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闻是歌手那英在成都唱歌时候突然加了一段不完整的刘欢的歌，表示对刘欢去世的纪念。结果被人举报，理由是没有报备，这是临时加的。但是成都文旅的处理是不算数，理由是那英没有唱完整的歌，而是一个片段，所以不算是不报备，也就是说依然符合报备的原则，虽然唱了上报名单没有的歌，只是部分的唱。
舆论自然不满。因为前些天郭德纲在武汉也是如此，武汉文旅给出了没有报备的理由进行了处罚。当然，民间的解释是郭德纲乱改《铁道游击队》抗日老电影电影的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那首，《弹起心爱的土琵琶》，罪名是乱改红歌。这在今天罪名大得很。郭德纲一下压了一个多月。
自然支持郭德纲的也很多。
理由当然很多，但是我想说我的感受，两相比较，同样的情况，处理却完全不同。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牢牢守住斗争大方向，不能被人扰乱了斗争的视线。
要按照乱改红歌的罪名，那么郭德纲可以找很多。但是锣鼓听音，郭德纲挨批了，那英却没有。郭德纲服务的是更为普遍的，更为基层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批郭德纲，就是把矛头对准底层人民。
而且是以乱改红歌这种大帽子扣在了老百姓的审美代言人脑袋上。自然也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艺术审美了。
当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那些为少数人服务，为所谓精英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那些最底层人服务的人头上，那么，斗争的大方向当然就是错了。
郭德纲细说会有很多问题，这其实就是说他的艺术服务的人群有问题比如三俗。而群众，就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可是我们依然说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依然给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毛主席依然说群众是老师，而干部才是小学生!
相反，说话剧，钢琴曲，歌剧，京剧，明星假唱没问题，不过是说这些艺术服务的人没有问题，是道德的标杆，是高尚的人。
郭德纲说的好：上流社会从来不看三级片，可是他们来真的!
艺术表演者和他服务对象是不能分开的，是一对矛盾。当然郭德纲有钱了，现在，可是相声艺术本身始终必须是为最底层人服务的。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是为了资本家的劳动，越努力劳动，工人越穷，越愚昧。工人在劳动的时候没有感到快乐和自由。他只有在运用自己的生理方面才是感觉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因此，他们也就必然会欣赏郭德纲的“三俗”。他们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快乐，自由。而在别的地方还能感受到快乐和自由，就不是低贱的996牛马工人们了。他们可以七十多岁还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们确实比那些愚昧、无知、下流的工人们高尚!
相声艺术只能服务于这些人才能存在，否则是不行的。从古代我国美学就有一个标志，上层社会是以悲为美，似乎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悲剧地位很高，而喜剧就是小丑了。但是上层社会是道德高尚的吗?比如看看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简直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是以悲为美的。而不是以笑为美的。
相声艺术的三俗是由服务的对象决定的，而其对象的这种审美又是其劳动环境，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不是郭德纲来决定的。
这样，打击郭德纲，不过就是打击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了。而且是以乱改红歌这种帽子，这样就把水搅浑了。从而让斗争的方向跑偏了。
关键这样就会伤了群众的心!
当然，很多人就是希望来伤群众的心的!你把自己的群众搞得少少的，敌人那边的力量就多多的了!不就是这么简单的加减法吗!
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我们要站在最大多数一边。其实这这样的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郭德纲被批，被处罚是对还是不对。从而也是我们窥测对郭德纲的处罚，而对那英免于处罚背后的猫腻了。
郭德纲被处罚，那英则安全渡过，说明我们的斗争形势开始复杂化了。有人就是要把水搅浑了。
回顾历史，我们是有这方面的斗争经验的。对手趁着斗争激烈而借锅下面，把水搅浑，多年以后，屎盆子还是扣在所谓的暴民头上，真正的罪人则早就躲在一边去了。
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居然又出现了，这就说明斗争复杂了，深化了。有些教训不是吸取了就能避免，只要相似的局面出现，那么相似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给群众扣上大帽子，这绝不新鲜!
要知道在所谓的精英面前，群众可浑身上下都是错!还用扣帽子?随便一抓就是小辫子!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在复杂的局面下牢牢把握住大方向，把握住有利于谁，为谁服务这样的根本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有准确的政治站位。政治说到底就是立场，就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还是少数人一边的问题。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决不能因为这是所谓的底层老百姓的问题而轻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肃性。否则，老百姓何以那么态度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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