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说沃尔玛、亚马逊与NHS已经分别说明，计划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属形式，公共所有制也不会自动产生民主规划，那么苏联的经验则迫使这一讨论面对最沉重的历史反例：一个大规模取消市场、实行国有化并建立国家计划机关的社会，为什么最终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形成一种能够稳定处理复杂经济信息的规划体系?菲利普斯和罗兹沃尔斯基在本章中并不回避古拉格、清洗、饥荒与苏维埃民主的消亡，而是试图重新检验一个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究竟是计划必然导致专制，还是专制首先摧毁了计划赖以存在的信息与民主基础?作者的回答十分明确——用计划取代市场或许是平等社会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计划本身必须是民主的。
苏联计划体制的形成，本身也远不像后来想象的那样源自一套预先设计好的社会主义蓝图。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面对战争、饥荒、市场崩溃和生产失序，只能不断通过临时性的国有化、征用和行政协调来应付危机;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新经济政策又重新引入市场机制，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是在这一反复试验中逐渐取得中心地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筹备时，问题已经不仅是技术上“能否计算”：增长目标在政治压力下不断被调高，呼吁谨慎的专家可能被视为“破坏者”，不够乐观的分析甚至会使其失去职位。与此同时，苏维埃、工会和党内派系这些原本可能提供独立反馈与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也不断萎缩。计划由此越来越不是社会成员共同协调生产的过程，而成为一个由上级设定目标、下级负责服从的等级体系。
因此，本章真正值得保留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苏联不算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一个更严格的制度命题：任何复杂的经济规划，都必须拥有让坏消息能够向上传递、让错误能够被指出、让决策者能够被纠正的机制。如果专家害怕提供“不正确”的数据，管理者害怕承担决策责任，基层生产者没有能力质疑不切实际的指标，那么集中起来的并不是全社会的知识，而只是经过层层筛选后符合权力期待的信息。作者因此认为，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并非计划产生了专制，而是专制反过来破坏了有效计划所必需的信息质量。这也把社会主义规划的问题重新从“国家能否计算整个经济”推进到了“谁能够参与计划、谁能够提供信息、谁有权说计划错了，以及说错以后是否仍然安全”。国有化能够取消私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国家计划能够在宏观尺度配置资源;但只有民主、独立反馈与真实的社会参与，才能使这种计划不再退化为少数人为整个社会下达指标的行政命令。
苏联——他们真的计划过吗？
“关于沃尔玛和亚马逊，甚至NHS的这些事情，似乎都挺好的，”我们能想象您会这样抱怨。“但是曾经有一个叫做苏联的东西。或许您听说过?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那里有古拉格劳改营、秘密警察。数百万人被杀，裤子上没有拉链。没有菠萝，也没有猫王。而苏联的崩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计划的不可能性，你不觉得吗?”
针对苏联的左翼批评者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其失败的解释：革命前经济落后且本质上是封建的;西方持续存在的生存性军事威胁带来的压力;列宁主义组织结构中所谓的民主缺失;或者是前沙皇官僚的阶级利益——这个缺乏经验的工人国家曾不得不倚赖这些官僚。
这些对斯大林主义崛起的左翼解释不一定是错的。但此处我们更关心保守派提出的理论——对他们来说，不可避免的极权主义可以直接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同样，我们关心普通大众是如何逐渐认同这一解释的——苏联不仅表明了计划经济不起作用，而且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专制的。
我们的论点是，虽然用计划取代市场是实现平等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计划必须是民主的。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逻辑是颠倒的：不是计划导致的经济信息退化催生了专制主义，而是专制主义推动了信息退化，从而瓦解了计划。
关于布尔什维克实验失败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逐一复述这些论点对我们来说将是乏味的，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也将是沉重的负担。然而，任何讨论计划经济的书籍都无法避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实验——或者至少是沃尔玛之前规模最大的实验。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苏联的历史都贯穿于整个政治光谱的经济意识形态之中。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尽可能简洁的叙述，摆脱上个世纪最糟糕的经院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例子，从而厘清计划——以及计划的缺失——在苏联悲剧中的地位。
01.边干边编
说来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将要进行上个世纪最激进的经济实验，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带着明确的经济战略上台执政。他们没有现成的蓝图来说明社会主义如何实施。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或许已经精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但对于他们所期望取而代之的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却几乎没有留下具体的描述。
1917年4月，弗拉基米尔·列宁从瑞士流亡归来回到彼得格勒，他对经济计划也仅勾勒了粗略的轮廓，几乎未对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划。他的“四月提纲”是针对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一系列演讲，其中列出了立即结束战争、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将全部国家权力移交给苏维埃(直接代表工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必要性。这包括立即将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控制的单一国家银行，但仅此而已。第八条提纲警告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不同于纽拉特对社会主义产业必须如何组织的详细理论化，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很少关注夺取政权后经济将如何运作。
