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论述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它的直接语境是一个精密的辩证转折：马克思先指出，随着协作的发展，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生产劳动的概念扩大了——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就够了;但紧接着，他笔锋一转，“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仅仅“生产”远远不够，工人必须生产剩余价值，才配得上“生产工人”这个名称。这一“扩大”与“缩小”的并置本身已经透露出关键信息：决定工人身份的根本不是劳动的物质内容，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要理解这段话的分量，需要回到它写作的历史时刻。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却同时把工人推入贫困、过劳和依附的境地;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兴起，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却缺乏一套能够穿透资本运动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从1840年代起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经《巴黎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长期锤炼，才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段关于“生产工人”的论述，正是这一理论工程的结晶：它不再满足于道义上谴责剥削，而是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定义权入手，揭示工人是如何在概念层面就被锁定为资本增殖的环节的。其涵义的核心在于，“生产工人”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而非技术范畴。马克思明确说，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一个教员如果同时为校董的“教育工厂”创造利润，他就是生产工人;反之，一个工人即使挥汗如雨，如果他的劳动不与资本相交换并带来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生产工人。这就是说，工人的“生产性”不取决于他制造了什么、付出了多少辛劳，而取决于他的劳动是否被编入资本自行增殖的链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才获得了超越感伤诉苦的理论重量：不幸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一种生产关系把活生生的个人降格为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使工人的主体性、目的性被资本的运动所吞没。马克思在此延续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批判的锋芒，但将其锚定在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构性分析之上：工人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人的本质”然后被剥夺，而是在资本关系中被规定为手段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置于“不幸”的位置。这句话的力量，恰恰来自它拒绝把这种不幸自然化——它指向的是一种可以被历史地改变的关系，而不是劳动的永恒宿命。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
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
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
……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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