的一般本性上，又会抹平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历史阶段的差别。所以列宁的工作并不打算把“帝国主义”这个词随意去扩大化和泛化，列宁在此建立了一个有层次的分析机制，列宁认为，垄断是最深的经济基础，金融资本是垄断发展起来后的资本形态，资本输出是这种资本超出本国界限的运动方式，国际垄断同盟是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组织，世界领土瓜分则是经济力量在全球空间上的政治固化。可见在列宁那里，他将当时这五件看似彼此无关的事情还原为一条由生产集中持续外推的链条。列宁在这个基础上给出简洁的定义，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通过这五个方面特征的完整定义，列宁呈现出这个帝国主义的根须是如何长成枝干、树冠和根系。
那么帝国主义的产生的起点是什么呢?这条论证链条的起点是自由竞争。在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倾向于集中，不是因为企业家忽然爱好庞大组织了，是因为竞争本身就是一种不断改变竞争条件的社会过程。单个资本家只能在既定的市场关系中行动，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定市场竞争的一般结果。谁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改进技术、保证原料供应、控制销售网络，谁就能以更低价格把对手挤出市场;而失败者就会被排挤、兼并或者降为依附者，这样以来又更加使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企业中了。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规模扩大化并没有真正背离竞争这个原本的资本主义原则，这完全是诸个资本竞争取得胜利后留下的物质结果。列宁所把握的关键是生产集中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竞争者的数量减少，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强，各自的存亡越来越受共同市场结构影响;于是原先那种原子式、匿名、无数小生产者彼此碰运气的竞争，便转化为少数大单位之间计算过的对峙。它们仍然具有强烈的动机去争夺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但它们同时也认识到持续削价可能共同受损。因此垄断正是在这种矛盾处境的组织化的结果，就是说，垄断不是因为竞争者彼此达成一次次临时谅解协议造成的，垄断是资本通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把市场支配、价格安排、产量分配、技术使用和利润分配的部分权力集中起来造成的。
历史在这里又展现了它的辩证法。垄断并不等于竞争的消失，垄断组织首先是在竞争中生长出来的，它把竞争的后果保存为自身的存在条件，却不能把产生竞争的全部原因取消。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资本来源、新的国家以及垄断组织之间的规模重组，都会重新打开争夺。一个部门内部的寡头仍然会为份额和利润相互倾轧;不同部门之间围绕原料、劳动力和投资方向仍然会选择竞争;垄断企业控制之下的中小企业也并非全部消失;不同国家的大资本集团更不可能因为同处一个“国际市场”就自然拥有所谓的共同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列宁因此不会把垄断理解成一幅完全静止的画面。只不过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高于竞争、凌驾于竞争并与之并存，它把原先分散的竞争收拢为更大、更集中、也更容易转化为总体冲突的力量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变成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而是变成竞争被巨大组织驾驭、又不断冲破这些组织边界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垄断既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形式，也是私人资本占有试图控制社会化生产的形式。
从生产集中到垄断只是第一步，因为生产垄断尚不能说明资本为什么从控制工厂进一步变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又从控制国民经济走向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因此列宁论证道，生产集中必然推动银行业走向集中，而银行业的集中又改变银行本身的社会职能。银行最初只是货币资本流通的中介，吸收零散存款，再把它们分配给不同借款人。可是当存款、贷款、结算和发行证券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银行手中的时候，银行与企业之间就不再是一次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关系，而变成持续的、全面的和相互渗透的关系。银行掌握大量企业的资金往来，能够观察其经营状况;企业一旦依赖少数银行的长期融资，也便把自身的命运与这些金融机构连接起来。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随之便融合起来。在这个阶段，银行不仅借钱给工业，而且通过股权、债权、董事席位和经营参与进入工业控制;工业巨头也进入银行管理层。所以不是像某些人抽象地以为，这是把两种资本拼接在一起，现实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资本运动、权力监督和控制关系中形成“既相互融合、又彼此矛盾”的金融资本统一体。它不是两种资本的等同化，而是以各自独立性为前提的支配性结合。这一统一体既是融合的结果，也是矛盾借以存在的新形式;这种统一不消灭差别，反而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垄断集团之间以及资本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矛盾。由此可见，金融资本并非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抽象相加或简单等同的结果，而是二者在资本集中、长期融资和权力监督中形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既相互融合、相互控制，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殊职能和独立利益;统一是在矛盾中形成的统一，融合并不消灭差别，而是把差别纳入垄断资本的支配结构之中。