在他6月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苏维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中，列宁宣称，应对当时摧残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方案是立即公开资本家的利润，“逮捕五六十个最大的百万富翁”，并将“控制(control)”权移交给工人。然而，俄裔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在他1969年出版的《苏联经济史》中指出，俄语单词“kontrol”本身并不意味着“接管”，而更类似于法语“contrôledesbillets”蕴含的检查和核查的意味：“(列宁)强调的是防止资本家的破坏和欺诈。然而，‘kontrol’时不时地会演变成控制(control)，发展成为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完全监管，乃至实现粮食与制成品交换的‘全国性组织’等。但具体如何实现则仍不明确。”
随着1917年的推进，铁路系统崩溃、雇主破坏生产、饥荒威胁逼近、全面混乱不断蔓延，工人“控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便开始以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摆在了人们面前。无论是由国家还是由工人来执行，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要克服迅速蔓延的混乱，就必须对生产和分配进行某种形式的协调。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道，资本主义已经在自身内部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协调机制，其“资本主义的残害”可以简单地被砍掉：一种有用的会计工具，以银行、“辛迪加”(实际上是企业集团)和邮政服务的形式。这种工具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现成地拿来”。我们开始看到列宁意识到奥图·纽拉特提出的对经济计划的同样需求：“设立一家规模最大的单一国家银行，在每个农村地区和每家工厂都设有分支机构，这将构成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九成核心架构。这将是覆盖全国范围的商品生产与分配核算体系;可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框架的基本骨架。”
然而，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十月革命掌权后立刻将整个经济国有化。中央计划的推行过程零散且临时性——往往是对正常市场关系破裂、物资短缺加剧以及内战蔓延全国所引发危机的应对措施——而非通过逐步实施全面取代市场的战略方案。1917-18年的冬天严寒逼人。随着工人离开城市寻找食物，工厂因劳动力短缺而被迫关闭，这进一步加剧了产品短缺，而政府试图通过国家或合作社来定量供应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是生存的必需而非意识形态，驱动了国家对消费品私人交易的禁令。根据诺夫的说法，随着必需消费品、原材料和燃料耗尽，“国家控制、国家经营乃至最终的国家所有制，其程度出现了一次致命逻辑上的层层升级。”
11月27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了一项关于工人控制的法令，赋予工厂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他们现在可以“积极干预”生产和分配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决定对工厂所有者具有约束力。然而，该法令与其说是为工厂委员会接管生产开了绿灯，不如说是对几个月来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法律认可。正如诺夫所疑惑的，这是kontrol还是control?
国有化的规模和进度表同样模糊不清。当时的苏联学者对于党是否真的有一个将所有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的基本计划，也存在分歧。
尽管如此，1917年12月，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Vesenkha，简称VSNKh)还是成立了，旨在制定规范国家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它有权征用和强制“联合”各个工业部门。在早期，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各个部门甚至包括经理和企业主，他们的人员构成经常与革命前就存在的行业辛迪加(行业协会)重叠。正如诺夫指出的那样，就连办公室和大部分员工都保持不变。
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将民主原则推广到目前由非民选产生的私营公司所有者管理的所有经济领域，那么如果经济决策由非民选产生的官僚而不是非民选产生的老板做出，对工人——或者对社会中的任何人——有什么区别?民主是社会主义跳动的心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就是防止经济效率低下的关键制约因素。
因此，在十月革命时期，很可能至少有一些思潮认识到，虽然国有化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但它不应该代表最终目标。这种倾向在更为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中尤为明显，尽管也有其他人认为立即废除国家是一种极左幻想。虽然整个商船队在1918年1月被正式国有化，但部分国有化措施甚至是因为雇主拒绝工人委员会的管理，并倾向于选择国家接管这一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未经授权的产业国有化呈现的混乱以及其广泛性使中央当局感到不安;同年，他们颁布法令，未经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批准，不得进行任何征用行为。然而，到了6月，随着一项将所有工厂国有化的法令通过，遏制国有化的努力全面逆转，开启了通常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对外贸易、城市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均置于国家直接掌控之下;与此同时，为了遏制饥荒的威胁，余粮收集制被引入——这一措施后来被证明极其残酷。这一举措与其说是为了支持自下而上的国有化，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不如说是为了在愈演愈烈的内战中恢复一点秩序。这场内战已经蔓延到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布尔什维克红军、“白军”(保皇派、保守派以及由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十个外国军队支持的准法西斯势力)和各种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物资和食物供应被切断以及通讯的中断加剧了危机，短缺愈发严重。最重要的是，3月份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为结束一战东线战事所规定的条款具有惩罚性：俄国的大片耕地和重要工业区落入同盟国之手;西方国家则作为一个整体联合对这个新生的工人政府实行海上封锁。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1年，所有工业的总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二;煤炭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钢铁和电力生产(若存在)减少了大约五分之四，而进口下降了85%，出口下降了近99%。
