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辩证法导论

生态辩证法导论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周岳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福斯特认为，生态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实践形态，生态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自然”系统的生成、演化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表现出一定关注，但在斯大林时期，这一研究方向遭到压制和教条化的扭曲。相对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持否定态度，认为辩证法仅适用于人类历史领域，从而割裂了辩证法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辩证唯物主义正以多种新的方式复兴。在此过程中苏联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尝试将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探索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此同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试图挑战传统，致力于重新确立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地位。当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围绕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争论依然激烈。因此，亟需发展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生态辩证法，以克服资本主义引发的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并推动建立一个实现实质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 引言

自然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简单明确地界定……万物之间密切关联。

——德尼·狄德罗

哈佛大学的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指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许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复杂对象的著作”，它深入探讨了作为社会代谢系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基础。正如本文所述，生态辩证法的核心在于，首先通过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自然主义的理论框架，探索将“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地球和行星的历史”相联系的方法，进而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当今的“人类世”危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类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一种自然力”。在他看来，自然史和社会史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相反，“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在这种观点中，劳动和资本主义对地球新陈代谢的影响成为批判现有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这种“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被系统性地破坏，造成了代谢裂缝或生态危机，切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联系。这种破坏不仅“掠夺劳动者， 而且……掠夺土地”。

如今，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中的生态裂缝已扩展至触及地球系统的边界，并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形成了科学家所称的“人为裂缝”(anthropogenic rift)。这一裂缝反映出恩格斯所隐喻的自然对人类行为的“报复”。在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种和解不仅需要克服人类对自然的异化，还要求消除人类自身的自我异化，而这种异化在当代以商品化为特征的破坏性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明确人类存在的“物质性”本质，并认识到这一本质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当代社会需要构建一部“新的人类通史”，就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框架，同时融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生态学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和构建。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人类历史从未脱离“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这一过程通过劳动与生产活动形成了社会代谢，构成了“新的形式”的基本要素。

从辩证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自然史与社会史——即马克思所称的单一物质现实的“两面”——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因此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固定答案。尽管如此，仍需指出，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并致力于超越人与自然异化的辩证生态学方法，为革命性地统一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为理解和应对当今充满异化、分裂与危机的世界提供了必要路径， 而这一世界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方法将历史视为一个充满偶然性且持续演变的过程，其中每一个新的现实都包含未完善的关系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变革发展。正如科琳娜·洛茨(Corrina Lotz)所指出，辩证的否定包含“缺席、移除、冲突、中断、跳跃与突破”等要素，这些要素共同体现了一般意义上的“涌现”(emergence)，也可以理解为向更高层次组织形式的质变过程。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种转变过程始终伴随着潜在的毁灭性可能性。因此，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其结构中都蕴含着危机和灾难。然而，历史也从过去的“残余”(即先前被否定的现实)中汲取新的可能性，通过“现在作为历史”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催生变革。显然，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线性、螺旋式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变革与延续相互交织、共生演进。

人类历史发展的概念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理论，其初步形成可追溯至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与自然关系不断演变的结果。马克思曾指出，早在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便将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的起源与人类面对自然世界时所感受到的深刻威胁联系在一起。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面对这种存在性危机，除了通过沉思式的自我意识寻求与自然的和解，或通过启蒙和科学探索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尚未提出系统化的理性解决方案。

生产力的历史性飞跃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开来，而现代科学的兴起则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到来以及所谓“进步”观念的兴起，资产阶级社会沉迷于启蒙科学所带来的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然而，这一思想将自然视为一种可以被支配、延迟甚至超越的必然力量。恩格斯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这种观点助长了人类“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的自负心理，这种短视且狭隘的视角最终必将导致人为的生态灾难。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然力量的整体性威胁再次显现。然而，这种存在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劳动本身——这是一种本质上源于自然的力量，却在当代引发了全球性灾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的异化将金钱塑造为存在的象征，而对地球资源的私人掠夺和榨取则被误认为是真正的财富积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深层矛盾在其演变为致命危机之前是可以被克服的。然而，克服这一矛盾的前提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消解人类的双重异化——即对自然的异化和对自身的异化。

这种以古典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不仅重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领域的理论分析，还全面评价了他们对生态唯物辩证法的贡献。虽然其首要任务是实现对“现在作为历史”(the present as history)的批判性超越，但更为紧迫的目标是应对“人类世时代”以来迅速加剧的生态危机。这一危机表明，地球系统的变化已经由人类活动主导，而非自然力量驱动。为应对这一局面，必须正视自然资源的金融化、地球采掘主义的新阶段，以及人类生存能力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革命性斗争，推动构建一个以计划性“去增长”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从而实现面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然而，关键在于实现资本主义的辩证一生态批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复兴、发展与有机结合。这一过程彰显了古典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宝贵且不可替代的思想遗产。

