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韦维.克切伯尔(Vivek Chibber)，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雅各宾》杂志核心撰稿人，批判后殖民理论与交叉性政治。韦维.克切伯尔剖析了四十年新自由主义如何扭曲了激进左翼，同时也指出左翼如何终于开始重塑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并探讨了未来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当今世界，输出型政治的主导范式仍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外交，其向承接国提出的核心诉求，便是推行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政治。事实上来讲不论是对政治输出国还是被输出国，德莫克拉西制度一定会导致国民发生一种思维异化——即陷入一种认知循环当中：一种被限制在了“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思维不民主，事实上便是权威叙事对思维根基的捆绑。如此，那么大多数人便无法意识到“民主”并非民主，也无法跳脱出“民主”的思维怪圈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矛盾正不断重构，左派思潮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常有人说左翼需要重塑其历史上的力量根基。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左翼实际上正在从头开始。毫无疑问，从当代视角回溯上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俄国的革命理论，抑或其后涌现的诸多探索实践，不管情感上承认与否，都在上世纪末宣告失败。更值得警惕的是，传统左翼概念在近些年被身份政治、环保政治等议题稀释乃至异化，其原初的理论内核与现实关怀逐渐模糊。所以如今的左派更需要以一种另立门户、正本清源的姿态面向社会，这需要我们进行理论的更新迭代以及更优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建构。
01
左翼再出发
能在雅各宾杂志创刊十五周年之际发言，我深感荣幸。在当今环境下，任何杂志能像雅各宾这样长久生存下来，实属不易。而对于一份左翼杂志而言，不仅能生存，还能如此发展壮大、日益精进……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雅各宾是当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左翼刊物。
如今的时代与它创立之初已迥然不同。雅各宾创刊时，美国乃至全球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几乎毫无征兆。我们或许能从占领运动和阿拉伯之春中瞥见一丝微光。但真正的转折点，是2016年伯尼·桑德斯总统竞选带来的爆炸性冲击。因此，若从占领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算起，这十五年来事态接连不断，共同推动了一个看似至少已沉寂许久的左翼力量的复苏。
在目睹这些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我们左翼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看清，一个双重进程正在展开。其首要方面是：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我们首次可以明确地说，那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积累模式，真的陷入了危机。这非同寻常。就在此前五到八年，它似乎还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言——描述现代自由市场世界，最恰当的词就是TINA："别无选择"——即便迟至2009年，这话听起来仍像那么回事。
02
双重危机
但到了2016年，我们显然已深陷一场无人预见的实际危机。这场危机有双重维度。其一，至今仍在持续，是一场意识形态危机，可称之为合法性危机。无论其他情况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也包括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新自由主义在公众中已彻底丧失了合法性。
为何如此?原因不言而喻。引发占领运动的力量，在文化领域掀起政治动荡的力量，同样也是导致其合法性丧失的力量，其根源正是如今笼罩发达世界、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富差距。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不平等。
当然，第二个维度是，伴随着不平等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放缓。自1990年代以来，在整个发达世界，我们目睹了经济节奏从一个商业周期到下一个商业周期的逐渐放缓，这一趋势清晰无误。资本积累率下降了，依附于积累率的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其结果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资本主义时期：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而社会顶层的财富却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集中。
这是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新自由主义推行三十五年后，其在民众中遭遇了巨大的合法性及声望损失，这并不意外。这并非说它曾经具有合法性。在庸俗知识分子中有一种论调，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延续，是因为它赢得了大众的"同意"。它从未赢得过这样的"同意"。它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勉强的"接受"，因为大众看不到其他选择，并且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不满与敌意只是个人感受——只有他们自己才这么想，而其他人似乎都安于现状。
占领运动的意义在于，尽管它本身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纲领，但它向每个人揭示：他们的不满并非孤例，其他人也同样不满。于是，那种对新自由主义事实上的"顺从"，转变成了"拒绝"。
这是意识形态危机。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可称之为政治危机的状况。尽管政治阶层——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主流政党——都清楚这场危机正在发生，但他们却无力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资本力量对此毫无兴趣。
于是，我们便处于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常说的那种特殊境况："旧秩序正在消亡，新秩序却无法诞生。"这正是我们随着伯尼·桑德斯运动所看到的局面，而今天我们仍身处其中。
按理说，这应该是左翼复兴的天赐良机。在这个经济体制内危机四伏的时刻，本可以开启一个工人动员的新时代，我们许多人也曾期待其发生。人们本该看到自1980年代沉寂以来的左翼复兴。这正是今天在座大多数人所投身的事业。
03
从头再来
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努力与其说是"复兴"左翼，不如说是"从头开始"。我们不得不在组织缺失的地方，拼凑起必要的机构。我们不仅需要拼凑这些机构，还必须在左翼内部进行一场近百年来都不曾需要进行的智识、意识形态和政治论辩。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挑战最好被描述为"从头开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什么迫使我们重头来过?这样做面临哪些困难?我们又该如何前进?