恢复秩序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是人心所向。事实上，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反复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同样推行了广泛的国有化——或至少集中了投资决策权、实施配给制度，并对经济实施相较于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体制下更为严格的国家管控。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正如20年后的罗斯福或丘吉尔一样，赢得战争与市场的低效率发生了冲突。国家控制范围的扩大背后存在着一种致命的逻辑。
尼古拉·布哈林和卡尔·拉狄克等左翼反对派人士反对列宁的纪律和管理权威倾向，甚至反对物质激励、计件工资以及向专家支付高于其他工人的工资。这些现象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和民主目标的否定，尤其是对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一愿景的否定。但与此同时，内战一旦失败，就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的消亡。列宁本人早些时候阐述的崇高目标将不得不被搁置。俄国落后得无可救药，经济已被彻底压垮。布尔什维克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坚持下去，希望世界革命能够蔓延到德国或英国等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才将是世界革命的诞生地，而不是像俄国这样仍然以封建经济为主的落后地区。
卢布崩溃后，公共支出转而通过印钞方式筹集，大量经济主体的日常开支便直接从财政预算中拨付;结果，实际的现金支付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地方经济委员会决定，国有工业企业应根据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指示，将产品交付给其他企业，而无需付款，并且它们应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所需的材料和服务。铁路和商船队也应免费运输货物。随后，国有部门的工人，以及后来的其他城市工人，甚至一些农村居民，都不再需要为他们微薄的食物配给付费(“免费配给，当有东西可以配给的时候”，诺夫写道)，而邮政、交通和其他市政服务是免费的，工资大多以实物支付。支出更多地成为一种簿记行为，而不是交换。正如诺夫描述的那样：“货币在国有经济部门失去了有效的功能。”
到1918年底，一个只负责分配问题，被称为利用委员会的新机构，开始起草物料平衡表——这是在随后几十年里将发展为更宏大的苏联计划体系的萌芽。对无货币社会的意识形态愿望与危机经济的迫切需求融合在一起。到1919年，共产党纲领的草案规定，交易应坚定不移地被“有计划的、政府组织的产品分配”所取代，同时应为“废除货币”做好准备。有些人甚至从理论上提出，正是革命本身的混乱，才会导致货币和市场商品交换等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消亡。
起初，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在崩溃中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与其说是中央计划，不如说是缓解灾难的破坏。它命令必须生产什么，分配可以分配的东西，并试图在经济部门之间引入协调。尽管如此，到1919年9月，布哈林估计，大约80%到90%的大型工业已经国有化。然而，较小企业的征用被认为“绝对不可能”，因为它不可能组织这种小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当年早些时候的一项法令禁止国有化少于五名雇员的作坊，尽管这种规模的企业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临时的国有化，但没有任何连贯的计划，因为当局(在他们存在的地方)只是在“从瓶颈到瓶颈”之间仓促应付。与此同时，庞大的地下经济加剧了短缺和通货膨胀，并将资源从战争优先事项中抽走。因此，在1920年11月，尽管行政管理者完全无力且明显缺乏意愿以其初级的计划能力去处理成千上万个微小企业，一项法令还是宣布将所有小规模工业国有化。
虽然列宁最终成功地在工作场所重新确立了一长制的原则，但这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一些地方，这意味着一名工人负责，由一名专家——本质上是革命前的经理——提供建议。在另一些地方，则意味着由一名专家负责，由一名工人政委提供建议，后者有时可以提出质询，但不能否决前者。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一个政治派别，称为“工人反对派”，他们希望工会对经济进行控制，而红军司令、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内战胜利的缔造者的列昂·托洛茨基，则寻求劳动力的全面军事化。他认为，灾难的紧迫性证明了临时建立一支在军事纪律下运作的“劳动军队”是合理的。但如果将这些争论视为发生在右翼(中央集权、更威权主义的倾向)与左翼(更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之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争论非常激烈，关键人物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问题的各个方面摇摆不定。列宁本人——尽管他支持为了整体利益而实行更严格的纪律和更集中的管理，甚至视情况支持劳动力军事化——认为托洛茨基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工会需要保持其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重要职能。正是因为当前严峻的形势要求对社会主义目标进行如此官僚主义、集权主义的扭曲，他认为工会有必要保持独立能力，以在这个或那个工厂体现其成员的利益。工会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会将工会转变为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管理部门，代表管理层相对于工人的利益，这将与他们代表工人相对于管理层的利益的历史作用相冲突。尽管如此，建立更强纪律的努力导致党对工会的控制越来越强(在某些情况下是自愿的，因为相关人员往往同时是两者的成员)，而且，后来，随着苏维埃民主最终被扼杀，这里的矛盾最终以国家胜出而告终。
02.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古拉格