二 辩证唯物主义的双重否定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自然辩证法

基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重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发展虽未臻完善，但与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前者削弱了马克思生态分析中的批判因素，而后者则彻底否定了辩证自然主义。这种双重否定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被进一步强化。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一观念逐渐被超越。

苏联哲学的早期发展可追溯至1922年，当时在列宁、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领导下创立了旗舰出版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该刊物旨在整合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别代表改良主义与革命倾向)、机械主义者和辩证主义者，以及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唯物主义观点，从而更全面地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一理论构想深受工人阶级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影响，而狄慈根的思想则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列宁在1922年写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一封信中明确了该刊的理论基调，这封信后来以“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On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nt Materialism)为题发表。在信中，列宁强调，有必要联合“非共产主义阵营的唯物主义者”与革命唯物主义者，共同参与哲学讨论，以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战斗唯物主义”理念的发展，同时警惕教条主义的潜在风险。他警告道：“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成功完成伟大革命开端的革命者，最严重且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革命可以由革命者独自完成。”列宁并未将才华横溢的柳博夫·伊萨科夫纳·阿克塞尔罗德(Liubov Isaakovna Akselrod，普列汉诺夫的前助手)和阿布拉姆·M·德波林(Abram M. Deborin)等主要孟什维克哲学家排除在这本新期刊之外，而是主张将他们纳入其中，以拓展理论探讨的深度和广度。列宁指出，为避免陷入机械唯物主义或还原论的偏误，有必要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尽管这一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应当发展为一个“以唯物主义立场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协会”。

自创刊以来，苏联哲学始终致力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塑造为一种同时适用于哲学和科学的普遍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深受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作的影响，但其根基则深植于马克思、黑格尔以及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哲学思想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三条源自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本体论原则或“规律”，为理解辩证法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三条原则可以概括如下：1. 量转化为质，反之亦然;2. 对立的同一性或统一性;3. 否定的否定。其中，第一条原则解释了现代科学中所谓的“相变”(phase changes)或阈值效应，揭示了量的变化如何引发质的飞跃。这种质的转化不仅发生在自然界，也同样存在于社会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通过这种转化，形成了一种“新力量”，其性质“与构成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第二条原则揭示了运动、活动和变化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它强调，在所有发展过程中， 由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所引发的矛盾，推动了变化的发生。第三个本体论原则，即否定的否定，则阐明了辩证否定如何推动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对先前状态的否定，还涉及对自身的改造(同时涉及超越、抑制、保留、克服和扬弃等方面)。通过这一过程，常常会引发质的飞跃或转变，并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新的现实。通过这种复杂的“螺旋式发展”，否定不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了肯定的要素，反之亦然。

列宁在《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辩证的环节’则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保存着肯定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虽然将辩证法简化为对立统一的观点颇为常见，但列宁认为，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片面且无效，因为它忽视了辩证否定在推动历史和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1924年，机械论派与德波林及其领导的红色教授协会之间爆发了一场重要的争论。这场辩论围绕机械论派的代表人物——如阿克塞罗德和机械论无神论者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Ivan Ivanovich Skvortsov-Stepanov)——以及更倾向于运用辩证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展开。机械论者倾向于将自己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代表人物如布哈林和普列汉诺夫，二者均表现出一定的机械论倾向，尽管他们并未完全摒弃辩证分析方法。与此相对，辩证法派学者则不关注自然科学，转而将焦点放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并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其进行批判性重构。

机械论者与德波林主义者之间的核心理论争议，主要在于对有机与无机性质关系的不同理解。机械论者认为，有机和无机性质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机械性质，这一观点与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相悖，特别是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分析存在明显冲突。德波林及其他大多数苏联哲学家认为，较高级的形式(如有机生命)无法完全简化为较低级的形式(如无机物质)，这种观点强调了不可简化的组织形式的存在。恩格斯在评论威廉·罗伯特·格罗夫(William Robert Grove)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时指出：“正如化学反应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各种主要形式的本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就穷尽了思维的本质吗?”恩格斯认为，较高层次的组织形式(如思维或思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较低层次的组织形式，即使前者依赖于后者。他进一步阐明，正是物质存在中不同定性形式或层次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科学划分的基础。例如，生物学之所以能够与化学和物理学区分开来，正是因为物质在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不可还原的独特性。

然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支持机械论，其代表人物对恩格斯关于定性形式和层次划分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机械论者，如斯克沃尔托夫-斯泰帕诺夫(Skvortsov-Stepanov)主张高级形式的物质存在(如思想或精神)可以完全用低级形式的物质存在(如机械运动)来解释。他认为，恩格斯的观点应被全盘否定，因为机械运动已经足够解释包括人类精神在内的所有现象。 这种还原论立场与现代机械科学的观点相一致， 认为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存在的原则，并且符合实证主义的逻辑。因此，机械论者常引用“心灵不过是大脑的分泌物”——这一命题最早由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Georges Cabanis)于1802年提出，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观点得到了达尔文的某种认可。与此相对，德波林主义哲学家对还原论持批判态度。他们的分析基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特别是在还原论问题上，依赖恩格斯关于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观点。