列宁由此把金融资本理解为生产集中和银行集中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而不是“银行资本”这一词的修辞性放大泛化。这个定义中最有理论重量的地方就是“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没有生产领域中的集中，银行业再庞大也只是流通领域的中介;同时没有银行把分散货币资本集中起来并转化为支配权，工业垄断也不能取得对整个社会资本周转的组织能力。金融资本出现以后，资本形态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离，资本的所有权、融资权、经营权和最终控制权不再由同一个企业家完整承担。垄断企业内部也许仍有经理和工程师，国家内部也有复杂制度，但社会资本的决定性支配越来越集中到少数金融寡头及其关系网中。这不是说每一个工厂都由银行职员直接管理，但在这种格局下，重大投资、并购、市场策略与关键外部联系，都不得不服从垄断资本所设定的条件。
金融资本之所以构成帝国主义的枢纽，还因为它把资本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同更大的空间尺度结合起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并非没有对外交换，但它的典型形式是商品输出，就是本国制造的商品销往外部市场。到了垄断阶段，国内高集中度造成大量寻求利润的资本，同时垄断价格、专利、原料控制和市场分割又使新增资本不能自由进入所有有利领域。资本“过剩”因而首先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占有关系和国内投资条件而言的，不是世界上已经没有需要、没有贫困或没有可供发展的地方。列宁没有把过剩资本解释成某种脱离社会关系的绝对数量，而是去追问它在既有制度下为什么不能用来改善民众生活、发展落后生产部门或消除贫困。因此答案在于，这些用途会降低垄断利润，不能保证资本按私人占有制所要求的尺度实现增殖。于是资本便向外流动，寻找工资更低、原料更便宜、租金更少、政治控制更有保障、竞争尚未充分展开的场所。
因此，资本输出并非商品输出消失后的替代品，而是垄断资本统治下更具典型性的扩张形式。它可以是铁路、矿山、工厂、公用事业等生产性投资，也可以是政府借款、债券和信贷。无论是哪一种，输出资本都带着双重的利益，一方面取得利息、股息、经营利润或控制权，另一方面创造输入资本所需机器、材料、工程的购买需求，为商品输出开辟道路。列宁用“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式的说法形容这种机制，他指出这种金融资本并不在贷款与贸易之间做简单选择，而是把两者连接起来。输出国不必再完全依赖把本国制造品直接卖给独立买家;它可以先提供资本，再把资本回流的条件写入合同、采购、原材料、货币安排和关税关系之中。由此，支配可以比法律上的占有出现得更早，也可能比直接占领更为灵活。
资本输出的逻辑又自然导向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国内垄断组织为了稳定市场，已经把竞争者转化为协议者;当最大的企业拥有国外联系、殖民地利益、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后，它们也面对一个重复出现的问题：与其在世界市场上不断进行代价高昂的争夺，为什么不通过协议划分份额、产地、专利、价格区间和销售区域呢?国际卡特尔、国际托拉斯和国际协定并没有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这些不过是私人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缔结的有限联盟。它们的出现说明了生产社会化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市场边界，却仍然被私人占有制分割为互相竞争的集团。经济生活的组织者从企业扩展到一国内部的大资本集团，又扩展到若干跨国巨头，但占有者之间的利益并未真正统一。每一份瓜分世界的协议都建立在签约时资本、技术、殖民特权和政治影响力的现实比例之上，因而这不过是只记录一次暂时的均势罢了。
这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容易被忽视的那部分：国际垄断同盟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被和平地组织起来，它意味着经济瓜分已经完成一次，并立即需要政治瓜分来巩固。资本对世界市场的经济占有与国家对世界领土的政治占有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经济瓜分首先表现为大公司、银行集团和投资者对原料、运输、销售与投资区域的分配;政治瓜分则表现为国家把这种实际支配变成法律上的殖民地、保护国、势力范围或各种依附关系。十九世纪末世界领土之所以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并不是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在事实上都被同等地管理着，在这个阶段内，可供帝国主义国家以传统殖民方式控制的空余空间基本消失了。殖民地的数量没有穷尽地球，却存在一个有限的、先到者可以先行圈占的地缘政治关系。此时，任何后来者若想取得与其经济重量相称的地位，都无法只靠自由发现和公平交易完成，它必须触动既有的占有关系。