如上所述，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补充那些卷帙浩繁的历史记载——关于清洗大部分缔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30年代初导致多达1200万人丧生(主要是乌克兰人)的大饥荒、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古拉格、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起义的镇压，以及入侵阿富汗。然而，我们有兴趣考虑这种这种恶化的经济学机制，特别是计划是否导致(甚至助长)专制主义的兴起——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诺夫以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所认为的那样——或者相反，这些分析家是否颠倒了：事实上是否是专制主义从根本上破坏了计划。
十月革命之后，农民立即开始夺取大部分土地，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虽然土地重新分配符合革命的既定目标，并受到新兴政府的鼓励，但这一过程很快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无法养活城市群众的局面，这场危机在城镇和乡村之间造成了严重对立，而这种对立最终只能通过一种残暴手段来解决——这一行为必须被列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当然，农场和大型庄园的重组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当农民们为如何分配土地而争吵时。农民有着贫富之分。有些人希望解散庄园，而另一些人则赞成生产集体化。但城市中的饥饿并不是这些斗争的结果，而是城市工人和农民的直接利益之间的矛盾，无论人们如何强调工厂里挥舞锤子的人和在田里挥舞镰刀的人的团结。大多数农民不是受老板雇佣的农业工人，而是更像封建农奴，尽管农奴制已于1861年正式废除，但贵族或国家仍直接没收部分农产品并出售至市场。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的巨大财富来源正是这种季节性的，针对农民的直接掠夺。因此，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动机是生存的需要，是为了确保在地主拿走他的份之后还有足够的剩余食物可以吃。
在彼得格勒，面包的定量供应非常不足，工人们为了养活自己开始迁回他们的村庄，其中许多人在不到一代人之前还是农民;一些工厂甚至由于工人短缺而不得不关门。新政府陷入了困境。最好的选择是生产大量农民可能想要的轻工业品和消费品，从而激励农民生产足够的剩余产品来购买这些物品，他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了在重新分配的小地块上从事自给农业的小农。革命和内战造成的破坏和混乱已经使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由于始终需要重工业生产武器和车辆来打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即使内战在1920年已出乎意料地朝着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方向逐渐结束，但革命者仍然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即更富有、技术更先进的外国军队随时可能重新入侵。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一个悖论：转向轻工业生产可能会导致革命从外部被粉碎;但如果他们不转向轻工业生产，革命很可能会从内部被粉碎。
简而言之，早期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农业部门尚未融入资本主义。倘若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使这些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正如过去几个世纪西欧的情况那样——那么这些工人就会与城市和乡镇的产业工人在生产集体化方面产生直接的共同利益。然而实际情况是，革命解放他们的方式是让他们成为小农。
粮食短缺导致囤积、投机，进而导致通货膨胀，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短缺。1918-1919年间，约60%的城市消费都通过黑市进行。
正如生产、分配和业已崩溃的市场等其他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央当局越来越倾向更为激进的分配机制。供应人民委员部(Narkomprod)在1918年5月被赋予武装征粮的权力。它的官员，连同工人武装和秘密警察(契卡)的队伍，查抄了那些被指控囤积的人的存货，同时煽动贫农开展了一场从所谓的“富农”那里没收粮食的运动。这种随意的粮食征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规范化为“余粮收集制”，这是一种强制购买制度，价格固定但低得毫无吸引力，令人想起沙皇在一战期间推行的早期粮食没收政策。粮食价格如此之低，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和没收没什么区别，因为用如此微薄的金额几乎什么都买不到。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农民进行了反抗，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征粮队来过以后剩下的粮食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暴动并不少见。这种政策只会加剧短缺和投机行为，因为农民会藏匿粮食，在黑市上出售，或者干脆不播种——既然你的全部劳动成果都要被夺走，那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采购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以上，粮食总产量却暴跌了。
内战、余粮收集制以及东部和东南部的严重干旱，导致1921年的粮食收成仅为战前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二多一点，由此引发了一场饥荒，加之斑疹伤寒疫情肆虐，尽管当局在受灾地区提供了紧急救济并免除了粮食税，仍然有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出于对地主卷土重来的恐惧，农民仍然对布尔什维克足够忠诚，从而确保了他们能在1922年赢得内战。与此同时，尽管布尔什维克对“自私”的农民不愿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生产感到愤怒，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几位主要布尔什维克领袖开始争辩说，紧急征粮并不是解决城市工人和农民之间利益冲突的长期方案。如果没有对农民的某种激励，农业生产力就不可能提高。一旦实现了脆弱的和平，领导层便开始审视“战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灾难的规模，他们确信有必要从其他人认为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大步前进的道路上撤退。政府面临的不仅是农民起义：彼得格勒的工人也在因为微薄的面包配给量而罢工;余粮收集制正被一项远低于征粮目标的粮食税所取代;此外，内战末期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舰队驻地)爆发的水兵起义，也坚定了领导层必须退却的看法。因此，到1923年，播种面积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尽管收成仍然低于1913年，但粮食短缺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
新经济政策将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方针，重新引入市场元素，目标主要发展私有农业和相当规模的私营轻工业部门——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认为，这一让步很可能需要长期坚持。列宁希望最多二十五年;其他人认为这将是最短的时间。