显然，双方在理论争论中均未能在智力上占据决定性优势，这主要源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与辩证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然而，尽管哲学争论陷入僵局，德波林主义者还是在1929年通过纯粹的政治手段战胜了机械论者。他们借助对苏联哲学主要机构的强大控制权，成功地排除了竞争性理论的声音。

然而，事实证明，德波林主义的胜利并未持续太久。不到一年后，德波林主义者便因遭遇来自更强大政治派别——即共产党内部的等级体系——的攻击而被迫转入防守状态。这一党内干预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哲学领域的直接干预。尽管党内领导层并未明确支持被视为“右倾”的机械论者，但他们决定将德波林主义者视为“左倾”势力，并对其进行控制和打压。德波林主义者所遭受的批评包括被指控为孟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和活力主义者，并且在批判托洛茨基及其他左倾派别时显得软弱无力。然而，最具破坏性的是斯大林在1930年12月正式宣布将德波林主义者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理想主义者”(Menshevizing Idealists)。德波林本人因早年参与孟什维克活动而遭到谴责，而辩证主义阵营则被指控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I. 鲁宾(Isaak I. Rubin)存在关联。这些指控不仅削弱了德波林主义者的地位，也标志着他们在苏联哲学界影响的迅速衰退。

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领域的压制在斯大林1938年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后达到了高潮，并被纳入官方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Bolsheviks: Short Course，通常简称《简明教程》)，从而确立了僵化的教条体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思想的核心概念——“否定的否定”，被正式排除在理论框架之外;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被降级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附属范畴。此外，马克思于1932年首次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被视为马克思思想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因此在官方学术讨论中常被淡化甚至忽视。

类似的压制也蔓延至苏联的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包括生态学在内的生命科学。布哈林与农学家、植物学家兼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Vavilov)、生理学家兼生物学家B. 扎瓦多夫斯基(B. Zavadovsky)，以及科学史学家兼物理学家鲍里斯·黑森(Boris Hessen)等人，曾尝试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重要联系。然而，这些思想家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等，都在大清洗中遭到迫害，布哈林本人更是于1938年被处决。显然，苏联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这些革命性的辩证观点，最终被一种狭隘的理论模式所取代，后者限制了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这些发展使得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被简化为一种粗糙的机械论一元论和实证主义，而不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更具批判性的新康德主义二元论。 然而，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理论深处并未完全消失。正如伽利略所言——尽管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准确——“地球仍然在转啊”，这种批判性思维的精神也在压制中顽强地延续着。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

与官方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这一传统中，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被彻底摒弃，因为辩证法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即人类既是其行为的主体，又是其行为的客体——这种逻辑难以适用于缺乏人类主体的外部自然界。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自然领域与人类历史的分离，甚至否认自然界在历史之前就独立存在，从而切断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及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之间的直接联系，将自然世界降格为实证主义的范畴。这种理论转向催生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观念。在这一框架下，辩证法仅适用于人类历史，而自然史则被排除在外(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被严格限定于社会领域，历史唯物主义也失去了与自然界的联系。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概念被简化为脱离自然的政治经济关系。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西奥多·W. 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了苏联的《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例如，阿多尔诺与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在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转型辩证法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转而支持康德哲学。

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其核心目标是批判辩证法中的“否定的否定”概念，并试图将辩证法从传统的肯定性结构中解放出来。正如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的序言中所述：“‘否定辩证法’这个表述违背传统。早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就已经试图通过否定的思维手段确立某种肯定的东西;后来，这被简明地命名为‘否定之否定’图式。本书就是想使辩证法从那些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而又不减少某种规定性。阐发这个悖谬的标题，就是本书的意图之一。”

