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瑟琳·戈迪（Katherine A. Gordy）
文献来源：Katherine A. Gordy, 「What Would Che Say? Making the Market Socialist」(《切会怎么说?——让市场社会主义化》)
inLiving Ideology in Cuba: Socialism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古巴的活意识形态：原则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5，88–120.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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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古巴引入苏联式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并开始使用利润核算、物质激励等市场手段。传统叙述常把这看作革命理想向经济务实的退让。戈迪考察《格拉玛报》及官员对这些改革的解释，发现市场机制的引入反而激发了更密集的社会主义论证。她特别追踪官僚如何援引卡尔·马克思与切·格瓦拉为改革辩护，以及这种辩护与格瓦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的警告之间的冲突。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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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其中一种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叙述：古巴革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要么被描绘为务实地向自由市场措施让步，要么被描绘为试图尽快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尝试。许多关于1960年代以来古巴经济政策的学术研究，都建立在「务实主义(pragmatism)/理想主义(idealism)」这一框架之上。[1]按照这种解释，196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左右经济政策的，与其说是对古巴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冷静估量，不如说是试图同新殖民主义和经济依附的过去决裂的革命热情。1960年代持续的物资短缺与低效率，使人们对革命的热情逐渐消退。进入1970年代，政府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措施，以提高生产率并维持民众支持。1975年采用苏联式工业化与计划模式，就是这种务实转向的鲜明表现。
该模式被称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它以苏联1965年的改革为基础，力图在企业层面实行自筹资金，引入「盈利标准及其相应的激励办法」，并「推动分权、组织协调与效率」。[2]虽然源自苏联，这一制度比1960年代的经济模式，特别是切·格瓦拉主张的预算拨款制度，更加依赖市场原则，亦即所谓「经济核算」。
然而，考察古巴采用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时围绕它展开的话语，特别是报刊上的讨论，会使这种历史叙述以及支撑它的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简单对立复杂化。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尤其能说明这种二分法的不足，因为按照惯常理解，推行这一制度恰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退居幕后，为市场务实主义让路。如果不只研究经济政策本身，还研究报刊围绕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展开的话语，就会发现，在这个看似务实的时期，人们其实明确讨论了两套要求之间的矛盾。一套是注重物质或市场、旨在提高生产率的经济政策，即所谓务实主义;另一套是受到道德激励和分配平等愿望驱动的计划制度，即所谓理想主义。
总体而言，报刊与政府官员将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描述为一项调和不同经济手段的尝试：一端是集中计划、意识形态教育等社会主义经济方法，另一端是物质激励、利润标准和企业自主权等更接近市场的工具。他们坚持认为，采用市场机制决不意味着回到资本主义。报刊上关于会计核算、企业自主权、物质激励、配给证(libreta)和平行市场(parallel markets)等问题的技术性讨论，努力说明这些手段如何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策越是依赖市场机制，就越有必要证明它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容。理想主义没有退场，也没有以衰弱的形态存在，而是换了一副面貌。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1986年古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首次宣布开展「纠正思想错误和消极倾向运动」。这场运动后来批评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偏离社会主义，因为它过度依赖经济主义的解决办法和市场机制，优先考虑以数字衡量的增长，却忽视了真正的增长应当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造福全社会为基础。[3]但在制度刚刚推行时，它被说成是有意识地驾驭经济、通过集中组织生产充分发挥生产力、尽快走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格拉玛报》的文章反复援引古巴共产党1975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必然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原则的制约，并与这些原则相符合。这一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客观规律的形式，要求在统一计划和适当的集中计划管理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并通过集中计划管理作出重大经济决策。
同样，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必须成为实现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并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的重要工具：通过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以合理且不断提高的水平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依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教育人们形成新型的人际关系和对社会义务的新态度。[4]
因此，可以把这一时期理解为古巴社会主义原则重新排列组合的时期，而非放弃这些原则的时期。社会经济平等仍然是意识形态协商(ideological negotiations)的根基。与1960年代相比，这种协商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更加精细，因为在那个年代，理论似乎与实践更为接近。但同1960年代一样，这些意识形态协商仍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同时力图摆脱某些目标和原则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既有的联系。
围绕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采用和实施所展开的话语，试图拒绝把机会平等、效率和生产率同社会经济正义必然对立起来，进而拒绝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对立。它还揭示，把理想主义同务实主义对置，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古巴领导层有时也借用这种对立，以便同过去的政策拉开距离。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仍可称为「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而非工具性的机会主义。因为政府官员和报刊尝试将经济政策同历久不衰的社会主义原则联系起来，只是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经济政策中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对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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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罗列1960年代以来、直至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出台前的一些关键政策，古巴经济史似乎确实可以整齐地纳入理想主义/务实主义框架。按照这种叙述，革命最初几年属于理想主义时期：政府在经济上作出决定，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彻底地改造古巴社会，也出于一种信念，即「革命唯意志论——在1956至1959年战胜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总统的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同样可以用于治理国家」。[5]为同过去彻底决裂，古巴在1961至1963年推行密集工业化，强调机器和工具制造，并试图摆脱单一种植经济。发展工业和农业多样化，可以打破使古巴易受国际糖价波动冲击的传统贸易格局。[6]
革命初期，许多在古巴工作的外国经济顾问抱怨领导层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对他们不顾物质条件和经济因素的态度感到沮丧和失望。[7]例如，经济学家爱德华·布尔斯坦(Edward Boorstein)认为，革命热情、胜利后的乐观情绪，以及大批专业人员的离去，使经济决策者经常无法理解革命唯意志论的限度，也不明白古巴硬通货储备的数量限制。他们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同方案之间的选择。[8]