经济瓜分与政治重分之间的矛盾，是列宁这部著作全书由经济结构走向战争逻辑的关键。签订国际协定时，各方承认的是“现状”;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按协议发展。技术突破、新产业兴起、资本积累速度、军事组织、金融关系、殖民收益以及危机和战争，都会不断改变各集团的实际实力。协议因此既包含稳定，也包含它必将被重新打破的种子。当实力对比与旧份额不一致时，要求重新瓜分便成为垄断资本维护自身地位的内在要求。所以说政治关系在这里不是经济关系的外部投射物，它的维持需要看经济瓜分能否成立、能否维持、能否被强制执行的保证。列宁所说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一切对外政策都只有单一动机，而是说在垄断资本的关系中，争夺对全球积累条件的支配已经成为政治冲突的核心内容。
由此才能理解联合与战争并非是两个彼此排斥的命题。资本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组织国际卡特尔，国家可以形成联盟，外交家可以召开谈判;但这些形式并不会消灭形成垄断的竞争，而是把它提高到更复杂的层面。和平协定为下一轮较量规定起点，联盟为战争准备力量、划分战区并安排战后分配。战争又通过破坏资本、改变国家能力、重新配置产业与债务，为新的和平协定创造现实基础。这个循环不能理解成机械的重复过程，要清楚认识到，这是垄断资本国际关系中稳定与破裂交替的极为突出的历史形式，因此这也是历史任务的突出表现。考茨基式的理论恰恰把国际垄断组织表面的“联合”固定为永久的趋势，再把战争视为政策错误、军备狂热或外交失败造成的偶然性原因;而列宁则要求追问，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实力变化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联合依靠什么维持，它的载体是什么。如果垄断同盟只能靠实力比例存在，那么当比例改变时，能够最终裁决分歧的仍只能是在该制度中唯一有分量的尺度——也就是实力本身。既然资本主义无法建立超越实力变化的分配规则，实力矛盾就不能被联合的名义消除。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联合与战争这几组关系，最终汇合为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生产力的方式。垄断意味着权力集中，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没有因此成为单一中心。资本集中在若干国家，这些国家又把世界其余部分纳入不等价交换、债务、投资控制、资源占有和战略依附;与此同时，资本输出的地方会发展铁路、港口、工业、教育、城市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被压迫民族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主体。帝国主义一方面把落后地区拖入世界市场，造成客观上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又限制其自主工业、控制其财政金融、割裂其经济部门，使发展只能服从其资本积累。这里必须避免两种片面判断：既不能把帝国主义美化为无私的现代化推动者，也不能把殖民地的全部社会变化都看成纯粹的破坏。列宁的“二重性”不是在道德讲的，这种二重性实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它把生产力社会化到世界规模，却只让少数占有者决定这种社会化的目的;它在边缘制造新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力量，又用政治从属限制这些力量。
停滞与迅速发展这一对矛盾，也必须放在同一辩证法中理解。垄断者取得支配价格、控制市场并享有稳定利润的能力后，便没有自由竞争条件下那种不断革新的同等压力。在一定范围内，维持旧设备、收买专利、限制产量、提高价格反而比扩大生产更有利。垄断因此产生一种停滞和腐朽的趋向。这不是说所有技术都停止，更不是给个别企业的创新精神开一张历史的判决书。垄断组织本身仍可能投入大量研发，国家也可能组织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和基础设施;资本输出会把新设备带到某些地区，战争会强行推动生产重组。列宁明确反对把腐朽趋势理解成资本主义完全不能发展，也反对将这种发展看成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历史的上升性。更合适的理解是，垄断使发展不再由社会需要或资源最优配置决定，而服从私人垄断利润和政治霸权;它既可能造成局部、阶段性的高速发展，也可能在这些发展之上叠加巨大浪费、重复建设、技术封存和危机性破坏。发展速度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被“平均”掉，它被重新分配了，某些部门、地区和垄断集团飞速前进，另一些则被抑制;领先者与追赶者之间的距离既在缩小，也在改变，从而强化这种不平衡。
不平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异，它是资本主义在垄断基础上无法同步复制自身发展条件的结果。各国所占殖民地、金融地位、工业基础、技术能力和军事组织不同;同一轮技术革命或资本流动又不可能均等地进入每个国家。少数国家可以先取得对关键资源和全球金融网络的控制，后来者只能在既有体系留下的缝隙中积累。实力的变化是连续的，瓜分的结果却是一次定格的;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要求重新瓜分的压力越强。这个矛盾不能由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一般改良自动消解，因为每一次“重新平衡”都会改变下一次竞争的物质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不是静态霸权秩序，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动态的失衡过程，它不断产生集中，又不断产生打破既有集中的力量;不断缔结国际协议，又不断使协议落后于实力变化;不断追求稳定利润，又不断制造危机和战争。