在阿多尔诺的观念中，马克思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将自然史定义为一个具有自然必然性的领域。这个领域不仅对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还通过向自由领域的飞跃，在更广泛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超越。阿多尔诺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实际上延续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即将自然简化为社会实践中被征服和超越的对象。尽管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自然的统治”进行了深刻批判，但他们却将这一观点归因于马克思本人。他们认为，马克思将“大规模的团体”比作一种类似于霍布斯和达尔文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即“人人为战”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启蒙思想的核心特征之一。因此，他们声称，马克思仅仅将自由简单定义为对必然性的超越。阿多尔诺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接受了一个绝对的自然支配纲领，这实际上是原始资产阶级的纲领”。在《否定辩证法》的开篇，阿多尔诺明确表示其目的是排除“否定的否定”这一概念，从而彻底去除辩证法中的肯定因素。这一立场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教条式地排斥“否定的否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同时也揭示了阿多尔诺对革命性变革前景的深刻怀疑态度。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曾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指导下撰写过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并于1962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施密特观察到，马克思提出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社会新陈代谢”(social metabolism)概念，揭示了自然辩证法或“自然的自我调节”问题的合理性。然而，施密特在后来的研究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调节的论述仅适用于传统的公有制社会，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第一自然(即自然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二自然(即社会领域)所吸纳。基于这一判断，施密特进一步指出，“只有对自然的认识过程才能算是辩证法的，而自然本身并不是辩证法的”。这一立场延续了新康德主义关于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观点，并强调如果缺乏积极的人类主体的参与，辩证法便无法实现，而这种主体性仅限于历史社会领域。这种观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设想逐渐偏向唯心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将自然或生态系统排除在辩证思维的范畴之外，而在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实践哲学对生态分析的潜在贡献也常常被忽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1976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三代古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一位重要人物”受到“物理科学发展”的影响。安德森将这一观点狭隘地归因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全盘否定。在1983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安德森进一步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未曾涉及人类物种与其陆地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在他看来，自然辩证法的缺席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局限。然而，这一观点即使在当时也常被批评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有的生态批判传统。

因此，无论是1938年《简明教程》中斯大林通过严格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构建的苏联“自然辩证法”概念，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全盘否定，实际上都沦为狭隘现实观念的牺牲品。显然，这些理论未能吸纳恩格斯关于从恒星到分子、再到人类思想与社会的统一辩证性视角。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进一步指出，“实际上，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可以看作自然主义问题的一种变体，其解决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足够广泛的辩证法框架下实现社会的‘自然化’，从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扩展到对自然界更全面的分析中”。

三 唯物辩证法的斗争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回归

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已经在苏联或西方完全陷入僵局，甚至被彻底摒弃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唯物辩证法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持续复兴，并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展现其生命力。这一趋势在1931年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布哈林、瓦维洛夫、扎瓦多夫斯基、黑森等苏联科学家和哲学家展示了苏联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的重要成就。这次大会吸引了包括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Hogben)和海曼利维(Hyman Levy)等众多著名科学家与社会主义思想家。在苏联代表的发言中，布哈林提出了一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辩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该框架源自马克思的《阿道夫·瓦格纳笔记》，明确界定了若干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概念，并结合了生物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关于生物圈的理论。布哈林强调，人类是“在生物圈中生活和工作”的存在，这一现实需要通过整合性的唯物辩证法视角来理解。该视角涵盖了过程、互动、矛盾、否定和整体性，既适用于外部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领域。同时，黑森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社会学。他通过分析牛顿的科学发现与资产阶级机械论世界观的关系，阐明了科学进步的社会背景。瓦维洛夫则通过历史和唯物主义的研究，论述了苏联对世界主要农作物起源地的发现(现称为瓦维洛夫中心)，并进一步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广泛适用性。

对于李约瑟而言，扎瓦多夫斯基在《有机进化过程中的“物理”与“生物”》(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c Evolution)一文中对生命力论和机械论的批判，尤其是其辩证自然主义的视角，对李约瑟提出著名的“整合层次”(integrative levels)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扎瓦多夫斯基指出：“尽管生物现象与无机自然的物理现象在历史上有所关联，但在生物过程中，它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理化学或机械规律。”他强调，生物过程展现出与无机规律在质上有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无机自然的法则。扎瓦多夫斯基指出，“新陈代谢”概念通过动态的方式桥接了无机与有机世界，成为理解更高级生物形式如何建立在物理—化学基础之上的关键。

“新陈代谢”作为自然内部交换过程的核心概念，被用来解释物理—化学过程与生物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生态系统分析的理论基础。在现代生态系统分析中，生物学秩序被视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其特性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构成它的物理或化学元素的集合。对此，李约瑟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辩证层次。”辩证自然主义的核心思想聚焦于“转换”这一过程，特别关注新质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机制。他进一步提出，关键问题在于：“转换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该如何推动这些转换?”

20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红色科学家”群体受唯物主义传统的影响，尤其倾向于新兴主义和生态主义。这些科学家大多信奉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李约瑟提到，英国动物学家埃德温·雷·兰克斯特(Edwin Ray Lankester)不仅是达尔文和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得意门生，还是马克思的挚友和英国达尔文主义的重要继承者。他发展了系统性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并提出了“生物学”这一概念，为英国生态学奠定了早期理论框架。他关注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强调人类作为全球生态系统主要干扰者的作用。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批判性观点，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问题的严重性。这一观点根植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及其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性影响。