忧虑这些问题的并非只有外国观察者。在1962至1965年的「大论战」(Great Debate)中，「革命伦理的倡导者同经济理性的支持者正面交锋」。[9]前者以切·格瓦拉为代表，拥护预算拨款制度，亦称「合并企业制度」(consolidated enterprise system)。在这一制度下，企业的所有利润上缴国家预算，亏损也由国家预算弥补。格瓦拉认为道德激励应优先于物质激励，集体的物质激励应优先于个人的物质激励。[10]在他看来，建立能够培育社会主义意识(socialist consciousness)的制度，对古巴社会主义的长远成功，比鼓励人们为个人利润或私利而劳动所能取得的任何短期利益都更加重要。[11]
20世纪60年代初，切·格瓦拉在古巴一家工业车间察看机械设备。图源：Centro de Estudios Che Guevara/Ocean Sur。
格瓦拉所说的「道德激励」(estímulo moral)或「共产主义意识」(conciencia comunista)，原本就是要取代过去的经济核算方式。[12]他警告利润动机和个人利益可能带来的危险，批评正在试验市场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这些手段。[13]在他看来，采用这些手段，就极易滑向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一切弊害。
经济理性的支持者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为代表，拥护经济核算制度(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又称企业自主管理制度(self-management system)。他们主张企业自筹资金，认为预算拨款使企业无需单独承担责任，因而助长资源浪费。[14]他们相信，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市场信号、利润标准、物质激励等资本主义因素对于奠定社会主义的坚实物质基础是必要的。
在某些方面，古巴人曾乐观地相信，通过艰苦劳动和奉献便可彻底改造本国经济，但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开始消退。例如，摆脱甘蔗单一种植的努力只持续了很短时间。1964年，古巴承认无法轻易克服对国际贸易的依赖，重新回到农业专业化的道路。[15]然而，另外一些事件似乎又证明了这一时期古巴经济政策的理想主义性质，包括格瓦拉的预算拨款制度在1966年表面上取得的胜利(格瓦拉本人当时已不再任职)、1968年的「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以及1970年冲击一千万吨食糖产量的运动。
1966年，预算拨款制度得到全面实施。政府废除了计件工资和奖金，把单个企业合并为规模更大的企业。1960年设立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权力被削减。正式的年度计划被小型计划取代，后者优先向若干部门保证充足资源，却造成其他部门生产环节的堵塞。[16]1968年的「革命攻势」延续了格瓦拉倡导的、日益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古巴国家将五万八千多家小企业收归国有，并禁止个体经营，使国家控制的零售贸易及销售占比显著提高。[17]一部分原店主继续留在原来的店铺里，成为国家雇员。
1970年冲击一千万吨食糖产量的运动，可以被视为古巴最后一次强调道德激励高于物质激励的尝试，因为人们希望诉诸国家的共同利益，便能完成如此高的生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也意味着放弃了此前追求更高自给程度、农业多样化和工业化的希望。运动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的目标，还从古巴经济其他部门抽走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古巴未能摆脱甘蔗单一种植的历史遗产，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又日益孤立，令其深感挫折。
1970年古巴食糖增产运动期间，一名工人站在装满甘蔗的运输车辆上整理收割成果。图源：Iván Cañas/El Estornudo。
于是，古巴转向以苏联集中计划模式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并由此于1972年加入苏联领导的贸易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古巴加入经互会、1975年采用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以及卡斯特罗支持苏联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常被当作古巴政府在1970年代越来越务实的证据。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表明，古巴日益同苏联结盟并依附于苏联，向冷战的现实要求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屈服。[18]
但仔细审视这些政策，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界限便不那么清楚了。以1968年的「革命攻势」为例，被国有化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961年之后开办的。[19]这说明革命要摆脱的并不只有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它还在否定1960年代某些旨在实现另一种社会经济平等的再分配努力。当时，留在古巴的人有的获准保留小企业，有的得到了逃离古巴者留下的财产。如果理想主义意味着远离市场机制，那么这里恰恰是一套理想或原则，否定了此前的另一套理想或原则：前者试图消灭小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国家;后者则要把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给更多此前被排斥在所有权之外的人。与此同时，两项政策又都可以说是务实的。最初的再分配旨在争取民众支持，后来取消小企业，则是为对抗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力量，因为这个阶层被看作黑市交易和反革命活动的温床。
类似地，格瓦拉提出的「新人」(new man)成为古巴公民应当效法的榜样：他为国家努力劳动，劳动本身的德性就是他的报偿。然而，这一强调在两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务实之举。其一，鉴于古巴的新殖民地地位、工业基础设施匮乏以及大批专业人员流失，劳动力事实上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之一。设法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在实践上完全合理;虽然这种利用被表述为增加国家财富、反对帝国主义，而非增加资本。[20]
其二，格瓦拉也认识到社会主义价值在国际环境中受到的限制。他曾在一场著名的电视讲话中举起古巴国产汽水「特罗皮可乐」(Tropicola)，对全国观众直言，这种国产货简直是垃圾，劣质产品永远无法同可口可乐竞争。因此，虽然他主张在国内以合作和兄弟情谊取代竞争与私利，但这种国内伦理并不能消除面对资本主义体系时采取竞争方式的必要性。格瓦拉对道德激励和民族品牌自豪感的重视，不仅是为了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为了培养能生产出有可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商品的工人，从而减少古巴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外国力量的依赖。
研究围绕具体政策形成的话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难以区分的问题。这不仅关乎经济政策，也关乎其他政策。卡斯特罗公开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时，便不得不努力应付自己所持立场在意识形态上的后果。他在讲话中谴责捷克改革者接受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定义，认为他们正在「走向反革命局势」，已「严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21]与此同时，鉴于古巴自身长期面对北方帝国主义强国的经历，他也承认，古巴支持苏联入侵一个较小的独立国家，可能引发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一些事情，在某些情况下会违背许多人的感情，在另一些情况下会违背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些情况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严重风险。然而，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言，此刻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22]
卡斯特罗称这场入侵是「创伤性的」「苦涩的」「悲剧性的」，也是「极其令人不快的」。但他又表示，可以从政治上为之辩护：这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思想及其影响的无奈而必要的措施。为了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或美国可能侵犯古巴主权的情形区别开来，卡斯特罗补充说，引发这次入侵的那种运动决不可能在古巴发生。[23]他同时提醒苏联，古巴按照原则有权「要求〔苏联〕在涉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问题上采取一贯立场」。[24]
因此，他经过政治权衡，默许了一个给古巴树立危险先例的行动，以要求苏联在自身事务及社会主义世界事务上更加尊重古巴的意见，同时提醒苏联有责任保护古巴免遭美国侵略。整个1970年代都可以看到这种立场。尽管古巴已经加入经互会，它仍通过同一系列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结盟并积极支持它们，不断申明自身相对于苏联的自主性。[25]这样的意识形态协商绝非卡斯特罗一人的专利，古巴社会主义的其他官方表达中也随处可见。
古巴报刊中的官方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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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留下大量讲话，以致人们常把官方观点看成只存在于他一个人的言语之中。这样的简化忽视了其他场域，例如同样属于古巴共产党机关的古巴报刊。官方意识形态与政策在这些场域中获得公布和传播，也在其中得到生产。报刊在许多时候只是把古巴政府的想法传达给一般民众的工具。文章经常直接引用党政官员的讲话或党的文件。有时整篇讲话稿、党代会报告的大段内容都会被照搬刊登，再抽出其中一段重要文字作为文章标题。即便没有直接引用或注明党的文件，也常能看出这些文件是报道的信息来源。然而，古巴报刊所提供的例子并不都是意识形态的机械复述，其中同样存在意识形态协商。