我所提及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伴随着工人阶级政党与组织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建立的机构持续被拆解、陷入危机。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尤其在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迅速瓦解，也包括那些曾建立、争取并维系这一福利国家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组织本身的瓦解。
工会以及围绕其运转的所有组织都在被拆解。与此同时，那些领导了工人阶级斗争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政党——无论是叫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工党——所有这些政党都正在被掏空。它们被掏空，首先体现在它们已不再是明确的、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政党;其次，它们与阶级之间的纵向联系正在被切断。
这些联系被切断，部分是因为这些联系依赖于工会的支持和组织，工会瓦解了，联系也随之消失;同时也因为这些政党早已背离了它们曾投身的历史承诺和斗争，本质上蜕变成了"管理型政党"。
于是，高高在上的政党与身处底层的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确实曾与工会运动有着脆弱而真实的联系，而这些工会也确实为它在工人社区中提供了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锚定"——但到了1990年代，这一切也已荡然无存。
因此，当2000年代初及2010年代开始出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呼声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建制派的危机，还有一个在此时已失去其百年来所关联和认同的核心选民基础的左翼。当然，这是由于缺乏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表达所导致的。但它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不仅现有的左翼未能组织其阶级基础，甚至连阶级基础本身的核心地位都遭到了质疑。
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它赢得了大众的"同意"。它从未赢得过这样的"同意"。
到了2000年代初，你会发现，在1980年代至2000年代初这段时期，我们经历了自188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时期——在发达世界，阶级斗争几乎完全缺席。从1880年代起，历史记录显示，每隔二十到三十年，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就会掀起一波工人阶级的动员浪潮。然而，从197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乃至欧洲的工会运动被摧毁，明确由工会领导的运动和动员令人难以置信地销声匿迹了。
结果便是，自工会运动诞生以来，我们首次失去了政治教育的主要机制之一。每一代工会斗士、社会主义者和政党活动家，都会每隔二十到三十年，从这些运动中吸收并教育下一代。他们无需从零开始摸索。他们会部分地受教于上一轮运动中的前辈;左翼内部一直存在一个累积性的政治学习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在长达四十年几乎毫无斗争的情况下，这一传统已然中断。不仅如此，政治厌恶真空。政治话语依然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激进"姿态、某种左翼标签依然存在。但这是第一次，这种"激进主义"几乎完全来自精英机构——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在占领运动和伯尼·桑德斯之后，当左翼试图重新振作时，"成为左翼意味着什么"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曾经由劳工运动、工运斗士、阶级斗争工会主义者所占据的空间，如今已被教授群体、NGO-大学复合体、政客和记者所填补。
由于失去了与工人阶级的直接理解和联系，左翼不仅退守到如今所谓的"身份政治"之中，甚至开始质疑阶级组织在左翼事业中的核心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质疑社会主义者所坚持的"普遍主义"、作为其社会分析基石的"唯物主义"、以及将资本主义视为核心挑战和组织焦点的定位。所有这些传统都已丢失，而且恰恰是在"激进主义"的旗帜下丢失的。
因此，左翼不仅在组织和政治上变得虚弱——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混乱。这种状况至今依然存在。
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需要你为"阶级的首要性"进行辩护的左翼。当你这样做时，甚至要准备好受到来自"左翼"的攻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后果。今天相当一部分左翼，其思维仍内嵌于新自由主义之中。它无力挑战新自由主义，因为它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由普通劳动人民充当核心政治行动者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我认为可以公允地说，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不得不在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重建其政治计划的支柱。不仅是"复兴"它们，在更真实的意义上，是"重新打造"它们。我们正在做的，是"建立"——而非"复兴"——那些曾经将左翼与其历史选民(即工人)联系起来的机构和政治视野。
04
重拾方向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从过去十五年主导激进政治的、那种纠缠于交叉性与身份认同的迷思中挣脱出来。这正是雅各宾的核心使命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左翼不可或缺的阵地，因为没有其他机构能理解：若不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境况为核心关切，一切计划都将是空谈。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劳动人民"并非全是白人，也并非全是男性。我们谈论的远不止异性恋白人男性——那是某些"激进分子"喜欢假想的样子。工人阶级正迅速以女性和有色人种为主体。