兰克斯特的学生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是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之一，他在列维的系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在描述“生态系统”时，坦斯利强调它既包括无机领域，又涵盖有机领域，并将人类本身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既是其中的生存者，又扮演着主要干扰者的角色。“生态系统”概念深受“新陈代谢”思想的影响，而这一思想构成了早期生态系统分析和养分循环研究的核心议题。德国化学家贾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马克思(尤其是在社会新陈代谢和代谢裂缝的分析方面)以及兰克斯特都对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坦斯利的“生态系统”理论为现代系统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列维则在其著作《科学宇宙》(The Universe of Science,1932)和《现代人的哲学》(A Philosophy for a Modern Man,1938)中进一步发展了“相变”概念，并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统一系统理论。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霍尔丹与苏联遗传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巴林(Aleksandr Ivanovich Oparin)合作，共同提出了一种基于现代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两位学者均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其中奥巴林尤其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该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贝尔纳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理论依据，研究物质过程中的残余效应，深入探讨了“否定的否定”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新质生成的涌现理论的发展。同一时期，霍格本则运用批判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对生物种族主义的遗传学理论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批评。其他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文学与科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他致力于将艺术与科学的辩证法相结合，古代哲学史学家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ton)通过伊壁鸠鲁哲学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而小说家、文化理论家兼诗人杰克·林赛(Jack Lindsay)则在其1949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中，提出了一种整合自然与社会的广泛辩证法和涌现理论。

尽管受到机械论者和德波林主义者的压制，苏联哲学在1931年依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由米哈伊尔·希罗科夫(Mikhail Shirokov)领导的列宁格勒哲学研究所(Leningrad Institute of Philosophy)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A Textbook of Marxist Philosophy)。这部著作于1937年翻译成英文，对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通过阐释“涌现”概念，在当时的哲学领域中脱颖而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涌现”解释了事物从旧形式向新形式转化的过程。这部作品还启发了李约瑟，体现在他对机械论(还原论)与生命论的批判之中——后者试图以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来解释物质现实中的进化现象。正如希罗科夫所言：

生物体由无机物构成，其内部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命力”。如果仅从外部分析其组成元素，我们只能观察到物理和化学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现象可以被简化为这些物理化学元素的简单集合。在生物体内，这些物理化学过程以一种全新的运动形式相互结合，正是这种全新的运动形式赋予了生命其独特的本质。生命的新质并非源于物理或化学运动本身，而是这些运动之间全新综合与联系的结果。机械论者和生命论者都未能充分理解事物从旧形式向新形式转化的综合性跃迁过程。……每一门具体科学的核心任务，便是研究物质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展现出的独特运动形式。

根据希罗科夫的观点，伊壁鸠鲁的古代哲学揭示了“涌现”概念的基本特征：它是原子结合的结果，而“消失”则意味着原子的分解。这一理论框架阐释了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如“宇宙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灵魂的运动等”，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在唯物辩证法中，“运动形式的不断涌现与湮灭”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这些形式通过新的运动和特性得以再生。

然而，随着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中的辩证法与科学研究进展遭到彻底压制。继之，原有的哲学框架转变为一种形式化、机械化的“辩证法规律”，其重点转向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阐释，而不再作为批判性的哲学工具。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不得不在困境中继续进行探索。尽管如此，苏联在后续一代中仍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伊夫德·伊里因科夫(Evald Ilyenkov)。他的辩证逻辑不仅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还深受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理论的启发。伊里因科夫认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的活动及其中介机制。他的哲学试图通过唯物辩证法，挑战主流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二元化“两个世界”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伊里因科夫将马克思的认识论视为一种人类活动或实践，认为这种认识是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即改变世界的努力——来创造理想的思想世界。因此，他认为，基于现实活动的人类认知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同一。在伊里因科夫看来，“理想”并非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而是在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的辩证互动中生成的观念、知识和信息的集合，人类自身也参与其中。因此，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整体性思维的体现，还是一个主动调解的过程，它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然而，尽管伊里因科夫的分析深刻且有力，他的作品却难以出版。在他去世时，他的一半手稿——包括他著名的《理想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Ideal)——仍遗留在桌上，未能出版。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2辑)》(收录伊里因科夫《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译文)

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苏联科学界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清洗，许多重要人物遭到迫害或清除，但基于辩证分析方法的苏联科学依然取得了显著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尼克洛耶维奇·苏卡乔夫(Vladimir Nickolayevich Sukachev)在其森林生态学著作中提出的生物地球系统概念。这一概念与生态系统相似，但更直接地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整个生物圈联系起来，标志着继维尔纳茨基之后的又一重要尝试。因此，它为辩证的地球系统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更为重要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施马尔豪森(Ivan Ivanovich Schmalhausen)于1947年首次在苏联出版了《进化因素：稳定选择理论》(Factors of Evolution: The Theory of Stabilizing Selection)，该书在1949年迅速被翻译成英文。西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称赞施马尔豪森为“或许是苏联当时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与英国红色遗传学家康拉德·哈尔·沃丁顿(Conrad Hal Waddington)相似，施马尔豪森提出了基因、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三螺旋”理论，并发展了辩证的进化生态观。这一理论为复杂替代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与李森科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立。李森科主义因其反对孟德尔遗传学而广为人知。施马尔豪森的辩证方法在他关于生物进化层次结构或整合水平的构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只有当生物体面临极端环境压力或超过某一阈值时，长期稳定选择过程中积累的潜在遗传特征才会显现，从而推动物种的快速进化。