当然，不能将这种协商误认为意识形态多样性。除少数例外，古巴几乎没有对本国问题展开尖锐调查报道的文章。[26]政府官员的自我批评是受到偏好的批评形式。如果没有其他政府官员指出某项信息可能有误，报刊就不会质疑政府公布信息的可靠性或准确性。如果没有另一名政府官员提出异议，文章也不会挑战官方的论证或理由。古巴没有合法反对党供记者采访以获得不同意见，记者也不刊登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政党的观点。来自普通民众或其他独立、非法组织、针对政府政策的尖锐批评，也不会出现在报刊上。独立于国营媒体工作的古巴记者经常受到审查，并可能遭到监禁。外国记者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和密切监控，国内外部分信息的获取也同样受到限制。
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World Press Freedom Committee)、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及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团体，一再谴责古巴监禁独立记者、限制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做法。按照侵犯新闻自由的直接事件、侵犯新闻自由者享有的免责程度、国家媒体垄断和互联网接入等指标，古巴通常处于这些排名的末尾。[27]
但对于本章的论证，更关键的一点是：即便这些排名，也未必把新闻自由排名同新闻质量联系起来。例如，无国界记者组织明确说明，其排名「不应被视为有关国家新闻质量的指标」;该组织「捍卫新闻自由，但不对新闻媒体编辑内容的质量作出判断」。换言之，缺乏新闻自由本身，未必能告诉人们生产出来的新闻内容究竟是什么样、质量如何。
在古巴，支撑信息传播和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是公开宣示的。为官方报刊工作的记者承认自己的工作具有意识形态动机。据古巴记者联盟的官方网站表示：
古巴报刊自豪地宣称自己客观，但并不中立。因为当人们必须在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公正与不公正、爱国者与卖国贼之间作出选择时，不可能保持中立;同样，在独立与吞并、团结与自私之间，也不可能保持中立。[28]
古巴记者联盟认为，客观性来自古巴报刊「无须捍卫私有财产的利益，也无须捍卫商业广告或某一群政客的利益」。按照这一联盟的定义，自由的报刊应当不为资本主义利益辩护，而且根据古巴宪法第53条，它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29]古巴报刊的这种立场，使其格外有助于理解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的目标不在于减少偏见或假装中立，而在于维护一套特定的意识形态，并据此解释政策。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实行期间也不例外。《格拉玛报》和《波希米亚新闻杂志的经济政策讨论都在一定界限内进行。这些界限规定了辩论的条件，却没有彻底取消辩论。[30]古巴新闻工作者比政府官员更有责任报道政策事实，同时也被期待捍卫特定的意识形态。
负责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何塞·诺尔涅利亚(José Norniella)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恰好说明报刊不能止于重复党的路线，还必须论证经济政策如何同党的路线保持一致。不过，一开始就必须澄清：本章的目的不在于判断报刊报道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了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而在于说明官方话语如何在努力调和资本主义相关工具与社会主义原则时，既拒绝理想主义/务实主义框架，又为同样的目的利用这一框架。
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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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于1975年12月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本章开头引述的那段话表明，大会纲领的措辞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也强调计划管理的核心地位。根据大会纲领，计划是「覆盖所有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环节，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最合理的分配与使用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纲领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并不断提高人民福祉」，计划工作必须制定「经过科学设计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并使它们「有机结合」。[31]1960年代后期职权遭到削弱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将在制定和执行计划中重新发挥首要作用。[32]
1975年1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此次大会批准了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成为古巴197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
摄影师未核实。图源：Granma/Wikimedia Commons。
虽然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及其主要原则早在1975年12月第一次党代会上就已经获得批准和确立，但直到1977年，这套制度才全面实施。[33]1976年1月，古巴成立了负责实施该制度的全国委员会。[34]随后数月，报刊不断报道各地举办研讨班、课程和会议，为承担实施任务的人员进行准备和培训。[35]文章承认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障碍，指出有关人员仍处在学习阶段，新制度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面临困难。[36]例如，必须「使经济研究更加紧密地联系国民经济的需要」，经济学教授也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解决实际经济问题。[37]制度的一些核心内容直到1979年乃至1981年才付诸实行。到1979年，报刊已经开始对统计数据使用不当、财政失衡及制度的其他缺陷表示担忧。[38]
有关这一制度的报道从一开始就远非一片颂扬，相反，它竭力指出实施过程中数不清的挑战。安德鲁·津巴利斯特(Andrew Zimbalist)指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是「古巴第一次系统地尝试建立具有稳定机构和明确职能的成熟中央计划体制」。这样的特征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其根源更容易确定，问题的系统性也会更加明显」。[39]制度把提高效率放在突出位置，尤其是通过把工资与产量挂钩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特点给那些负责证明制度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带来了沉重压力。
以资本主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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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大多数文章，都着力解释如何运用那些通常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工具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例如，1976年有三篇系列文章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会计核算的含义，承认人们通常会将会计核算同资本主义的金融交易联系起来。[40]但文章指出，如果把会计理解为收集企业资源信息、计算国民经济重要指标的工作，那么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会计反而更加重要。因为这里的决策根据是实际需要和可用资源，而非市场信号、供给和需求。[41]
正如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全国实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在访谈中指出的，马克思和列宁(Vladimir Lenin)本人都十分重视会计核算，而这种方法完全可以适应不同的生产方式。[42]这位委员解释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会计核算，由国家用来「确立方法、标准和程序，使一切机构与组织服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43]当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时，便可以「衡量社会劳动的节约情况，帮助评价社会组织的工作成果和效率，计算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开支，并监督经济的计划发展」。[44]
因此，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基石——即所谓「奠基石」(piedra angular)——是新的全国统计信息系统(Sistema de Información Estadístico Nacional，简称SIEN)，它能够收集、整理全国资源清单等信息。[45]创造收益的企业和农场需要自筹资金，但学校、医院等机构直接由国家预算拨款，由此保证某些服务不受其他经济部门所面临的那种市场纪律约束。报刊文章经常指出经济中哪些领域不受市场力量支配，借此区分古巴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与全面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