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将私人贸易合法化的举措迅速取得了成效，农村消费品领域尤为显著。已被国有化的小型作坊被租赁给企业家和合作社，而国家则掌控着重工业、金融和对外贸易。废除货币的论调销声匿迹，国有企业如今必须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运作。生产所必需的资源——特别是燃料——须以销售收入支付，而不再依赖中央的廉价信贷。同样，工资重新以现金发放，市政服务费用也恢复征收。工厂将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性单位运作，追求盈利、避免亏损。石油和木材开采权甚至向外国资本开放，以期引进亟需的现代机械设备。
由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大量商品通过重新引入的市场进行配置，很难说还有多少计划性可言。重工业战略部门受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相应部门的严密指挥，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何时生产，而消费品工业则可以自行制定生产计划，以市场为导向。此处再次引用诺夫的话：“‘计划’一词在1923-1926年与后来的含义截然不同。那时候没有完全制定好的生产和分配计划，也没有‘指令型经济’。”取代操作性计划的是预测、建议和指导方针，这些预测、建议和指导方针允许上级讨论战略投资决策的优先事项。在许多方面，当时取得的成果与战后时期一些更具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西方经济体并无根本差异，因为诸多经济制高点，特别是煤炭和钢铁，均由公共部门掌控——尽管其发展进程可能更为断断续续，因为这个组织涣散的新生国家仍在逐步巩固自身。
与此同时，内战严重削弱了公民自由，也使苏维埃民主萎缩殆尽。数百万工人——包括其中参与政治最活跃者——在战斗中丧生。幸存者之所以存活下来，要么是回到农村勉强糊口，要么参与黑市活动，要么被吸纳进新的国家机器。政府的日常运作依赖于沙俄时代的官僚，所谓“无产阶级消亡”的说法几乎不算夸张。苏维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由工人统治的机关，而只是为了工人而存在的机关——甚至是由官僚统治，为了官僚而存在的机关。苏维埃不再有任何真正的直接权力行使。在与各方敌人进行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公民自由受到的限制从未削弱——即使在取得了脆弱的胜利之后也是如此。由于大多数政党在十月革命后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到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剩下的有效政党。政治分歧是通过党内的派系，而不是党派之间表达的。但在1921年，由于喀琅施塔得起义者中回响着党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且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起义，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深感不安，因而犯下了也许是其最大的错误：他们立法禁止党内的派别活动——这为后来十年中的斯大林化进程铺平了道路。这一禁令的本意是局势稳定前的临时措施，然而即便是支持者也对其后果忧心忡忡。
整个1920年代，尽管官方明令禁止派系，但关于“怎么办”的争论无处不在，只是论辩已渐趋粗糙。1924年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中央”派系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崛起并登上了权力宝座，该派系在继续新经济政策和以快速扩张重工业的名义重新推行农业集体化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讨论会上，常常会遭遇成群的斯大林派闹事者，他们用冷嘲热讽、奚落和嘘声来搅局，甚至大打出手。伴随这种流氓行为的是秘密警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日益增强的统治地位。从1926年年中开始，大多数反对派人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均被逐步逐出有影响力的职位。反对派人士(或任何被怀疑为反对派的人)在夜里被从床上拖走，未经起诉就被监禁或流放。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被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随后，在1929年，左翼反对派被击败后，斯大林将矛头转向了最后一批批评专制蔓延的人，布哈林就在其中。布哈林承认了“意识形态错误”，并被短暂地恢复了部分名誉，但几年后，他也会成为大部分缔造革命并在大清洗中以各种方式遇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内战结束后，经济总体上增长迅速，但这主要依靠重启、修复和改造现有产能、重新铺设受损铁路以及吸纳可用的工厂劳动力来实现。工业产出受到资本匮乏和战争中熟练劳动力损失的阻碍，仍然疲弱。处于战时共产主义剥夺政策之核心的城乡对立，并没有随着经济复苏而消失。直到1928年，木犁和手镰仍然是数百万小农户的主要工具。要超越战前原有状况的水平，就需要进行更大的投资来开发新工厂。
从20年代中期到后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与其说是结束了，不如说是被另一番图景遮蔽了。价格管制实验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越来越多的商品品类上铺开，这促使生产者限制产量，再次导致多种商品出现短缺。于是，当局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松此类定价政策，基本由新经济政策下的市场来配置商品;要么对关键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更为系统的控制。后者对许多人显然更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但推动行政管制扩大并最终促成更集中化的计划的，其实是严重的短缺与瓶颈，而非对社会主义重新燃起的狂热。
最终，这个国家面临着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后来都面临的相同的发展问题：谁来承受为实现必要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的沉重代价?从1926年开始，快速工业化的路线日益压倒依赖于私人农业和轻工业扩张的平衡、较慢的增长，而这一转向又以对农民的极端暴虐为后盾——与之相比，连战时共产主义的征粮政策都显得仁慈。
那年秋天，一次党代会支持重工业优先于国有部门中的其他行业，旨在迅速赶上并超越最先进的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起草一项长期计划。这项任务落到了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政府下属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身上。
