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段时间，总有一些人一些人叫嚣着意共领导人葛兰西同志背叛革命，声称葛兰西1934年主动申请假释等同于认罪悔过、向法西斯政权屈服，甚至将其定性为对革命的背叛，这一说法完全是对史料的刻意歪曲，结合目前公开的意大利中央国家档案馆、葛兰西研究所基金会的一手档案，完全可以还原1934年葛兰西申请假释的完整前因后果，证明这一行为是他在极端困境下依托政治智慧开展的底线博弈，从未有任何背叛革命的行为。
首先要厘清的是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假释制度框架，根据内里奥·纳尔迪(Nerio Naldi)教授的《LA LIBERAZIONE CONDIZIONALE DI ANTONIO GRAMSCI》我们能知道，1930年10月颁布、1931年7月生效的《罗科刑法典》明确了假释的硬性门槛：判处五年以上监禁的罪犯服刑满刑期二分之一、累犯服刑满四分之三，长期品行良好且剩余刑期不超过五年，即可申请假释，同时假释审批的常规流程要求申请提交至监狱长，附上《30号制式文书》、日常品行记录、监狱纪律委员会意见书后移送监督法官，最终汇总至司法部由司法部长审批，而针对政治犯的假释申请，除司法部外，国家安全特别法庭、内政部均拥有终审评议权，需三方共同出具意见方可生效 也同样是这篇论文的记载，这套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拥有极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法律条文仅模糊要求罪犯“品行良好”，但官方实际的核心评判标准是罪犯的悔过态度与出狱后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悔过态度的判定完全依托《30号制式文书》中“是否承认罪行、是否悔罪反思”的栏目内容，哪怕政治犯签署了放弃政治活动的声明，只要没有明确的悔过表态，依然大概率会被驳回申请，1933年提交申请的欧金尼奥·雷亚莱、1935年提交申请的翁贝托·特拉奇尼都签署了放弃政治活动的承诺书，但依然被官方以“无任何悔过表现”为由驳回，当时特别法庭总检察官巴尔扎诺已经明确在公函中厘清了核心边界：普通假释申请不等于归顺认罪，只有赦免申请才等同于公开向法西斯政权屈服，这一核心区别也成为后续葛兰西开展策略性操作的制度基础 。而葛兰西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他总刑期12年4个月，到1934年已经服刑超过6年，长期的严苛监禁彻底摧毁了他的神经系统，身体机能濒临衰竭，法西斯司法部内部的医疗鉴定已经明确标注其“身体机能彻底衰竭、病危不可逆”，如果继续在全天候贴身看管的严苛监禁环境下疗养，他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病逝，这也是他决定采取特殊路径申请宽松羁押状态的直接动因
葛兰西本人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他对政治原则的绝对坚守，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妥协。内里奥·纳尔迪(Nerio Naldi)教授在文中写到，当时所有常规假释申请都必须满足三大硬性规范：提交至服刑监狱长、抬头致司法部长、正文明确申请假释批复，同时主动承诺认罪悔过、放弃政治活动，但葛兰西1934年9月24日提交的申请彻底背离了所有常规范式：他没有把申请提交给奇维塔韦基亚监狱长，而是直接交付给福尔米亚宪兵队，抬头直接致政府首脑墨索里尼而非法定审批人司法部长，行文里没有任何明确的“申请假释”字样，没有认罪表述、没有放弃政治活动的承诺书，甚至诉求范围也不局限于假释，而是援引《刑法典》176条证明自身具备法定假释资格，仅要求解除严格监禁状态，涵盖假释、警方流放、管制拘禁等多种宽松羁押形式，本质是为自己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 。这份申请书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妥协表述，通篇只强调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承受全天候监视的拘禁模式，只求获得安宁的疗养环境，甚至没有对自己的“罪行”做出任何回应 。葛兰西的这种模糊化行文是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他深知所有核心政治犯的处置权都由墨索里尼独揽，常规司法渠道根本无法左右结果，同时精准拿捏了墨索里尼作为独裁者渴望成为唯一决策者、唯一施恩者的性格，直接上书元首可以规避司法体系的刻板裁量，另一方面这套特殊的申请路径直接跳过了司法部常规审核流程，彻底规避了官方要求填写《30号制式文书》、被迫做出认罪悔过表态的审查机制，现存的中央国家档案馆史料也佐证了这一特殊性：葛兰西的假释专项卷宗里没有任何制式审核文书、没有道德悔过评估、没有内政部与特别法庭的常规评议记录，唯一的核心文件是1934年10月23日内政部奉墨索里尼手令致司法部的加急密函，仅单方面通知司法部遵照政府首脑命令即刻批复葛兰西假释申请，司法部只负责执行手续 。