集中经济中的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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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单个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格拉玛报》的许多文章认为，这一做法是在朝社会主义前进。它们强调，如果淡化国家在具体经营中的作用，个别工人和企业实际上就能更有效地完成国家计划。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并要求企业独立承担完成计划中相应任务的责任，正是为了促使工人提高生产率和效率。[46]严格说来，这不是物质激励，而是津巴利斯特所谓的「内在激励」(internal incentive)，即工人把企业或整个经济的目标内化为自己的目标。[47]每家企业应按照「经济核算的一般原则」运营，并根据事先签订的销售合同组织物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分配。[48]不过，衡量企业效率的依据并非「产量等孤立指标」，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指标所反映的综合运行效率」。[49]
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
企业直接负责基本资源及其分配、资源的具体用途、生产成本过高、产品质量低劣、未完成生产和交货计划、库存过多、工资基金耗尽而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却未相应提高、未及时签订供应合同、成本和付款管理不善……因为企业使用这些资源，依照计划开展生产……企业在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中的职能，是建立控制和激励方法，使企业高效完成计划，并在工人中培育经济意识。[50]
因此，企业自主权被视为提高工人觉悟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使工人感到自己对计划这一更大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负有个人责任。它并未被呈现为一种短期内可能损害工人意识、但不得不接受的恶。企业自主权不等于以私人利益为目标的个人化激励，而且自主权本身也是相对的。它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意味着企业利益可以同国家、工人或全社会的利益分割开来。全国统一的标准与程序必须得到遵守，例如，基本工资不得因企业不同而变化。
每家企业的工人，其利益主要集中在企业活动中，集中在他们工作的企业能否取得最好的成果上。因此，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同企业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只要正确运用经济核算原则和国家政策，就能够实现这一点。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使工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国家政策也完全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51]
《格拉玛报》总是小心地解释说，企业自主权的目的在于鼓励工人承担更多责任，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效率，最终增进全国人民的福祉。然而，这种自主权始终受到国家和整体经济计划的制约。计划仍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根本内容，但自筹资金也占有重要位置。企业被要求创造高于自身开支的收入，因此必须享有一定自主权。不过，企业最终要受人民政权机关的管辖。[52]
人民政权机关于1976年建立。在国家层面，它负责批准年度和五年计划、批准国家预算、制定法律;在地方层面，它作为地方政府机构运作，并向选举它的选民负责。[53]苏珊·埃克斯坦(Susan Eckstein)认为，市镇一级的这些机关确实按照民主方式运行，代表由选民选举产生并向选民负责;但在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实行期间，省级和国家层面的治理「几乎没有实际证据显示发生了民主化」。[54]无论如何，由于企业隶属于人民政权机关，企业自主权便被解释为政府管理权的下放，而不是政府取消规制，从而同资本主义企业相区别。
由此看来，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企业并不孤立于其他企业，也不与本国其余经济和社会机构割裂。每个工人的最终目标，是完成计划，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道德上和物质上都关心管理工作——企业经济——能否顺利进行。因此，头等大事是制订好计划并完成计划。」[55]企业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人的直接参与」，让他们了解计划并有机会讨论，使计划在「群众的建议与创造性举措」中得到「充实」。[56]
1970年，三名古巴人在一处橱窗前手持扫帚，身后陈列着宣传食糖增产运动的招贴画，其中可见切·格瓦拉的肖像。
1978年国家经济计划学校的毕业典礼讲话，标题就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成功永远取决于工人的自觉而积极的参与」。[57]人们号召工人更加努力地劳动，同时参与制订切实可行、能够高效完成的计划。然而，从1971年开始，一系列法令逐渐为这些号召提供了强制性支持，力图把劳动变成义务，而非权利。埃克斯坦指出，调查数据似乎表明，到1970年代中期，与其说工人把工会看作工人权利的捍卫者，不如说他们将其看作教育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构。[58]这些证据从不同方面显示，经济核算的使用会如何影响工人的意识，而不只是改变经济结果;格瓦拉早已预见到这一点。
为人的需要服务的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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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算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关键，因此特别需要在报刊上加以解释。因为它看起来正在把衡量繁荣的经济指标置于衡量人的福祉的指标之上，并将权力交给资本运动的盲目规律。在新制度中，经济核算被描述为「推动充满活力的合理效率的有力杠杆，它建立在对某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运用之上，也建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但已具有新内容的货币商品关系和范畴(价格、成本、利润等)之上」。[59]这些货币商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成了中央政府改进经济计划的工具。因此，归根到底，它们必须服从满足全体国人物质需要的任务。具有理性的应当是经济计划者，而非市场。
在哈瓦那大学经济系出版的《经济与发展》上，一篇题为〈经济计划与管理制度的理论问题〉(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的文章，把新制度比作一台机器，不过，这台机器是由它的人类制造者从内部加以控制的。
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实行自我管理，由人从内部加以引导，而人是一切经济关系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这个具有社会性质的制度与人们在经济事务中的各种活动联系在一起，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机械系统，并拥有一系列不同于机械系统的特殊性质。[60]
与资本主义条件不同，客观规律本身并不具有理性，因此才需要加以驾驭，使其「合理化」。尽管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受到人的政治选择的控制，它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决策者承认，某些客观规律不能被忽视。解决办法就是了解这些客观经济规律如何运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它们，为社会谋取利益。承认规律的行动本身，把客观规律同人的意识联系起来;正如工人认识到自己在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地位，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一样。
经济管理制度的客观必要性，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一些独立于人的意志和意识而存在的客观规律之上。但是，经济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例如万有引力定律)，它们总是以人的行动为中介。在各种人类意志的相互作用中，经济规律继续发挥作用，并根据其所在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表现出相应的趋势和规律性。[61]
例如，价值规律指商品的价值通过不断变动的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能够交换多少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运用这一规律，可以防止工厂里的库存长期闲置，避免资金被积压，无法用于其他生产环节。一篇文章解释说：「价值规律正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用来发现生产资料分配中各种异常情况的一项机制。」[62]
客观经济规律同它所处的经济制度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承认这些客观规律，并不意味着把它们当作自然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但也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推翻它们，更不能置之不理。恰恰是承认这些规律，为有意识地运用、最终驾驭它们，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目标创造了前提。而促进全社会的目标，则意味着先建设社会主义，再走向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必须考虑物质与历史条件，以及人民意识的发展水平。
