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听得最高大上的话题，都是关于美国的事情：一个人物，或者一件事，只要和“美国”这个词沾上气儿，立刻就显得高大上了。
一个大学生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你即便是读了北大清华，也要到美国大学里晃荡一圈，叫做“镀金”。这样再回国做事，别人都得仰着脸和你说话。
那时候，听得耳朵出茧子的一句话是“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后来又出现了“美国的空气是香甜的”后记。
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体制优于中国”，接着推导出美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优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论。
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上讲“剩余价值”，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忽然后来这些内容又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感到奇怪，但后来的人也习以为常了。
那时候，大学里忽然来了很多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以讲《新自由经济学》者最为高贵，因为仰慕美国的原因，爱屋及乌，这种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大学校园风靡一时。
《新自由经济学》的鼻祖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战后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实质上是站在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基本上也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新自由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有如下几点：极力推崇自由市场，反对国家过多干预;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缩小公有制经济占比;贸易与资本全面自由化;推行自由贸易，允许资本进出国境;反对社会福利，强化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张放松企业、金融监管。
大学里教授讲着《新自由经济学》，经济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机械化又倒回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工厂里实行“改制”，一夜之间遍地亿万富豪。
当时最流行的是词语是“下海”，最时髦的人群是“倒爷”，最让人倾慕的人是“万元户”，最光彩夺目的是“歌星”“影星”，最热门的话题是“你赚了多少钱”。
大街最繁华的地方，都要张贴双眼皮、大眼睛、脸蛋流光溢彩的电影明星画像，她们袒胸露背，顾盼流波，勾人魂魄。
在杂志、报刊上，几乎找不到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的影子，也几乎难觅隐姓埋名为国家撑起核保护伞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们。
为了和美西方接轨，为了实现《新自由经济学》的具体要求，对仅剩下的公有制企业卡得死死的，对私有制民营企业的审核、贷款、税收一路绿灯。
豫北有一家北洋时期开办的纺纱厂，工人一万多人，大约也有一万多个家庭和这个厂的命运紧密相连。本来工厂的效益很可观，在当地是一家明星企业，但很快就急转直下。
这家公有制企业周围，一夜间冒出了无数个小厂，业务和这个大厂一样，他们抢原料，抢订单，抢技术人员。这个大厂最终轰然倒下，上万个家庭陷入困顿。
而原来厂里的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摇身一变都成了小厂的厂长、经理。上万个家庭陷入绝境，却冒出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富豪。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好在新世纪初，政府强力关闭了平原地区无数个粘土砖厂、关闭了大约一百万个小煤窑，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小造纸、小化工、小制药、小炼钢。
按照《新自由经济学》的理论，政府这样做，是背道而驰的，但却偏偏就是这样的措施，使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得以满血复活，国家迅速崛起。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洋洋自得地说：“中国，因为融入了西方经济秩序，加入WTO，才迅速崛起的。”
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融入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都加入了WTO，而全世界经济最成功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现象该如何理解?
最让我们清醒的是，曾风光无限的美西方，战后制定并主导了国际秩序，他们手持各种秩序的权柄，却一项又一项地输给了中国这个后来者。
如今，美国在波斯湾被折腾的焦头烂额，国内的通胀、巨额国债、移民等问题，像一根根绳索，把这个老大帝国绑得死去活来。
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俄乌冲突，高科技严重落后于中美，优势产业在能源涨价的背景下一个个轰然倒下;日本这个曾经的世界经济第二强国，现在已经被老美吸血变成皮包骨头。
我们最大的领悟是，共产党永远是我们的领路人，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伟大导师，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必将重新大放异彩!
这时候，大学里那些主讲《新自由经济学》的教授该如何发落，他们出版的书籍该如何处理，这个荒谬理论给中国留下的伤痕该如何疗治，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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