后续假释审批流程末尾，官方要求葛兰西签署的声明也完全没有任何认罪、悔过、归顺内容，他仅确认此次假释批复纯属人道主义医疗考量，无关任何政治妥协，仅保证不会利用宽松拘禁待遇开展政治宣传活动，完全没有触碰他坚守的政治底线 。实际上早在1933年，意共中央就专门针对葛兰西制定了特殊策略，允许他依法援引法条申请假释，家属可凭健康状况代为申诉，必要时可以签署“放弃党务活动”的底线声明，但葛兰西本人明确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政治妥协，他在1933年4月29日给亲友的信中明确表态：“我六年牢狱坚守，绝不为琐碎妥协，彻底否定自己的一切信仰与付出”，哪怕党内友人专程劝说，他也始终坚守底线，拒绝任何可能损害政治原则的让步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都刻意忽略了苏联方面为营救葛兰西付出的大量努力，参照乔治·法布尔(Giorgio Fabre)的《交换，葛兰西为何被释放》里的内容，从1932年开始苏联就已经启动了多轮针对葛兰西的营救行动，形成了以外交渠道为主、国际左翼声援为辅的完整营救网络，为葛兰西的申请最终获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支撑。
早在1933年初，意大利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就已经下发了《监狱集体工作准则》，明确了狱中党员申请假释的整体指导原则，这份文件同时被收录于葛兰西研究所档案与多部葛兰西研究权威著作中，要求所有狱中党员在申请假释时必须坚守政治底线，绝不做出任何悔过认罪的表述。
而苏联外交层面的营救行动从1934年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1934年上半年，意大利方面率先向苏联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释放被扣押的沙俄贵族女子安托瓦内特·乌鲁索娃，作为交换，意大利方面可以考虑释放部分被关押的苏联相关人员，这位沙俄公主1924年在苏联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她的亲属和意大利政坛高层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2。1934年6月14日，苏联外交部门的外交官韦因贝格会见意大利驻苏大使，针对意大利提出的乌鲁索娃释放诉求提出对等反制方案：苏联同意释放乌鲁索娃，交换条件是意大利方面释放葛兰西，理由是葛兰西的妻子和孩子都是苏联公民，申请释放属于正常的家庭团聚诉求，完全消解了交换行为的政治敏感性，避免给法西斯政权留下任何“政治交易”的口实2。之后苏联驻意大利大使波将金多次主动推进此事，先后三次给莫斯科写信汇报进展，甚至在1934年12月即将调任巴黎前专门约见塔季扬娜沟通葛兰西的营救进度，还计划和墨索里尼直接面谈提出释放葛兰西的诉求，虽然这份由苏联外交史学家茹科夫斯基记录的会谈笔录真实性学界尚有一定争议，但足以证明苏联方面为了营救葛兰西投入了极高的外交资源2。同时苏联还协调国际红色救济会每月划拨专项经费保障葛兰西在诊所的疗养开支，专门由克鲁普斯卡娅出面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每月80美元的疗养经费，哪怕中间两次汇款都没能顺利抵达罗马，也没有中断相关的资金支持2。除了苏联之外，国际左翼力量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运动，法国《人道报》、意大利《人民行动报》等左翼媒体持续跟踪报道葛兰西的健康状况，披露法西斯政权虐待政治犯的真相，国际调查团专门赴意大利调查政治犯处境，虽然没能获准探视葛兰西，但相关报道在欧美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1934年底全球多国左翼都举办了“声援葛兰西”的公开集会，给法西斯政权施加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比如罗曼·罗兰在1934年12月发表文章《墨索里尼谋杀的人》，文中他痛斥墨索里尼法西斯暴行，以葛兰西等政治犯遭残酷迫害为例，揭露其远超纳粹的罪恶。他坚决拒绝为葛兰西请求赦免，捍卫其尊严，并高呼“他是领袖”，将墨索里尼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态度激昂而决绝