正因为如此，古巴1975年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原则」部分第19条规定，古巴共和国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许多文章专门阐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1891年首次发表)中的论证：在社会主义转变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意识尚未充分发展，人们还无法在没有个人物质报酬驱动的情况下为共同利益劳动，因此这一原则是必要的。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63]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平等的抽象平等，社会主义平等建立在劳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上。一旦把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计算在内，平等便无法成立。
呼应马克思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既然货币商品关系仍然存在于古巴经济中，就不可能强行实行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标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在一个人们仍为个人所得而劳动的经济制度中，这种平等标准在实践中反而会造成不平等。只要人们仍为个人所得而劳动，制度就需要允许工资差别，还需要市场，即所谓平行市场，让有更多收入的人能够买到更多、更好的商品。
作为物质激励的平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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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也援引马克思的论述，为平行市场的存在辩护;这同样是在拒绝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截然对立。平行市场同配给证制度并行存在，后者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一组基本生活用品。[64]
因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因为它意味着人在生产资料面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对所有人来说，劳动，而且只有劳动，才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社会主义不可能给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它可以实现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但眼下还无法实现消费方面的平等。在消费领域，暂时性的差别(diferencias temporales)仍然存在，因为劳动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消费品。[65]
尽管消费存在差别，制度仍包含「道德的、教育的因素」，因为工人开始认识到，他们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在为自己所属的阶级劳动，而非为某个剥削者劳动。一些古巴人尚未认识到社会主义财产属于全体人民，于是偷拿工厂财物，或者疏于保养设备。[66]在确立另一种平等标准之前，道德教育仍然不可缺少。
官方坚持，这套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同，因为在古巴，虽然有人因劳动数量和质量不同而比别人得到更多，但没有人会因为劳动数量或质量较低就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配给证、就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提供，意味着没有人会完全听凭市场摆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品和使用物品的分配具有双重性质。主要部分按照劳动进行分配，另一部分则通过社会消费基金分配，并不考虑每个社会成员所贡献的劳动份额。[67]
1964年4月，几名古巴妇女和儿童在哈瓦那一家食品供应点等候购买食品。墙上的黑板写有按日期安排的供应信息。图源：Bettmann Archive/Fine Art Storehouse。
因此，一个月工资为150比索、却有三个孩子享受公费寄宿中等教育的古巴人，实际上得到的社会收入高于工资所显示的数额。这里的公费寄宿学生被称作「贝卡多斯」(becados)，古巴当时的高中是由国家管理的寄宿学校。[68]不过，平行市场仍属于物质激励，是一定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劳动更多、劳动得更好的人，有权从社会得到更多。」当年另一篇谈论平行市场的文章这样写道。[69]
古巴领导层与报刊共同努力，使人们理解平行市场和配给证为什么存在、如何运作。相关讨论不只见于《格拉玛报》，也出现在《波希米亚》杂志这样更加通俗易读的刊物上。1979年，《波希米亚》刊登了多篇文章，由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温贝托·佩雷斯(Humberto Pérez)讨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各个方面。佩雷斯是党的技术官僚，没有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70]他似乎体现了与1960年代尤其是1960年代初期的断裂：那时政府职位主要根据革命资历而非专业资历分配。
然而，他负责解释新制度的具体运作，并不妨碍他把它同社会主义的长期事业联系起来。那项事业所追求的转变，既涉及生产方式，也涉及人的意识。况且，与《格拉玛报》的报道相比，佩雷斯的解释更加注意把政策同马克思和格瓦拉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原则联系起来，并坚持认为，那些表面上背离原则的举措，实际上只是重新调整这些原则的排列关系。
一位官僚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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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波希米亚》刊登了流亡古巴的智利记者玛尔塔·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对佩雷斯的访谈，题为〈我们革命的客观问题：人民应该知道些什么〉(Objective Problems of Our Revolution: What the People Should Know，1979)。[71]阿内克尔身为来自国外的流亡者，也许在提问时拥有更大的空间。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佩雷斯为何如此着重谈论原则。[72]佩雷斯关于配给证和平行经济的回答，展现了理想主义考量与务实主义考量之间往复曲折的协调。他希望解释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核心内容，却从未把这些内容同社会主义这一更大的目标分离开来。面对配给证是否意味着物资匮乏的问题，佩雷斯认为，它是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最好、最公平的办法。
虽然配给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削弱经济激励，但剥夺人民的基本需要是资本主义的手段，绝非社会主义的手段。配给证和平行市场——商品在后者以较高价格出售——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在特定时刻、针对特定商品成为社会正义的工具，同时帮助抵消货币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影响」。[73]他进一步指出，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把完全相同的商品分给每个人。由于配给证没有考虑人们偏好的差异，人们不能仅仅依靠它生活。佩雷斯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互换配给份额，例如拿咖啡换香烟。但他随即指出，这种交换会给中间商留下活动空间，助长黑市。因此，配给证必须同平行市场配合使用。
佩雷斯解释说，配给证预设人们的需要和偏好大体一致，而平行市场则让消费者在商品选择和购买数量上享有一定自由，并刺激商品质量与种类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行市场发挥着某种「先锋队」的作用，推动不同商品率先投产，这些商品日后可以扩大生产，向全体居民普遍供应。这里的「需求」既指人的需要，也在更接近市场的意义上指消费者偏好。在平行市场出售这些商品，还有助于打击黑市。佩雷斯认为，黑市之所以能运作，是因为有人「不去工作，专门排队，或者收购通过配给证分配但原持有人并不使用的商品，以一个价格买进，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74]平行市场的价格虽然「高于通过配给方式供应的同类商品……但这些价格往往低于黑市上同类商品的价格」。
佩雷斯强调，平行市场允许商品以更高且不同的价格出售，最关键的理由在于，这是唯一能够「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运作的办法，因为「人人都知道，按需分配属于共产主义阶段，而我们距离那个阶段仍然十分遥远」。[75]他依照《格拉玛报》反复强调的观点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76]
佩雷斯告诉采访者：「工人的目标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因此，必须供应一些价格较高、只有收入较多者才买得起的商品和服务。
佩雷斯认为，这些商品和服务是推动发展、增加产量和生产率、提高工人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它们最终也是改进社会、改善全体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动力，包括那些收入较低、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以较高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的工人。[77]