继恩格斯之后，施马尔豪森指出，从进化的视角来看，遗传既具有消极作用，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在于其阻碍了有机体的历史演化，而积极作用则体现在维护生物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并促进新组织形式的生成。根据辩证生物学家理查德·莱万廷(Richard Lewontin)和莱文斯的观点，这一现象后来被命名为“施马尔豪森稳定选择定律”(Schmalhausen's Law of stabilizing selection)。这一定律揭示了一个重要原理：“当生物体处于正常的环境范围内时，轻微的环境扰动或个体间的大多数遗传差异通常对其生理和发育过程影响甚微;然而，在严重或异常的应激条件下，即使是微小的环境变化或遗传差异，也可能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物种的正常进化呈现出稳定时期与快速变化时期交替的模式，其中潜在的遗传特征会在环境压力的驱动下被激活。 在某些情况下，类似于拉马克提出的获得性遗传的特征，实际上是一种“遗传同化”的结果，即当环境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种群内潜在的遗传差异会显现出来，但这些差异并非由环境因素直接创造，而是原本存在并可以被自然选择利用”。

然而，施马尔豪森的著作《进化因素》(Factors of Evolution)出版之时，正值1948年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苏联生物学和农学领域逐步巩固其政治优势的关键时期。该书问世后不久，施马尔豪森就因在进化生态学领域支持遗传学观点，并公开反对拉马克式的获得性遗传理论，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最终，他被解除了苏联科学院进化形态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被免去莫斯科大学达尔文主义教研室主任一职。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局势才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在苏卡乔夫的领导下，对李森科学说的反抗逐步展开，并最终将其推翻。由此，施马尔豪森得以重新恢复职业生涯。在苏联的最后几十年里，特别是在环境思想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其中包括提出以古典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将马克思关于社会新陈代谢的理论融入相关研究之中。

（二）西方为批判自然辩证法而进行的斗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类似的思想斗争随之展开，挑战了主流的哲学传统。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作为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书中的个简短脚注里，质疑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一脚注后来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一个独特贡献。然而，卢卡奇并未完全否定自然辩证法。相反，在该书的后续章节中，他以类似恩格斯的口吻提到了“独立的旁观者”眼中的“自然界的纯客观的运动辩证法”。此外，几年后，在他之前未曾公开的《尾巴主义》(Tailism)手稿(该手稿近期才出版)中，卢卡奇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公开捍卫了“自然辩证法”概念。他认为，生产活动作为这一辩证法的实现途径，能够调节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1930年，卢卡奇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的梁赞诺夫的指导下工作，并协助破译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对他后来的理论思考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1967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序言以及后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Ontology of Social Being)中，均强调了这一思想转变。后者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被视为自然与社会辩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严格沿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框架。尽管卢卡奇深入分析了《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但他却未能探讨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裂缝或生态危机的相关观点。然而，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发展出的社会代谢本体论，进一步削弱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后期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忽视，甚至被遗忘，以至于西方对他的关注几乎停留在1923年甚或更早的时期，从而几乎忽略了他后续近50年的理论贡献。

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哲学传统是通过否定自然辩证法来界定的，那么并非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认同这一立场。1940年，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在这部著作中，列斐伏尔试图挑战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历史》(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一书中对“臭名昭著的理论章节”的解读，并重新确立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意义的哲学视角。同时，他否定了将辩证唯物主义简化为仅依赖物化的“自然法则”的观点，特别是那些从自我意识的思维中介中提取的观点。正如列斐伏尔所写：“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并坚持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命题;但不能接受的是过度强调这一命题，并将其视为辩证思维的标准和基础。”

列斐伏尔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批判“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拒绝听取关于异化的言论”的倾向。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强调有必要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融入自然与社会新陈代谢的整体框架中。为了更准确地阐释“涌现”的实际现象，他借鉴了列维在《现代人的哲学》中提出的辩证系统理论。列斐伏尔在书中写道：“人类的世界似乎由涌现现象、形式(以其可塑性理解)以及规律构成。这些规律源于自然，并在自然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它们同时也预示着自然界的变化。人类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既融入自然，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自然之外。”这段论述成为列斐伏尔后来许多思想的理论基础。

列斐伏尔的后期工作逐渐朝向更具生态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他开始反思如今被称为“代谢裂缝理论”的马克思理论(theory of metabolic rift)。正如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一书中引用马克思的话所述，资本主义城市结构的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交流。‘资本主义通过破坏自然自发生成的新陈代谢环境，迫使这一过程以适应人类全面发展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恢复。’……资本主义不仅摧毁了自然环境，还破坏了自身生存的基础，进而为其革命性的消亡创造了条件。”他进一步论证了城市与农村、外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退化”，并接着指出，“在这个表面上看似和谐的社会中，片被破坏的自然最终崩溃”。