从这一运动规律出发，寄生性和腐朽性就获得了比道德批评更严格的经济含义。寄生首先表现为资本所有权与直接生产活动的分离达到新高度：食利者不从事经营管理，只凭证券、债券和利息收入生活;少数富裕国家通过资本输出获得大量海外收益，形成以剪息票为重要来源的食利集团。这里的“食利”不是对个别投资者的性格评价，就具体来说这一种社会关系的描述，一部分人因掌握既有财富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其收入不取决于本人当前创造了什么。资本输出强化了这种分离，因为它使支配权可以跨越生产现场运行。其次，腐朽性表现为垄断在能够攫取高额利润的范围内削弱技术进步和其他发展动因。垄断不会取消技术，却可以根据利润率选择、延迟、封锁或扭曲技术。再次，帝国主义把大量社会财富投入军备、殖民管理、广告、金融投机和争夺全球控制权的活动中，这些支出对私人垄断集团可能“必要”，对整个社会却具有浪费和破坏性质。最后，垄断利润的一部分可以收买工人运动上层，使阶级冲突在某些中心国家暂时缓和，造成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列宁不是把每个工人、每个工会或每个政治组织预先判定为被收买，而是指出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已经拥有制造这种分裂的物质能力。
寄生和腐朽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简单衰败，它意味着其发展与对抗、扩张与浪费、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同时增长。这就是过渡性的真正含义。生产集中、垄断和金融资本并非外来之物强加给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过程就越依赖大规模协作、分工网络、信用体系、交通运输和全球市场;与此同时，生产成果和决策权却越集中于少数垄断者。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与私人占有的外壳因此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垄断本来是社会化生产突破个人资本家局限的历史形式，却把这种突破限制在资本关系之内。它把无数分散的资本联结起来，却不允许这种联结按照社会整体需要自由发展;它创造世界市场，却用国家疆界、殖民特权、金融控制和战争分割这个市场。
列宁用“过渡的资本主义”说明的不是直线式的时间表，因为在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已经在其内部发展出超越自身的客观前提。这些前提包括高度集中的生产、跨企业跨部门的组织能力、银行与工业的集中协调、世界规模的交往网络，以及把科学、技术、劳动和资本整合为巨大社会生产力的条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条件天然指向某种社会形态，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已经无法自主地使这些条件的全部潜能服务于人和社会的需要了。它的外壳可能在腐烂状态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因为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殖民体系重组、金融创新、技术革命和战争暂时续命。所以列宁所讲的过渡性不是一种自动兑现的历史承诺，列宁在这里反映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成熟到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
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结论，集中表述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帝国主义本身会主动产生社会主义，也不能理解为每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都必然立即转化为革命。其逻辑在于：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达到更尖锐的形式，包括高度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垄断占有之间的矛盾、垄断资本与广大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资源和地位的矛盾。战争把这些矛盾集中暴露出来，造成经济破坏、政治危机、国家机器紧张和群众生活条件的急剧变化，使原有的妥协难以维持。革命可能性因而取决于客观矛盾与主观组织条件的结合，并不是像宗教那样取决于某种预先设定的世界末日时刻。
由此看，列宁的分析并不是历史终结论，也不是对革命行动的命令式推导。它研究的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矛盾如何在经济、政治和战争之间转换。资本主义可能用国家垄断、国际组织和新的全球安排缓和某些危机，也可能依靠技术革命和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延长自身;但这些变化发生在同一垄断基础上，并不代表垄断逻辑已经消失。真正的理论问题始终是：某种组织形式究竟是在改变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还是把旧实质转移到新的部门、金融工具、技术平台或国际层级上。只有坚持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出发，才能避免把政策调整误认为是制度变化，也能避免把局部的繁荣误认为整体矛盾的消失。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批判锋芒因此不仅指向殖民主义，也指向一切试图把帝国主义只解释成政策选择的理论。列宁在书中尤其检讨了霍布森和考茨基。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现象有敏锐观察，并看到财富分配不均与资本过剩之间的联系，但他较多从消费不足和分配改良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因而容易把帝国主义视为可以通过内部改革加以消除的政策偏差。列宁没有否定分配问题，但是把它放回生产领域：资本输出和对外扩张根源于垄断资本的占有关系和增殖要求，而不是单纯由某些人的奢侈消费造成。如果不改变这种经济基础，只要求公平分配，那么就无法说明资本为什么不能自愿把过剩资本用于改善本国生活，也无法说明国际垄断同盟为什么仍会在实力变化时重新冲突。