但佩雷斯立即补充，物质激励不能触及人的最基本需要。他解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失业的威胁、患病、缺乏受教育机会、年老无人照料、无家可归和缺少基本营养等消极的物质激励已经不存在。换言之，物质激励采用的是「胡萝卜」，而非「大棒」。之所以仍然需要用获得更多物质报偿的希望而非遭受剥夺的威胁来激励人们，是因为古巴人的意识「尚未充分发展」，还不能完全依据道德激励采取行动。因此，免费或低于价值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办法，必须同促使人们劳动的机制保持平衡。为此，一些商品价格被人为提高，使工资差别能够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按照佩雷斯的说法，社会主义原则禁止采用资本主义的那套激励制度，而且它丝毫无助于提高古巴人的觉悟。但这些原则也不能贯彻到完全无视现实的地步。物质激励等某些资本主义工具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而且从长远看，使用这些手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小于固守纯粹原则所造成的损害。佩雷斯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务实并不意味着抛弃原则，而是采用「按劳分配」这一次一级原则，因为它在现实中能够比直接贯彻分配平等这一更高原则，更好地实现后者所要求的公正。因此，务实主义意味着重新排列原则，而非放弃原则。
佩雷斯说道：
如果听凭所有革命者心中都有的浪漫利他主义冲动支配自己，如果我们被一种不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平均主义观念征服，那么，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伤害社会，伤害……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人，而不是使他们受益。当然，眼下他们确实买不起平行市场以高价出售的某些商品和服务。但要改进低价商品的质量，扩大商品供应的种类，让所有人工作得更多、更好，从而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办法就是激励每个人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率，不断改进技术。这样，我们就能发展起来。这样，至少在现阶段，商品才会充足到能够以较低价格供应，因为届时已经有足够的商品供所有人消费。[78]
佩雷斯的论证令人瞩目之处，是它代表了两套意识形态——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的汇合，而非意识形态的消退和务实主义的胜利。佩雷斯显然沿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明确表达的论点：把理想从其历史和具体条件中抽离，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因为这样会使社会主义遭到空想主义的指责。[79]佩雷斯强调，人们按照某一制度的规则行事时，无论是否自觉，都为另一种制度的兴起创造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80]按照佩雷斯的说法，唯有诉诸个人利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然而，实行这一原则仅仅是为了走向更高的原则，即普遍的物质丰裕;而物质丰裕又是不计劳动贡献、纯粹根据需要进行分配的前提。
这一论证的最初几个环节，也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共同之处：所有人都能享有更大的物质丰裕，被设想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81]格瓦拉等人所忧虑的，恰恰是暂时诉诸个人利益的办法可能损害长远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不过，佩雷斯的论证似乎暗示，诉诸私利本身并不必然违背社会主义，决定其性质的是它在诸种社会主义原则中的位置。
比马克思更高明？借用切·格瓦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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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背离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指控出现得足够频繁，以致《波希米亚》在1979年访谈刊登数月后，又发表了佩雷斯在古巴经济学家全国协会一次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讲话显示，领导层重视把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呈现为1960年代革命理想的延续，至少是在共同目标上的延续，而非对它的背弃。佩雷斯必须突出切·格瓦拉等人的某些主张，同时淡化格瓦拉思想中那些可能引发对新制度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疑的内容。他回应说，「国外一些出版物」把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说成「放弃格瓦拉的思想」「从他确立的奋斗目标上后退」，但事实恰好相反：「自从格瓦拉离开我国以来，我们为实现其经济思想中最根本的内容，作出了规模最大、最系统、组织最严密、最深入、最持久、最全面的努力。」[82]
佩雷斯援引格瓦拉的著作，证明格瓦拉并未否认物质激励，并声称预算拨款制度与经济核算制度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无原则分歧。无论佩雷斯是否真正理解了格瓦拉，他相信自己是在务实地行事。但这里的务实，不只意味着做现实需要做的事情，还意味着创造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保持意识形态的一贯性，本身就是务实主义的一部分，而这种务实主义对于古巴格外重要。
与此同时，佩雷斯对预算拨款制度未能站稳脚跟的解释，也暴露出他不愿或者未能承认：格瓦拉制度中那些看似细微的差别，其实涉及原则问题。在讲话的下一部分，他为预算拨款制度没能成功确立辩护时，呼应了「大论战」时期对该制度的批评，暗示1960年代初古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适合格瓦拉的制度。
因为在截至1965年的最初时期，革命最初几年社会变革造成的剧烈动荡构成了障碍。此外，我们的生产力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我们的人民和干部还不具备今天这样的经验、能力与觉悟，国内外政治形势也与今天不同。还有，正如菲德尔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解释的，那段时期两种经济管理制度并存：格瓦拉倡导的预算拨款制度覆盖工业的大部分领域;经济核算制度则刚刚起步，只在农业、对外贸易和少数工业部门局部、有限地实行。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格瓦拉拥有崇高威望、卓越智慧、坚韧意志和组织才能，他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今天我们按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实施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时，在全国范围内所实现的整合与系统化水平。[83]
尽管佩雷斯最初这样解释格瓦拉预算拨款制度的失败，在后面的讲话中他仍坚持认为，预算拨款制度同经济核算制度——又称自主管理或自筹资金制度——的区别不过是规模上的差别。而且，佩雷斯的讲话大量借用了格瓦拉1964年的文章〈论预算拨款制度〉(On the Budgetary Finance System，1964)，格瓦拉曾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自己的制度同经济核算之间的差异。佩雷斯有时明确引用格瓦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借用格瓦拉的思想，却未直接说明出处。
1963年，切·格瓦拉在哈瓦那工业部长办公室内，身后是一幅古巴地图，周围摆放着书籍与文件。图源：René Burri/Magnum Photos/MutualArt。
佩雷斯解释说，在格瓦拉的制度中，盈利能力「无须按照每家企业的收入与支出之差来衡量」。企业层面的盈利能力，是「根据事先确定的生产率成本和降低成本的情况来衡量」的;所谓「相对盈利能力」，即不同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比较，只作为一个指标，因为格瓦拉的制度更关心的是「全国范围内整个生产体系的盈利能力」。[84]佩雷斯解释说，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同样重视「整个经济的总体盈利能力，只不过以经济中每一家企业为基础」。他坚持认为，收入和盈利能力在格瓦拉的制度中同样重要，并援引格瓦拉的一句话为证：「企业盈利能力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佩雷斯接着说，两种制度的另一项差别是，银行在格瓦拉的制度中作用较小，而新制度则依靠银行和信贷「迫使并激励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因为需要动用更多资源的企业，必须以更高利率取得贷款。
佩雷斯最终认为，企业组织方式、企业自主权的大小，以及物质激励与道德激励的关系等方面的区别，并非性质上的区别，只是次要、数量性标准方面的侧重点不同。这些差异「只有表面上显得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两种制度最终都依赖「经济技术上的统一、共同的生产去向以及一定的地域单位」。[85]
佩雷斯在讲话结尾又举出格瓦拉使用物质激励的例子。他说，格瓦拉虽然优先考虑道德激励，却「从未在任何时候否认消除物质激励的必要性，即便物质激励被视为过去遗留的障碍，需要努力创造条件，使它在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消亡」。佩雷斯又补充，菲德尔在1975年第一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也表明他继续关心道德激励的作用。
佩雷斯讲话中的许多观点确实能在格瓦拉自己的著作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格瓦拉思想的回顾并非完全选择性地挑出有利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内容。格瓦拉本人也曾认为，两种制度在手段上有区别，但目标一致。经济核算制度因为在格瓦拉看来过度依赖市场机制而遭到他反对;然而，它同预算拨款制度一样，都在寻求「通往共产主义的更有效道路」。因此，两种制度「在原则上并无分歧」。[86]格瓦拉说：「经济核算已经证明能够取得实际成果，而且由于两种制度都以类似原则为基础，它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相同的。但我们相信，我们制度的行动方案如果得到恰当发展，能够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加深群众的觉悟。」[87]此外，格瓦拉也说过：「在两种制度下，国家总计划都是最高权威。」[88]这支持了佩雷斯对预算拨款制度为何失败所作的最初解释，因为格瓦拉本人也提到过这一制度「尚不成熟」，以及缺乏执行制度的合格干部。[89]最后，格瓦拉确实认为，共产主义需要物质进步作为支撑。[90]
话虽如此，格瓦拉的论证仍有一些部分遭到佩雷斯淡化，尤其是格瓦拉反对使用物质激励和价值规律的论述。格瓦拉承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需要物质激励，但他总是明确规定，可以采用何种物质激励，并警告过度依赖它的危险。他在〈论预算拨款制度〉中写道：