后续因为乌鲁索娃的释放流程出现了延误，苏联方面又调整了交换方案，提出用被苏联扣押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间谍阿方索·佩特里尼作为新的交换筹码，进一步加快了和意大利当局的谈判进度，整个营救过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全程协同推进，是当时苏联针对意大利开展的最高优先级的外交营救行动之一2。
墨索里尼最终批准葛兰西假释，完全不是因为葛兰西做出了政治让步，而是完全基于法西斯政权的多重现实利益考量。第一是规避国际舆论风险，当时葛兰西病危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左翼阵营，如果他在狱中病逝，法西斯政权将立刻面临铺天盖地的国际声讨，刚刚和苏联达成外交缓和协议的意大利，不想因为一个政治犯的死亡破坏来之不易的外交局面，甚至可能引发欧美多国进步力量联合抵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行动，得不偿失。第二是平衡国内统治阶层的矛盾，当时意大利王室、保守派教会都对法西斯政权长期关押前议员葛兰西表达了不满，不少政坛高层都认为重病的葛兰西已经不可能再领导地下革命活动，继续关押反而会给反对派留下攻击的口实，释放他可以塑造法西斯政权“宽容人道”的形象，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的分歧。第三是墨索里尼本人的独裁统治需求，他希望绕过刻板的司法体系，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单方面向葛兰西施恩，对外展示自己拥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同时他也清楚如果强行逼迫葛兰西签署悔过声明，性格刚烈的葛兰西必然会直接拒绝，反而会引发更大的舆论危机。1934年10月23日披露的未刊新史料——内政部致司法部的加急密函，直接推翻了此前比奥卡提出的“葛兰西假释卷宗仅存封面与批复法令”的错误结论，卷宗里完全没有常规假释申请必备的审核流程文件，只有墨索里尼直接下达的手令，要求司法部立刻执行假释批复，整个流程完全绕开了所有常规司法审核环节。1934年10月14日瓦伦蒂监察员的官方笔录也明确标注“批复仅基于人道主义，禁止政治解读”，就是墨索里尼为了规避后续舆论风险专门做出的安排，防止任何势力将葛兰西的假释解读为法西斯政权向共产主义力量妥协的证据。墨索里尼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葛兰西做出任何认罪悔过的表态，本质上是他判断葛兰西已经时日无多，在不获得对方政治归顺的前提下释放他，反而能以极低的成本收获国际舆论的好感，完全符合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利益
综上所述，葛兰西1934年向墨索里尼提交的申请，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认罪悔过、归顺法西斯政权的表述，他利用法西斯制度的漏洞与独裁者的个人心态，以纯医疗诉求、模糊化行文，在不认罪、不悔过、不放弃信仰的前提下，仅仅争取到了生存所需的疗养条件，终生都坚守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此前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的“葛兰西申请假释等同于背叛革命”的论调，本质是混淆了假释申请和赦免申请的核心边界，完全无视葛兰西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的坚定政治原则，也完全不符合所有现存的一手档案记录。葛兰西在获得宽松羁押待遇之后，依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狱中札记》的核心写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从未背叛革命，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本期参考资料：
1. Giorgio Fabre《Lo scambio. Come Gramsci non fu liberato》[M]. Sellerio editore,
2. Nerio Naldi《LA LIBERAZIONE CONDIZIONALE DI ANTONIO GRAMSCI》[J].
3. LABOR DEFENDER(1934年12月刊)[EB/OL]. I.L.D.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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