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去问任何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什么是私有制的结局，他们大概都会毫不迟疑地肯定其最终的必然消亡。即使有些人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又或与普通人并无两样，可他们对私有制的“恨意”甚至丝毫不会少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这种信念一旦进入历史实践和理论细节，便会遇到诸多困难。如今，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手，若抱定“私有制必然被消灭”的信念投入历史，想要寻找实践的痕迹，多半会陷入困惑。
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总避不开对私有制大动干戈，而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我们曾经做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或多或少都对“彻底消灭私有制”留有一些余地。例如，列宁在1921年的改革中允许中小私人企业经营。且不谈战时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不是绝对消灭私有制、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境况(普遍观点认为过于激进)，以及列宁主义最终是否必然导致斯大林模式、是否由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必然造成的。这篇文章关心的是，从某种意义上，私有制最终的结局真的是消亡吗?这或许是在直接回答我们究竟会不会迎来共产主义。不过，我们不如从马克思主义者们笃信着的另一个信念来反问：资本主义制度究竟应当，以及如何自行消亡?
粗略地看《资本论》，马克思是从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两个视角来说明这些问题的。在马克思看来，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社会演进的最后不会再存在其他任何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处在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将衰落不堪，这些阶层的人越来越多地被无产阶级吸收，这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此有明确描述：“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而“贫困化”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者越来越贫困的过程。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写道：“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简单来说，如果生产越多，而工人们的购买力却越来越低(在无尽的剥削与压榨下)，那么工人群众就必然会倾向于反抗。又或者，更偏经济学的另一个假设是：如果分配给人民群众的收入不足以吸收日益增加的产品，而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在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消费者对市场上的产品的需要之间建立平衡，那么最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瘫痪(就像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经历的经济危机那样)。
总的概括下来，资本主义自行消亡可以用两种方法论证：一种是经济上的论证方法，即对无限增长的生产力与使分配给群众的收入固定化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还有一种是社会学的方法，即无产阶级化了的劳动者因越来越得不到满足而起来反抗的方法(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马克思的模式很难说明贫困化。理论上，为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工资与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需必要商品量是相等的。另一方面，衡定这一相等的估量与实际不同的社会情况相关。考虑到社会变迁的种种因素，如果把按生活水平所作的社会估量作为最低估量，我们似乎必然会得到关于工人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的结论。每个社会都很可能以符合生产能力的水平作为最低生活水平。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资本论》第一卷在讨论劳动力价值时有提到：“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既然如此，“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就会随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而变化。只要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在缩短了的必要劳动时间里创造出与工资相等的价值，即使剥削率不降低，生产率也能提高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马克思所说：“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这就是说，马克思所论及的贫困化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相对贫困化，而不是绝对贫困化。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可能增加，但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相比，其相对地位不断下降。因此，如果从绝对生活水平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马克思的模式很难自洽。如果不管怎样论证，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必然提高，唯一的方法就只能从社会-人口学中引出阻碍工资增加的因素，即在劳动力市场上得不到雇佣的过剩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以及“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无论如何，“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方面解释了工资为何难以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生产过程不断机械化，解放一部分雇佣工人;产业后备军影响工资水平，阻碍工资上升。如果没有产业后备军，马克思也许能够既不放弃理论基本要点，又能把工人生活水平提高这一历史事实纳入理论之中(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与此同时，这恰恰也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有关“产业后备军”的种种论调把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转化为一种周期性、结构性的调节机制，而非必然的崩溃。产业后备军既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可以解释工资为何没有持续上升，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够通过制造和吸纳相对过剩人口来维持自身运转;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出资本主义必然自行消亡。相反，它说明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失业压力维持剥削率，通过危机重组生产要素，不断延长自身的生命周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结尾，描绘了这样一历史趋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段话正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但仔细看，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判断：当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当外壳不能相容，才会炸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知道这个“不能相容”的点已经或必然到来?资本主义是否可能通过调整外壳——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全球化、金融化、技术革命——来不断推迟炸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给出过一个更审慎的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如果以这个标准看，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些内源性修正表明，它可能远未把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此，《资本论》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困难的种种证据，却并不直接是资本主义必然自行消亡的证据。除非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否则资本主义制度会在某种程度上持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作为一个忠诚的“黑格尔主义者”，提出了“否定的否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段话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之间引起过长期争论：究竟什么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如果它意味着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建某种个人所有，那么私有制是否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马克思在这里并未简单地宣称“消灭私有制”后一切终结，而是留下了一个辩证的、甚至含混的表述。这种含混性说明，私有制问题远比“必然消亡”的线性叙事复杂。如果“个人所有制”包含个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或某种财产权利，那么私有制的幽灵并未完全退场。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为私有制辩护，而是说“消亡”本身需要更精细的规定。
如果从一些稍显无聊的人性论观点，我们倒是可以说明私有制的必然性。西方社会中总有一些对人性抱有美好幻想的社会学观点，例如孔德晚年所想象的那种“人性教”。如果利他主义精神总是以与人性中的私欲抗争对立的形式呈现，并且真的能够在社会机构和集体意志的调节下“欣欣向荣”，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事实上，我们只需要相信私有制无论如何会存在，或者即使存在过也就够了。人性中生发出的私欲自然而然是私有制必然性的最好佐证。我们也会得到马克思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学者：天然地对不公与压迫的愤慨，已然大过了社会调节的上限，在冲破了对美好图景的幻想之后，哪怕是涂尔干提到的“有机团结”也不能够承诺在社会层面上能够普遍化。
我们毋宁说，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还是私有制的消亡(又或者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码事)，与其相信会如历史规律的兴衰更替那样等待着它们自行终结自身，不如也像相信兴衰更替那样，相信它们还会反复卷土重来。马克思给出的大都是一些承诺，很多时候我们不必想象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和实践作出怎样的评价。因为是我们在面对着那时的作为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在面对着新的可能的方向。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