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否认物质激励的客观必要性〔原文此处使用斜体〕。但我们不愿把它作为主要的激励工具。我们相信，在经济生活中，这类办法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范畴，继而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记住，这个范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注定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亡。[91]
格瓦拉进一步解释，使用这一范畴并不能加速它的消亡，因为「直接物质激励与觉悟是相互矛盾的」。[92]针对佩雷斯用直接物质激励来增加社会商品数量、改善商品质量的辩护，格瓦拉明确提出了相反观点：「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意识的发展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物质激励的作用。」在决定是否诉诸物质利益时，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种利益究竟是「群众愿望的集体表达」，还是「存在于个人身上、反映着旧社会习惯在工人意识中遗存的个人利益」。[93]
格瓦拉承认，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应当得到奖励，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恶」。但他更难接受的是，经济核算制度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解释为「对于超出规定定额的劳动量，全部以增加工资的方式支付报酬」。[94]格瓦拉在此指责经济核算的支持者，过度服从一个本应只是暂时性的原则，结果使自己依赖它，并将它制度化。正如经济核算的支持者所主张的，认识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它们。但格瓦拉警告，为了最终取消这些规律而暂时控制它们，同把它们作为有用、永久的计划工具来接受和完善，完全是两回事。这正是经济核算与预算拨款制度之间的「深刻区别」。[95]承认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必须把试图超越的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都不加选择地接受下来。
在我们看来，应当力求尽快消除旧的范畴，包括市场、货币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消除这些范畴得以存在的条件。反其道而行之，就等于认为，在一个落后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是一场历史上的意外，于是领导人为替这个错误开脱，便不得不竭力巩固过渡社会固有的全部范畴。[96]
格瓦拉还在别处提出类似问题，追问经济核算的论证如何影响古巴革命的正当性。他在〈社会主义计划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ocialist Planning)中问道：倘若古巴革命前并不存在革命的「正确」客观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却照样爆发，那么革命之后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反倒必须听命于这些同样的客观条件?[97]让客观条件支配政策，不仅有使这些条件固化的危险，而且会造成短期损害。例如，古巴高度依赖国际交换，价格所反映的不只是国内需求，还包括国外需求。倘若增加利润最高的商品的产量，就可能忽视某些商品在未来可能具有的「战略价值」，也可能忽视它们其实「对人民更有益」。[98]
对格瓦拉而言，这绝不只是侧重点不同，而是原则问题，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有意识追求的目标」。[99]佩雷斯所借用的同一篇〈论预算拨款制度〉中，格瓦拉谈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性质」，并写道：「人是历史中有意识的行动者。没有这种意识——它包含人对自身社会存在性质的认识——就没有共产主义。」[100]
佩雷斯对格瓦拉思想的借用，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最为务实的部分。然而，仔细考察格瓦拉本人如何讨论通常被归于理想主义的预算拨款制度或合并企业制度，以及通常被归于务实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度，就能发现，这种简单的区分难以准确概括任何一种制度。格瓦拉对预算拨款制度及使用资本主义工具的危险所作的论述，关心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目标，也关心通往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只不过，他的务实主义同经济核算支持者的务实主义具有不同的形式。事实上，他的论证还暗示，经济核算的支持者正被抽象的经济原则引向歧途，因为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并不能轻易同市场分开。例如，不能假定价值规律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驾驭、被赋予全新的内容，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容易得到控制，也不容易被隔离。[101]
佩雷斯在谈论配给证时也承认，短期的务实考虑有其限度，必须始终警惕这些考虑在长远时期会产生何种后果。《格拉玛报》的文章不断间接回应格瓦拉提出的这类论点，努力说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道德内容，却没有明确提到格瓦拉本人。援引马克思和援引格瓦拉，各自都存在特殊的难处。一方面，援引「切」甚至比援引马克思更加危险，因为格瓦拉的著作以及他参与过的争论，直接涉及古巴现实，对古巴公众来说也比马克思的著作更加熟悉、更容易理解。另一方面，自1959年以来，古巴就有人公开反对格瓦拉作为马克思思想某一解释者的观点;相比之下，反对马克思本人，则可能被视为对整个革命事业更为根本的挑战。
经济激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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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激励基金(economic stimulation funds)是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也特别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出说明，尤其要回应切关于个人物质激励危险性的警告。如果一家企业盈利，激励基金便从企业净收入中提取;如果企业没有盈利，则由国家补贴拨款形成基金。[102]基金或者分配给企业中表现突出的个别工人，或者用于修建住房以及举办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103]其用意是在利用经济激励提高生产率和效率的同时，奖励集体行为。一篇文章提醒说，从激励基金中发放的奖励「不是礼物，而是对企业集体努力的激励。这种努力体现为社会希望改善的某些指标得到提高，进而取得更高的效率」。[104]
虽然每家企业可以决定基金的具体用途，但这些决定仍然受到中央计划委员会一项决议的约束，决议规定了激励基金在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中的总体目的。基金应当用于「突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成果，组织陈列场所，展示企业或其下属机构因集体工作成绩而获得的奖励」。[105]企业和工人的收入可以用来刺激更高的效率与生产率，从而改善企业及整个社会的状况，但绝不能用于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106]
虽然工资因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存在差别，报刊文章也解释说，这丝毫不意味着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资本主义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归工人所有。劳动时间更长或技能更熟练的人，不过是得到了他们贡献中应得的份额。「在社会主义社会，工资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为工人用于个人消费的收入份额，其数量取决于每个人完成劳动的数量和质量。」[107]工资差别和工资增长都是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不过，工资总额同国民收入之间并不存在一比一的关系。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并确保市场上有足够的商品供人们用工资购买所需物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始终快于工资增长速度。
因此，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面临的一般难题，是如何恰当地协调道德激励与物质激励，以充分发挥生产力，又不侵蚀集体意识。据《格拉玛报》的一篇文章说：
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需要确立道德激励和物质激励的适当结合，促使人们制订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的计划，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工人的集体精神，并鼓舞他们为更高水平的经济意识和更强烈的履行社会义务的责任感而奋斗。[108]
「按劳分配」的一般原则和向个别工人授奖的做法，似乎有悖社会主义事业。然而，报刊很快又强调，这些工人之所以得到奖金，恰恰因为他们最终追求的并非金钱。有一名工人获评最佳工人后，《格拉玛报》引述他的话说：「对我来说，这个奖项的道德意义如此之大，就算全世界的钱加在一起，也无法衡量它的价值。」[109]
尽管奖金最终应当发挥道德而非物质激励的作用，志愿劳动却在报刊上遭到严厉批评。批评的原因并非志愿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制性，而是它更难纳入整体经济计划的核算。企业没有如实报告志愿劳动的贡献，于是把生产率提高归功于相同劳动量下效率的提高，却忽略了志愿劳动实际投入的额外劳动。这样的遗漏，意味着企业未能如实登记全部成本，实际上侵占了国家的利益，也侵占了提供志愿劳动的工人的利益。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全国范围经济核算的困难，最终损害每个古巴人的利益。