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21年2月，其任务是制定整个国家的统一经济计划，提交给其上级决策机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本身是一个经济-军事内阁，其设立旨在使俄国超越内战期间那种临时性的计划方式。国家计划委员会还负责制定预算，并研究货币、信贷和银行体系的各种方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会计专家们——其中许多并非布尔什维克党员——构建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亦即对国家经济活动(涵盖生产、收入与支出)的全面统计。少数西方国家在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采用这种做法，但只有在二战后才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1926年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得到加强。到192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与此同时，要求采纳更高增长目标的政治压力日益增大;初始版本后来被一个“最优版本”所取代，而后者又很快被另一个目标更为不切实际的版本所取代。起草五年计划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需要从各个行业获取大量的信息和统计数据，而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实际能够提供的范围。1928年9月，布哈林批评增长率过高且不平衡。那年举行的第一次作秀公审使那些呼吁谨慎的人名誉扫地，斥责他们是外国政府收买的“破坏者”。凡是提出的分析不够乐观的专家都会丢掉职位。
如果说从1928年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能称得上是“计划”，而非在层出不穷的缺口之间左支右绌的混乱举措，那就是因为它涉及重组——即对该过程的系统化整理，并在随后进行了多次彻底的修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之间的职能重叠最终通过后者越来越多地承担前者的许多职能而得到解决。信贷和银行业也同样得到了改革。在此之前，托拉斯之间可以相互提供信贷，但这导致了与整体五年计划不符的计划外投资。因此，1930年，企业间贷款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国家银行直接放贷，并制定了一项涵盖所有投资决策的“统一财务计划”。
在国际上被称为“指令型经济”的模式正是在这十年间艰难地形成的。国有企业被置于相关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之下——在今天大多数国家，这被称为部或部门——每个公司的负责人都遵循指定委员部的直接命令。每个企业都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总体政策目标来编制自己的计划，并评估不同计划的各类后果，并通过“物料平衡表”体系来协调这些计划。物料平衡表本质上不是一张损益表，而是所有部门的物质产出及其预期利用需求的平衡表。随着生产和分配的推进——无论是达到、未达到还是超出预期——物资平衡表都在不断进行数以千计的调整，正如西方任何一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所做的计划一样。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催生了物流、会计和规划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被资本主义公司所采用，至今仍是其内部规划的核心。在这种意义上，五年计划不是操作层面的计划，而是战略层面的计划;操作层面的计划则涵盖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周期。而且，正如西方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大多数部门之间发生的那样，价格的使用相当有限。所有这些都要求每个企业提供生产和分配计划，从而要求提供极其详尽的信息，而且所要求的细节程度越来越精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已经有21个不同的人民工业委员部。可以说——而且许多分析家也确实这样说过——苏联开始像一个单一的工厂那样运转，一个横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企业镇。
到1930年代初，政治争论已经消失。随着镇压日益成为党的常规运作方式，参与制定计划的数百名官僚，以及任何工厂、矿山或铁路的经理，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性命而恐惧。1933年，该党清洗了40万名党员。
俄裔比利时小说家，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维克多·塞尔日——他的小说在苏联被禁——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同一年，他在寒冷的早晨出去为他久病的妻子买药，并注意到他被人跟踪。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他的监视者比平时跟得更紧。“刑事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公民，请配合调查。”紧接着，他就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一间无窗却灯光刺眼的牢房里。在那里，一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司机——他因听朋友大声朗读反革命传单而没有立即举报他们而被捕——告诉他，这里是囚犯在被带走处决前等待的地方。一名狱友解释说，他因涉嫌从一个办公室向另一个办公室出售打字机时扣除佣金而被捕。两名农学家说，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物全都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抓走了，总共有38人。他们的罪行是建议农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一家顶尖学术期刊指责他们是敌方特工和破坏分子，并“用脑膜炎感染马匹”。一天晚上，塞尔日发现他们都被处决了。
任何具备专业知识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即便斯大林要求迅速培养一批熟练干部。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部，那些呼吁谨慎的经济学家同样被指控为破坏分子。五年计划第一稿中的那些“适度”目标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破坏分子-计划制定者”的“蓄意压低指标”。但他们左右不是人，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谴责。那些被认为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也被攻击为故意破坏。在斯大林时代，“破坏”甚至被明文规定为刑法中的一项罪行。此后在1930年代后期，大清洗愈演愈烈，甚至连1937年人口普查的组织者也因破坏罪被送往集中营，因为普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的人口比预期少了800万——这与斯大林公开宣称的“苏联模式的巨大成功带来每年新增300万人口”的说法存在经验证据上的矛盾。
03.农民的悖论
不知何故，尽管经历了种种悲剧和考验，苏联还是成为了一个一流的超级大国——它成了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唯一的经济竞争对手是美国。这一巨大的飞跃是如何实现的?