考茨基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他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但他把帝国主义理解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一种政策，既然只是一种可被选择的政策，而非由资本结构决定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然也就可以设想另一种政策，即由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以取代各国金融资本相互斗争的超帝国主义。列宁的批判不是反对一切暂时的国际协定，也不是断言垄断资本永远不会合作;他反对的是把合作形式同其经济基础割裂开，再把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写成历史趋势，就是说，这些合作形式本身仍是竞争的产物和工具，一旦离开其经济基础去谈论“联合”，就是把一时的现象当成了结构的转变。考茨基所说的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本身已经暴露出论证的空泛，“可以设想”这四个字，恰好说明考茨基的论证标准是逻辑上不矛盾，而不是现实中能成立，只要不考察产生实力变化、竞争和战争的基础，任何没有内在矛盾障碍的图景原则上都可以“设想”——好比可以设想所有人都自愿把财产交出来，这在逻辑上毫无障碍，却完全无法说明它为何会在现实中发生。可设想并不等于现实可能;考茨基把“联合剥削”当作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和解，等于假定剥削者之间达成了协作，矛盾就解决了;但协作关系的受益者是协作中的资本，被协作所组织、所规训的恰恰是劳动者。于是，资本关系内部的协作形式，被错误地当成了对参与协作各方的共同解放。
超帝国主义论的第一个缺陷，是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内容变成一种偏好。如果帝国主义只是若干国家可以选择或放弃的政策，那么金融资本的经济结构便无须触动，只要说服决策者改用另一种外交方式即可。这样一来，批判就被限制在政策选择上，革命任务也被置换为改良要求。第二个缺陷，是把国际联合与国内控制割裂。垄断资本可以同另一国垄断资本结盟，同时继续对本国劳动人民、殖民地人民和联盟内部较弱伙伴实行支配;共同剥削不等于共同解放。第三个缺陷，是把实力变化从历史过程里抽走。国际垄断同盟越扩大，瓜分问题就越从部门内部的小冲突转化为世界规模的冲突;暂时的均势越精细，任何改变实力比例的技术、资本、战争和危机就越容易使均势失效。第四个缺陷，是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和平阶段理解为对战争逻辑的克服，而不是它必要的间歇。和平协定需要组织力量来维持，而组织力量又会增加下一次较量的规模。联盟和战争因此不是直线替代关系，而是同一垄断资本国际体系内部相互转化的两种状态。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说到底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不能从抽象定义、政策愿望或个别趋势直接推出历史结论，而要研究这些现象在特定生产方式内部如何形成、巩固和转化。帝国主义既然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出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那就不能通过呼吁自由竞争的恢复而被真正克服;垄断资本既然已经把生产社会化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它的组织潜能也不会因为签署一份国际协议就自动转向社会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把握的不是某一个垄断者是否“善良”，也不是某一项政策是否温和，而应把握资本关系本身能否继续充当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适当形式。列宁的答案是否定的，但这个否定是有条件的：资本主义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还能通过国家干预、殖民重组、金融扩张和技术革命改变形态;只有当垄断造成的矛盾已经不能在这种外壳内得到稳定解决时，打破外壳才成为现实的历史任务。
最后，这本书的理论力量并不来自对未来的机械预言，其来自它对社会关系内部转化的分析。自由竞争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垄断，垄断又在生产社会化方面推动超越私人资本的条件;金融资本把分散货币资本集中起来，却使所有权与经营进一步分离;国际垄断同盟试图以协定组织世界市场，却把重新瓜分的矛盾放大为世界政治冲突;帝国主义既推动某些地区的发展，又以依附和剥削限制这种发展;战争破坏现有秩序，也使突破旧秩序的物质和主观条件显形。每一个环节都保存了前一环节，又否定了前一环节能够长期稳定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列宁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它道德上的最坏阶段。这个“最高”是一个历史边界：资本主义已经把自己组织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化力量，同时又仍把它关在私人占有和垄断支配的笼子里;笼子可能扩大、改造、重新装饰，但只要其经济基础仍在，矛盾就会在新的形态中继续寻找出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自己能否继续容纳所创造世界的阶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