1961年12月7日，约6000人聚集在巴黎的一座礼堂，参加了一场关于“辩证法是否仅仅是历史规律，还是也适用于自然规律?”的辩论。反对自然辩证法的一方包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左派黑格尔哲学家让·伊波利特(Jean Hippolyte)，而支持自然辩证法的则是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和著名年轻物理学家让-皮埃尔·维吉尔(Jean-Pierre Vigier)。萨特、伊波利特和加洛蒂都曾就自然辩证法问题发表过大量文章，而维吉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则相对不为人知，因为他的理论主要涉及自然科学，这使得他的立场显得尤为独特。

维吉尔认为，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早于历史唯物主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他指出：“每天，科学都在进一步验证赫拉克利特那句深刻的格言，而这正是辩证法的基础：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转化，一切都处于剧烈的运动之中。”这种辩证法的运动是“必然沿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的集合，[并]揭示了矛盾概念的本质”。此外，“矛盾的统一”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应当“理解为不同层次之间元素的统一，这些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更高层次的现象”。这一过程与先前平衡状态的“突然断裂”相一致，断裂后形成新的综合层次和形式，从而产生新的“总体性”或“部分整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辩证法的质的飞跃发生在物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边界地带，例如从无机状态转变为有机状态”。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自然(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或物质转换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顺序”。在维吉尔看来，“科学的实践及其进步，尤其是今天科学从对世界的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的方式，正在逐步完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科学已经进入了哲学的领域”。维吉尔的作品反映了20世纪系统理论的兴起——这一理论常常被视为辩证术语的应用——而科学在辩证概念中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辩证社会科学本身的贡献。

四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辩证法

在1827年10月18日与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对话中，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评论道：“我确信，许多被辩证法困扰的人将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找到治愈的方法。”这一观点只有在辩证法被理解为与自然无关，仅仅是黑格尔所定义的“我们内心固有的系统化矛盾精神”时，才显得有意义。然而，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相似——社会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并未被严格区分。实际上，关于自然辩证法和有机形式的唯物主义概念，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得更早，几千年前就已经在古希腊哲学中有所体现，并且同样存在于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中。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新的辩证分析工具，能够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种新形态。而当今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异化形式，正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下，化解自然辩证法中所产生的矛盾与分歧，而这些矛盾与分歧主要源于政治现实。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理论和政治运动，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代谢裂缝理论”的深入理解而得以发展与成熟，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来认识当代生态危机。然而，生态唯物主义不能仅仅建立在马克思新陈代谢分析的基础上，它还需要恢复并重建古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自然主义概念，这一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基础”(the second foundation of Marxism)，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批判生态学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必须克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官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普遍存在的将自然还原为实证主义对象的倾向，这种倾向否定了辩证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否定的否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生态危机已经将生态辩证法问题置于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位置，使自然科学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在莱文斯、莱万廷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与环境之间的灾难性关系时，对还原论科学进行了辩证批判，并强调辩证视角在生态问题分析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分析上的不足，而这些不足的根源在于对自然辩证法的忽视。莱文斯从青年时代起便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贝尔纳、李约瑟、霍尔丹、考德威尔、奥帕林、施马尔豪森和沃丁顿等学者思想的影响。他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未能将其分析方法与“红色科学家”提出的自然辩证法相结合，因此无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对生态危机进行全面而有力的批判性分析。1986年，他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发表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科学》(AScience of Our Own)中进一步指出：

为了获得认同，许多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欧洲的共产主义者，正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局限于制定一种进步的经济纲领。因此，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除了对自然科学的滥用和垄断提出批判之外，无权涉足其他领域，并将这一立场视为“斯大林主义”……无论是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还是[那些将辩证唯物主义简化为纯粹形式主义的]教条主义者，都接受了对科学的理想化描述。

莱文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需要重视批判性辩证唯物主义在抵制还原论和实证主义中的核心作用，同时认识到科学常常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这种侵蚀进一步破坏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1985年，莱文斯与莱万廷共同出版了开创性著作《辩证生物学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并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批判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社会还原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他们随后于 2007年发表了《受影响的生物学》(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并提出了辩证系统生态学的概念。该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矛盾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制度中，而且在自然界中也普遍存在。”

与莱文斯和莱万廷一样，古尔德在其所有关于进化论的著作中都有意识地运用了辩证法，并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1. “涌现，即在复杂系统中出现新的解释规则。这些规则源于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非线性’或‘非适应性’相互作用，因此无法仅通过研究各部分的属性来揭示。”2. 偶然性，指自然界中的现象，特别是高层次的新兴现象，必须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古尔德警告说，尽管地球作为物种栖息地，可能在数亿年内从人类造成的最严重灾难中恢复过来，如全球热核战争或气候变化，但人类自身却很可能难以幸存。莱文斯、莱万廷和古尔德在批判苏联官方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的同时，仍试图挽救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自然辩证法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关键意义，而且对全球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取向至关重要。此外，其他辩证生物学家，如约翰·范德米尔(John Vandermeer)和斯图尔特·A.纽曼(Stuart A. Newman)，也延续了这一理论传统。