答案在于某些人的决断：在他们眼中，公民自由往好里说是一种承受不起的资产阶级小玩意;往坏里说，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扔出的烟幕弹——于是，他们选择用暴力来解决“农民悖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像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土地集中和消除自给农业，农业生产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曾几何时，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过激行为催生了一种新的共识，即这种转变必须通过谨慎、缓慢的激励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这一脆弱的共识未能持续下去。
或许是由于商品短缺和粮价低迷，1927年秋收后的粮食征购量远低于前一年的水平，而政权的耐心已消耗殆尽。所征粮食不足以养活城镇和军队，更不用说提供足够的工业原料作物了。与此同时，当年的天气和收成并不差;事实上，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收成甚至相当不错。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有人呼吁提高粮食价格，从而减少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但斯大林及其此时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支持者却转而发起攻攻击。富农一定是囤积了粮食!斯大林使用了后来被称为“乌拉尔-西伯利亚方法”的方式，首次采取直接行动，甚至不再假装征得残余正式决策机构的同意。他派出大批官员和警察，关闭市场、驱逐私人商人，并命令农民交出粮食，违者逮捕。斯大林谴责地方官员，命令他们没收富农和“投机者”的粮食。其他高级官员也开始在其他地区效仿这种方法，即使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提出抗议。布哈林在因叛国罪受审并被处决之前，谴责了“成吉思汗”式的军事封建贡品征收，但只是私下里这样做。1928年7月，他在向反对派同志列夫·加米涅夫倾诉时说：“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他将一切都置于维护自己权力之下。他现在做出让步，是为了日后割断我们的喉咙。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个警察国家。”
尽管采取了这些强制措施，采购运动的粮食产量仍低于上一年。斯大林宣称，他确信强制集体化——再辅以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其农产品——便能筹集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如果将2500万个小农庄合并成更少(但规模大得多)的农场，采购也会更容易。
1929年粮食的国家采购量实际上比上一年增加了49%，这或许鼓励了斯大林在那一年的11月的一篇文章中加快了他所谓的“大转折”的步伐。到1930年2月20日，官方宣布已有半数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此时距离斯大林命令正式启动“大转折”仅仅过去了大约七周。
富农，以及任何被指控为富农的人，都不被允许加入新的集体农庄，而是被逮捕和流放。斯大林告诉中央委员会，富农正准备破坏苏维埃政权，但实际上，“消灭富农”的过程很可能是为了威吓其他人加入集体，以加速这一进程。混乱、迷茫和抵抗是可以预见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收成的急剧下降。农民们认为他们的牲畜会被夺走，并开始大量屠宰动物。与此同时，新的集体农庄缺乏经营大规模畜牧业的经验，牲畜们因属于照料而死亡，而派去指导这一过程的党的积极分子也没有更多专业知识。在哈萨克斯坦，绵羊数量下降了五分之四以上。一波由恐慌引发的自杀浪潮席卷了境况较好的农民。
在许多地区，大量农民干脆退出了官方的集体农庄(kolkhoz)。或许在这一暴政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这样的逃亡者实际上随后组成了更简单的合作社以求生存。“这一时期的悲剧之一，便是这种及其他形式的真正的合作竟如此迅速地被消灭殆尽，”诺夫感叹道。
许多其他农民纷纷逃往城镇。政府为应对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征用了本已歉收的农作物。1931年的征粮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剩下的粮食连果腹都不够。尽管面对日益扩大的混乱，当局一度有所收敛，但1932年一场大饥荒还是席卷了全国所有产粮区，夺走了300万至700万人的生命。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听到了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幸存者讲述的食人故事——那是一场“饥饿瘟疫”。
在这一系列恐怖之中，我们再次发现，远非“计划导致信息不佳、从而引发短缺，进而催生专制主义”这一链条，真正起作用的恰恰是相反的过程：是专制主义破坏了系统中信息的质量。或许最能说明“不正当权威如何损害信息”的例证，便发生在集体化进程之中。政府迫切希望鼓励农民使用拖拉机以提高生产力，这完全可以理解。于是，国营拖拉机服务站的“政治部门”向农村派出了经过特别挑选、政治上可靠的志愿者，以发展农民操作这类农业机械的能力，在混乱中引入某种秩序，同时也作为一种对农民进行政治监督的机制。在正常情况下，若剥离这种明显的政治化色彩，我们至少能把这过程中的第一项称为“农业推广”——即将技术和科学知识从学术机构传播到田间地头，这是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做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践进行的农民教育。但在集体化进程中，当这些志愿者抵达农村后，情况恰恰相反：反倒是专家从农民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些志愿者与村民交谈，了解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他们确信迫切需要降低征粮配额，并为农民引入积极的激励措施。然而，面对这些发现，国家领导层的结论却是：集体农庄必须清理会计、农艺师和仓库管理员中的“破坏分子”——在此过程中，摧毁了经济基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我们也不能低估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对经济造成的动荡，根据冷战结束后解密的记录，近70万人被处决，超过150万人被拘留。在莫斯科审判中，党内的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迫承认他们密谋反对政权，随后他们被处决或监禁。到1938年，在1934年上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中央委员会的139名成员中也有98人被捕。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同工程师、技术人员、统计学家、管理干部、大批公务员和负责计划的关键人物(包括财政部长)一起，或是被处决，或是被投入古拉格。那些逃过大清洗的人已被彻底吓破了胆，纯粹出于恐惧，机械地服从命令，规避一切责任和主动性。
