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力

——自由六问(之五)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被强制”的感觉是“不自由”的最好证明。“强制”往往与权力有关。人们在权力面前，通常会有一种压迫感，这是对“被强制”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也是人类渴望自由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压迫感是人类情感中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它毕竟不是一种“良好”的感觉)。

如果不能消除强制自己的权力，那么只有获取这种权力才能消除这种不愉快的糟糕感觉，才能得到“自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对权力的追求是那么的执著，为什么权力欲是除食欲和性欲之外人类最普遍的欲望之一，几近于人性的范畴)。

赵汀阳说：“权利必须实现为权力才生效” ，“如果一种自由不能实质化(权利实现为权力)，就等于没有自由”(赵汀阳)。这是极有见地的。按天赋人权的逻辑，自由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问题是，如果没有权力作后盾，自由这个所谓的“天赋权利”又何以可能?换言之，权利(right)必须落实为权力(power)，自由才是具体的，真实的。可见，人类的“权力欲”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可悲的是，这种高大上的对自由的追求异化成了卑鄙庸俗的权力争夺。

权力的确能使掌握权力的人获得自由。然而无论怎样辩解，这种“自由”都是建立在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是以别人的“被强制”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只有获得权力，才能不“被强制”;只有“强制”他人，自己才能得到“自由”。对此马克思说：“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

几千年来，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获得“自由”，既是革命的原因，也是革命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认为，不仅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人，资产阶级也不是真正的人，因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当然，在权力关系还不能消除的时代，用少数人的“被强制”换取大多数人的自由仍是值得的——即使这种自由有“多数暴政”的嫌疑，也比用多数人的“被强制”来换取少数人的“自由”要人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毕竟是一种狭隘的、一部分人的自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在佛教中，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发愿，或者也是这样的境界)。

没有全人类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永远是不可靠、不踏实的：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被强制”、“不自由”，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强制”、“不自由”的下一个。怪不得鲁迅说：“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鲁迅)。

处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沦为“被强制者”的世界中，强制他人的人也决不可能“坦荡荡”，而是怀着“常戚戚”之忧，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离自由还远着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说。其境界之高之远，非常人所能理解。

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原始社会的人类对“权力”不仅毫无兴趣，而且将“权力”看作一种负担，避之唯恐不及，以至于要靠抓阄才能决定谁来“当官”(罗伯特·达尔，第73页)——这是否说明，人类当时的社会关系还尚未被权力关系所腐蚀，人类尚处在“未被强制”的自由之中呢?

自阶级社会出现以来——换言之，也就是自社会分工产生以来，不仅个人的能力随着分工的深化而“畸形发展”，而且，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总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发展(不平等发展)为代价的。正因为这种“旧分工”意味着人的“畸形发展”，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旧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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