对他们而言，为生计、住房、医疗保健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构成了他们生活的核心。因此，雅各宾杂志致力于捍卫并推进这一智识计划，其面临的挑战正在于此。一本杂志的力量固然有限，但仅此一项，它已贡献良多。
我们今天的努力与其说是"复兴"左翼，不如说是"从头开始"。我们不得不在组织缺失的地方，拼凑起必要的机构。
由于左翼放弃了阶级的语言和政治，放弃了经济诉求的优先性，转而专注于身份和文化议题，结果反倒是极右翼，而非左翼，成功利用了这场危机。因为极右翼明白一个左翼已经忘却的道理：如果你走近人们，与他们谈论切身的生计问题——无论你用多么糟糕的言词包裹它——只要你告诉他们"我们关心你的工作、你的福利、你的权益"，他们就会向你靠拢。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基本上是在从头开始。这不仅是为了重建那些已经衰败、任其瓦解的组织，更是为了至少重新找回社会主义者曾经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明确你的选民是谁、你试图组织谁、以及你的斗争对象是谁。
05
曼达尼的启示
但这里有个好消息。在失败、困惑和衰退的背景下，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学习过程也在发生。恰恰因为身份政治及其咄咄逼人的"觉醒"变体在实践中显而易见地徒劳无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明白，整个"交叉性"文化氛围对实现进步派传统目标而言，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
而佐兰·曼达尼竞选活动的非凡成功，正是这一转变的最佳例证。
曼达尼的竞选有力地印证了那个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曾是常识的基本洞见：把经济问题搞明白。你想把人们团结起来?你想组织一个多种族、多文化、性别表达多元的工人阶级?他们首先是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经济处境。聚焦于此。
你们不仅退守到如今所谓的"身份政治"之中，甚至开始质疑阶级组织在左翼事业中的核心基础。
桑德斯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你问桑德斯任何问题："今天天空是什么颜色?"他会回答："60%的美国人入不敷出，靠薪水度日。"你问伯尼·桑德斯："你的生日是哪天?"他会说："嗯，事实证明，全民医保是解决这个、那个和那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从未有人能像伯尼·桑德斯这样，无论话题如何，总能坚定不移地回归经济核心。
如果你五年前观察曼达尼，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精英化、封闭、带有浓厚身份政治色彩的美国左翼，那种典型活跃于校园政治的人物——与桑德斯文化截然相反。但今天，在他的纽约市长竞选及其公众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戏剧性的、几乎是颠覆性的转变。四年前，他身上还带有我所批评的许多特质。但今天，他已成为一个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将竞选完全聚焦于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
他成长为今天的样子，是对左翼基本常识的非凡证明。这表明，完全有可能从所谓的"觉醒"激进文化深处走出来，认真对待真正的政治，发动一场群众性运动——并有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下一任市长。
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挑战，仅此一点，就既标志着这个新兴左翼运动的迅速成熟，也预示着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想重点探讨我们在建设这个新兴左翼时所面临的任务与议题。
06
前路任务
这个"新新左翼"也好，"新老左翼"也罢，其核心特征在于，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受到我所阐述的那些因素制约：即它仍然未能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起组织、文化或制度上的根基。
因此，它目前争取政治进展的唯一途径，几乎完全依赖选举。通过传递信息——幸运的是，曼达尼在政治传播上是位难得的人才——向人们展示这里有人愿意为你而战，并希望能推动相关议程立法。
但必须清楚，过去六到八年左翼取得的几乎所有政治成功，都纯粹是选举上的成功。这些成功并未带来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相应增长。这使得他们过于聚焦选举，将其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但我认为，若复兴的左翼希望持续前进、取得更多进展，就必须修正这一观点。它必须将选举主要视为一种工具、一个跳板，用于建立阶级组织，而非主要政治手段。
你或许能在这里或那里赢得选举。但我认为，若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作为支撑，这种成功几乎不可能持久。因为没有基层组织，你就无法与选民建立直接联系。相反，你只能依赖媒体。而媒体掌握在谁手中?——控制生产资料的同一批势力。无论你如何通过社交媒体、YouTube、TikTok等渠道扩大影响，要想赢得意识形态斗争都将极其困难。
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家在资源上的压倒性优势，也因为"信息传递"本身极不精确。它甚至不是科学，顶多算是一门艺术。你抛出一条信息，如果是从"三万英尺高空"发出的，很难预测目标人群会如何解读和吸收它。
如果你在明尼阿波利斯、密歇根或缅因等地赢得了选举胜利，在我看来，你必须利用这些胜利作为跳板，将你的根基(锚点)深扎于阶级之中。首先，必须通过建立工会来实现。
左翼历史上从未有过脱离工会而能持续成功的先例。原因显而易见。这不仅因为工会能赋予你对抗资本的力量(这本身就至关重要)，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工会有助于塑造你试图依靠的阶级身份;工会能建立人们不仅对组织、也彼此的信任;工会赋予人们一种集体使命感。一个只顾选举、忽视工会建设的左翼，迟早会失败。
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需要你为"阶级的首要性"进行辩护的左翼。
理由很简单。一旦你赢得选举，整个统治阶级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你。他们会破坏经济，让你施政寸步难行。