这种信息的恶化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关键数据的掌握者要么被监禁、杀害，要么因恐惧而不敢报告真实数据，要么被政治上可靠但毫无能力的人所取代，这些人既无法收集、也无法整理或传递准确的数据。如果勤奋、细致和精确地收集正确的数据是计划的基础，那么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只能被视为对计划经济的嘲弄。
但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经济一塌糊涂——那就问问斯大林的辩护者：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产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的全部军需物资?(实事求是地说，是苏联击败了纳粹，英国和美国只是配角。)战后，苏联是如何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个人类送入太空的?莫斯科又怎能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并将一个文盲农民国家转变为全民识字、高等教育普及、并在科技领域取得除美国以外最伟大成就的国家?
首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所有这些成就只有那些在大清洗和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才能享受到。如果你连命都没了，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没有什么意义。其次，如果我们能承认法老可以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资本家可以修铁路造火箭，我们当然可以承认暴君可以建造坦克舰队和水力发电大坝。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完成这一切最有效、最具平等性的方式——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可持。
这就是苏联在二战前夕所处的混乱且士气低落的局面。这个国家能够赢得战争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在1930年代末出现了混乱和经济衰退，但此前十年所有资源计划的集中无疑有所帮助。随着战争的推进，美国、英国和纳粹德国也同样日益集中化投资与资源分配的决策。看来，全面战争下的国家对私人市场主体的拖沓迟钝毫无耐心——无论坐在国家驾驶座上的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家。就苏联而言，它加快了计划的节奏，先后制定季度计划、月度计划，其详尽程度远超战前。
战后初期，即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十年，几乎全部用于恢复和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战争已经结束，但极权主义统治并没有放松，反而进一步收紧，甚至连民主统治的幌子都放弃了：党的代表大会没有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也很少举行。计划工作日益沦为斯大林个人意志的玩物，许多重要问题由他一人独断，既不征询工人意见，也不与经济学家或专家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于1949年被免职，最终被枪决。
“我们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但至于如何组织数百万人的规模、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我们并不具备。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未教过我们这些，”列宁在1923年写道，彼时挑战的规模已开始显现。“这一点，布尔什维克的教科书上从未写过，孟什维克的教科书里也同样没有。”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联早期局势的恶化，至少部分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这些空白——而新制度的设计者们正是依赖于这一思想体系。
我们发现，绝非经济计划驱动了斯大林时期的专制主义;恰恰相反，这一时期充斥着专断和随意，斯大林的领导层总是随性而为，一时一个主意。这绝不能称之为经济决策的民主化。鉴于领导层对专家的怀疑，这种统治甚至连技术官僚体制都称不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担任管理或预测角色的人，都生活在对秘密警察、古拉格和行刑队的持续恐惧中，生怕向上级提交了错误的结果或错误的数据，甚至不敢为决策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明显会破坏有效计划所需的信息质量。
因此，当我们追问：规模同样巨大的经济计划，为何沃尔玛能够成功，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却失败了?答案就在问题本身之中。
与许多右翼不顾历史的说法相反——即无市场的计划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早期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对他们想要建设的经济形态便所知甚少。直到在战后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短暂的自由化春天里，人们才开始理清这团乱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在那个时代，计划和数学领域的创新应运而生——讽刺的是，这些创新最终催生了日后几乎被所有公司采用的系统，并最终催生了“左右世界运行”的算法。
注释
1.原文为The soviets had truly ceased to be organs of government by the workers, but instead existed for the workers—or even by and for the bureaucrats.此处是对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中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一短语的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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