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是生命力的特征，正确认识振荡，是维持社会活力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振荡的能力，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死亡了，或者说这个社会是在极端控制之下丧失了活力。于是只能等等野狗的吞食，或者以大震荡结束原来的形态开创新的形态，表现为外部入侵与内部民众的起义。
一般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和谐论是对阶级斗争论的修正，但是它也极大地掩盖了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于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薄熙来主政重庆，突然发现社会问题如此严重，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反腐打黑之后，薄熙来感慨，还有500多命案不能破。
重庆的问题又岂止重庆一地，难道不是遍及中国的现象?和谐――把社会振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却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盲目的和谐仅仅只是为更大的振荡积累能量。社会振荡是一类自然现象，即无法压制，也无法回避。
正视社会的振荡，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延安归来》)的谈话就是一个深刻的正视。正是这种振荡意识，表现为毛泽东领导下的28年，他不断地引导种种政治运动。种种运动即为了摆脱5000年旧中国的影响，也为了化解新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最后，毛泽东仍然意识到兴衰周期率的严峻性，于是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
种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带有浓重的人为的色彩，但是，如果能够明白毛泽东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也就是在承认客观性的前提之下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种种运动的人为因素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无论后人对文革如何形容，但是显然不能否认，文革较之于中国历史上的动荡要好得多――无论是农民起义或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都是社会失衡后的恢复;同样较之于西方引发的战争要好得多――无论是殖民战争还是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权夺利，都是在打破旧有的平衡，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固有的平衡;同样的，较之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规律性出现的危机及于震荡要好得多――也是一类寻求社会财富、权益合理性的过程。
整体上言，文革并非战争，而反对者比较多的是注意到文革负面的作用，而不能注意到文革的正面意义。我们只要以一种客观看待文革结论性的事件“四五”北京天安门事件，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正是那一个事件总结了文革精神。而正是那一个事件所表达的精神奠定了后来30多年中国进步的基础，对于现在思考我们来说，这种认识已经为大量的事实所说明：
1、正是文革中的这一代人承受了改革开放之痛。很难相信，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平静地接受诸如造成千万个家庭陷入困境的下岗运动;也很难相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天理，会在数亿中国农民工身上平静地破灭。试问，没有文革凝聚的全民族实现现代化和牺牲小我为大我的意识，这一切的悲剧能够在平静中发生和消化了吗?
2、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并非一个抽象的规律，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大乱是社会严重失衡的自我调整，大乱是社会意识从冲突达于共识的一个过程。当人们在享受大治的时候，不能正视大乱中的种种争论和教训，大治走向再次大乱的时间能有多久?
3、正是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中国人民应该怎样正视历史。30多年来，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情感和研究方兴未艾，在全国形成关于毛泽东信仰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中国结束无信仰而道德败坏、贪官恶吏横行的社会状态已经不远。
文革仅仅只是一个试验，为中国寻求一种可以接受的，有别于血与火的鼎革的社会振荡模式。寻求这样的一个振荡模式，是毛泽东的重要目的，正如他所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你不信，我信。回顾近30年的社会演变，“七八年来一次”难道不是真的?
但是文革造成的全国性的动荡对于社会的生产力的破坏仍然是我们的民族无法承受之重，于是一种较于文革小得多的，可控制的模式出现了，这个模式就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很可喜的是，2010年1季度的经济报告，重庆市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因为反腐打黑的行动造成生产力的损害，而且达到19.3%的增幅，位列全国前三，也就是说革命与生产在这里得到了统一，有一种社会振荡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薄熙来的重庆经验是否将作为控制社会振荡的新模式予以推广，人们可以试目以待。当然中庸之道在于求索，永远不会有永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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