而如果你与你试图代表的人民之间没有持久、面对面的联系，他们迟早会转而反对你。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当选，可能会伴随治理质量、经济状况甚至民生水平的急剧恶化。
即便赢得选举，那也仅仅是重建组织的第一步。此外，你必须建立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能只在每两年或四年的选举季才去敲门拉票，不能只为了告诉人们你的候选人更好而接触他们。这个"机器"必须与你试图争取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社区，必须每天与他们交流。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制定出真正反映他们诉求的纲领。这个纲领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而是他们自身利益和愿望的表达。他们会为之奋斗，因为它源于他们自身。
如果将"选举主义"定义为仅仅通过选举来寻求权力，那么它对左翼的未来而言是非常局限的。我们目前应当感激选举带来的活力，因为现阶段能量确实集中于此。但在我看来，它必须被视为迈向更可持续战略的一步：即重建左翼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拥有的、扎根于工人阶级内部的那种组织性力量。
其次，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认真对待"政党问题"。目前，社会主义者正尽其所能地利用民主党、投票提案和独立竞选路线。但终有一天，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这不一定是为了参加选举(在美国，第三党参选几乎不可能)，但绝对是为了组织阶级：需要有干部队伍，干部需要承诺于一项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不仅仅是空谈"我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开展全国性的运动。
如果你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那么历史上从未有过脱离工人阶级政党而取得社会民主进步的先例——那不能只是有些工人参加的社交俱乐部。
最后，我想以此作结。仅仅为了启动这个过程，我们就面临一项智识挑战。
新自由主义黑暗时代的四十年将激进左翼驱赶进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其后果之一，便是其中的社会主义者身陷一个充满敌意和异化的环境：他们不断被指责为对这个议题"不敏感"，对那个群体"还原论"，被贴上各种"本质主义"的标签。我从21世纪初以来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者对其自身理论和政治的信心严重丧失。
如果我们想要前进，如果不仅仅要复兴平民主义左翼，更要复兴社会主义左翼，就必须再次自信地拥抱那些曾经定义社会主义左翼的信念和原则。我们拥有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无论它存在何种缺陷，它仍然是目前最优秀的理论。没有其他替代品。如果你看到缺陷，就去发展它、完善它。它是一个研究纲领。找出问题并修正它，而不是为此感到尴尬。
必须致力于普遍主义。没有普遍主义承诺，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种承诺意味着反对一切压迫，无论发生在哪里，无论针对的是深色皮肤的人还是全球南方。我们必须停止将其"异域化"，停止将其简化为关于奇风异俗、独特宇宙观或时空观念的有趣故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深色皮肤的人为之奋斗的东西，与白种美国人和白种欧洲人并无二致。过去三十年间，所谓的"后殖民理论"竟能自诩为激进主义，而实际上它不过复兴了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思维，这实在令人汗颜。我们必须回归古典左翼的普遍主义传统。
必须明白，真正的政治基于唯物主义。这意味着你的纲领应立足于人们的物质利益——而非某种"感觉"或抽象的"价值观"。你是在为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而斗争，在此前提下，阶级的核心地位无可置疑。如果你自称左翼、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却不能接受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那你就站错了队。
不存在不优先考虑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因为即便是面对性别、种族等社会身份议题，你也必须做出选择：你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是为种族化的精英服务，还是为种族化的工人服务?不存在抽象的反种族主义。只有精英的反种族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反种族主义。如果你真想改善遭受种族压迫的劳动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所赋予你的杠杆力量。身为左翼，就无法回避阶级的核心地位。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我们或许会经历社会民主主义的阶段，那只是一个中间站。但最终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具有普遍包容性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信念曾是左翼的常识，如今却成了少数派。我们仍需为其奋斗、为其辩护。除非我们将它们重新置于我们智识事业的中心，否则我们的政治事业将举步维艰。
我对此保持乐观。曼达尼的胜利是一个分水岭。它重新激活了桑德斯竞选所启动、但在过去几年中势头渐衰的进程。
我们在组织和政治上最大的挑战，是利用这些选举胜利，重建左翼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在智识上，最大的挑战是回归并致力于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佳工具。
希望在雅各宾杂志二十五周年、甚至五十周年庆典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还能相聚于此。因为，要推进这项事业，没有比雅各宾更优秀、更重要的左翼阵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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