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

中国政治学应本土化

    

    在高度肯定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蓬蓬勃勃的表面背后也存在着隐忧。
    从2000－2006年的CSSCI数据看，7年间政治学论文引用各类文献共计215851篇次，其中中文文献被引1 16034次，占全部被引文献的54.4％。换句话说，被引外文（包括译文）文献占总数的45.6％。这一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33％左右）。从趋势上看，政治学论文引用中文文献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56.6％降至2006年的52.l%，下降了4.5%；而被引外文文献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尤其是英文文献的比重从2000年的19.8%升至2006年的26.8％，上升了70%。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从正面看，它们说明，中国的政治学者接触、阅读和参考外文学术成果的能力不断增加。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论文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发表于60－70年代以前的过时外文文献的话，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常引用最新的外文出版物，似乎与国外政治学接上了轨。但从反面看，这些数字也说明，中国政治学这个学科受外来影响较大，本土化程度较低，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合法性”）；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接轨心态”呢？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轨”，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轨”？自己这条“轨”是否一无是处？对方的“轨”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两条“轨”接不接得上？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假定西方主流政治学是先进的、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借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某些西方主流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看世界，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如果我们对它们不了解，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奉为神明。但基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精致的思想牢笼。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因而适用于西方。但这些预设未必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那些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无论如何，搞清各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预设是十分重要的。
    不错，许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的确对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具有启发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模型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盲点。由于这些偏见和盲点的存在，这些理论模型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虽然我们中国政治学者生于本土，对本土有深情的关怀和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以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
    由此看来，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大胆向前再跨一大步：本土化。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政治学，放弃对外交流。恰恰相反，本土化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拓宽交流的渠道，不仅与欧美的政治学界交流，也与亚非拉国家的学界交流，并把单向交流变为双向交流。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反对来者不拒，反对盲目接纳。用鲁迅先生的说法，这叫“拿来主义”。本土化也不是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简而言之，本土化的要求无非是三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
    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角色。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我，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再过30年，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60年时，中国政治学界不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还能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5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