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an Meszaros)在其两部开创性著作《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1971)和《超越资本》(Beyond Capital, 1995)中，深入分析了马克思迄今尚未正式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并迫使他离开匈牙利之前，梅萨罗斯曾是卢卡奇的亲密同事。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梅萨罗斯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基本本体论概念，同时涵盖了劳动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并与马克思关于人类作为“自我调节的自然生物”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我异化的本体论分析紧密相连。在《超越资本》中，梅萨罗斯借鉴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强调全球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体系无法承认自然界(包括地球本身的边界)对无节制积累的制约，因此，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核心表现之一。梅萨罗斯通过运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将资本定义为社会代谢再生产的一种异化形式，其根基在于劳动与自然的二阶中介。这一分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梅萨罗斯突破了传统马克思辩证法的狭隘框架，提出了一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弥合了生态与社会之间的鸿沟，从而促进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的思想对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及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斯卡尔的辩证批判现实主义哲学是辩证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它弥合了苏联官方思想中的粗糙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并试图通过将自然主义问题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在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更新本体论，最终发展出了辩证批判现实主义。巴斯卡尔的哲学全面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普遍存在的双世界二元论，以及所谓的“认识论谬误”(the epistemic fallacy)——即将本体论问题错误地归入认识论范畴的倾向。此外，他的哲学明确反对“人类主义谬误”(anthropic fallacy)，即将存在狭隘地限定为仅属于人类的观点。这些批判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本体论基础提供了理论框架。

Roy Bhaskar

巴斯卡尔的著作建立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地发展了一种支持变革实践的辩证本体论。在《辩证法：自由的脉搏》(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辩证的批判现实主义，将恩格斯的三个本体论原则与多层次分析相结合。这三个原则分别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对立的相互渗透以及否定的否定。在巴斯卡尔的分析中，第一个原则通过“涌现的辩证法”得到体现，第二个原则则由“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所表现，而第三个原则则通过他提出的“缺席的缺席”(the absenting of absence)概念加以阐述。该概念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潜力与可能性纳入对连续性与变革的辩证理解之中。

巴斯卡尔的辩证自然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自然主义相似，这促使他最终开始深入思考生态危机。正如他所阐述的，“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层面上，限制源于人类是自然存在这一事实。自然并非与我们分离;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的破坏不仅是谋杀，而且是自杀。”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存在一个‘双重不可能定理’：[在这个阶段]同时实现增长与生态可行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可行性无法得以保障。资本主义依赖于持续增长，而生态可行性与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是不可兼容的。”接着，他指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层面……毫无疑问，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是减少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去增长’。‘去增长’应当与收入的激进再分配相结合……这种‘去增长’的观点与社会存在简化的观念密切相关。”对于巴斯卡尔而言，他从未质疑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本身，而是对当前的主流观念提出了质疑，这促使他发展出辩证批判理性，并最终倡导一种革命性的“去增长”实践。

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或生态危机理论，直到21世纪才得到了全面的重新挖掘与关注。该理论的核心在于，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下自然与社会之间异化的代谢过程。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人口的深度剥削，以及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的掠夺，进而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显然，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全面揭示了环境危机的社会维度与非人类维度，并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与生态矛盾视为同一动态过程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社会代谢，尤其是生产过程，调节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关系从局部生态系统一直延伸至全球生态系统。

这一观点与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后者关注的是地球系统代谢的破坏所导致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人为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宜居性危机。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重新被发现后，催生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地球系统危机的社会维度，涵盖了从土壤代谢、气候变化到地球系统的多维分析。然而，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只有在能够深化我们对人类与地球社会代谢关系的理解，并将其纳入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框架中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为此，既需要社会辩证法，也需要自然辩证法，进而推动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环境实践。

当前，世界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种趋势是试图通过市场力量推动资本流动，并将其与所谓的脱碳和非物质化过程相结合，进而形成自然的金融化。这一趋势的目标是将世界纳入货币的抽象逻辑之中，从而取代现实世界的存在。然而，这种异化的逻辑最终只会导致灾难，并对人类自身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种趋势是正在兴起的有计划的“去增长”与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斗争，旨在将全球资本的权力归还给基层工人及其社区。这一趋势代表了新兴的“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潜在力量的崛起。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团结全球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在经济与环境斗争中共同推动形成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基层民众不仅要捍卫自己的生计，还要保护自己的环境和社区，从而维护地球的宜居性，并将地球视为所有物种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亟需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生态辩证法。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