企业接受志愿劳动却不为其支付报酬，实际上就在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价值。因为这部分价值并非企业自身经济努力的结果，而是额外使用了企业既不拥有、也不负有相应责任的劳动力，并使这种劳动凝结在企业最终产品之中。正因如此，志愿劳动必须纳入核算，而且必须支付报酬。[110]
1961年，切·格瓦拉在古巴一处建筑工地，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参与建筑作业。图源：Liborio Noval/私人收藏。
同年另一篇文章聚焦一家工厂取得的成绩，认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强调效率，使企业不必再依赖志愿劳动来完成生产定额。[111]志愿劳动原本具有道德意义，但由于它造成难以准确核算经济效率和生产率的问题，这种意义受到了削弱。在一个致力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效率和生产率同样不可缺少。于是，志愿劳动开始被视为浪费时间。[112]志愿劳动对个人和集体意识产生的任何积极影响，都抵不过它给经济核算带来的困难。
计划的优先地位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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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被置于分享和非货币交换等社会主义价值之上。1980年全年，《格拉玛报》不断批评企业没有充分认真对待经济核算，特别是在企业自主权以及每个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账目管理方面。报刊指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不同机制之间、企业与国家及其银行之间，关系日益失调，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国仲裁制度，充当国家机关与企业发生争议或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中立裁判。[113]企业账目管理草率也是一个问题。奇怪的是，这竟被归咎于企业缺乏自主权，因为这种状况「妨碍」了正常的经济管理。但问题在于，当企业面对「严重的财政局面」时，它们并没有要求获得「正当权利」范围内的自主权，反而希望把责任推给上级行政机构。[114]企业自主权在这里未必表现为另一种激励结构，反倒成为企业必须接受的一项条件，迫使它们提高生产率和效率。
一篇文章指出：「经济核算迫使企业管理者和工人运用新的观念来计划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第一次真正管理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源，并按照经济的、合理的标准使用这些资源。」[115]企业不能只负责执行一项计划，还必须以经济的方式管理计划。只有这样，企业才会真正感受到自身决策的后果，进而作出经济上明智的选择。
鼓励企业提高自主权和责任感的一项机制，是「消费品市场」。在那里，买方与卖方会面，订立生产和销售合同。这些市场有多重用途：它们帮助解决不必要的库存积压问题，促使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运输条件;要求企业自行承担开支，从而鼓励自主经营;给卖方提供展示下一年度商品的机会，帮助他们估计应该生产多少，以及某些商品究竟还该不该生产。最后，这些市场有助于更好地连接计划、商品流通和居民需求。正是因为运用了供求水平、价值规律等「对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极为重要的经济规律」，市场才能发挥这些作用。[116]
如果说消费品市场可能鼓励企业更多地利用市场规律，那么国家行政机关就必须审计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以确保账目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这对于避免整体计划出现更大的错误是必要的。[117]一个问题是企业出售商品却不收取货款。对于免费收到商品的企业，这看似是件好事，实际上却非常有害，因为账面上会记录虚假的收入增长，进而使全国成本和支付制度发生错误。免费收货企业的经济激励基金也会增长，但增长并非来自效率改善。不收取货款，只会掩盖企业的真实经济状况，使纠正错误更加困难，还会削弱收入真正增加时本应给予工人的激励。最严重的是，不收费让一些企业把其他企业的劳动成果记到了自己的账上，而这显然违反反复强调的「按劳分配」原则。[118]
然而，报刊并未把这些问题解释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整体的缺陷，而是归咎于经理和工人未能正确理解制度。1980年秋至1981年春，这套制度宣布实行已经五年，报刊仍在刊登文章，强调培训技术人员和专门负责实施制度的工作人员有多么重要。例如，有文章报道，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签订经济合同的机构负责人采取纪律处分」。[119]
到了1981年，文章仍在讨论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逐步推行，[120]分析其成败得失的会议，[121]制度的成功对工人理解经济核算的依赖，[122]恰当奖励所完成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运用价格信号的好处。[123]当年春季和夏季，数篇文章指出企业层面的财务管理持续存在不足。一篇文章报道，「绝大多数企业和预算拨款单位」不知道如何「采集原始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开展更大规模统计分析和国民经济普查所必需的。[124]企业也未能按时上报当年的消耗定额或平均消耗量。
消耗定额是计算企业计划的基础。没有这些定额，计划就会变得非常抽象，而且极难评价。如果连开支都不知道，又怎么能达到经济核算所要求的精确程度，确定企业的生产水平呢?[125]
不过，报刊仍强调应当完善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调整解决办法，而不是将制度整体废弃。一篇讨论某省缺陷的文章写道：
大多数困难集中在劳动组织、工资，以及银行业务、自动化管理系统、统计和计划等方面。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组织和管理办法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可以在本省得到有效纠正，因为它们源自技术问题。[126]
1981年4月设立的「部门间关系统计平衡表」，被认为改善了企业内部的财务纪律。它负责收集全国所有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并将信息整理成一系列表格，以「显示生产如何分配到经济的各个部门，以及各部门分别消费了什么」。[127]
对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缺陷的解释，往往集中在个人失误上。1982年的一篇文章把制度发生问题的「主观原因」描述为「缺乏理解、低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任务和问题缺乏重视与监督」。客观因素包括「物质资源有限」，以及同主观因素密切关联的「熟练人才不足」。制度的问题再一次没有被归咎于经济核算这一总体构想，而是归咎于企业会计人员的失误和工人觉悟发展的不足。
一篇题为〈未来几年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主要任务〉的文章，大段引述卡斯特罗在1980年古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制度所作的分析。按照这篇文章和卡斯特罗的分析，[128]古巴在引入和实施经济核算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效率和工人觉悟仍然不够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论证实际上含蓄地为格瓦拉作了辩护，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即使要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人民也必须首先具有足够成熟的社会主义意识。
文章和卡斯特罗的分析接着指出，当时的经济状况比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更加恶劣。世界糖价暴跌，每磅食糖价格只剩下1980年年底价格的15%。美国的封锁使古巴难以获得国际信贷，而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商品的成本又上涨了。然而，这些「客观」条件恰恰表明，让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有效运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但要让它运作起来却困难重重，报刊也越来越少讨论这套制度的问题。
纠偏运动的务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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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1年，距离「纠正思想错误和消极倾向运动」开始还有五年，《格拉玛报》关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讨论已明显减少，而且越来越少强调它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益处。[129]1983年，报刊仅有十三处提到这一制度，其中很少有文章讨论物质激励与道德激励之间的平衡，或经济核算的优点。当年1月，一篇文章指出农业企业未能履行合同，也没有要求同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履行合同。文章确实提醒读者，「企业应当时刻牢记，农业领域不能履行合同，就意味着产品无法送到人民手中」;它接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点比企业之间的货币赔偿重要得多」。[130]但文章主要只是警告企业之间的「熟人主义」(amigoism)正在滋长，使它们不再相互追究未能完成计划的责任。
考虑到古巴报刊一贯捍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1980年还在激烈讨论市场与社会主义、物质激励与道德激励之间的矛盾，如今对更大范围意识形态问题的沉默尤其引人注目。1984年，报刊只有七处提及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1985年，这一数字虽回升至十五处，但总体下降的趋势表明，相比当初讨论那套号称务实的经济管理制度时，如今人们可能更加看重务实考虑。换言之，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报刊大力论证货币商品范畴合理性的时期相比，人们或许反而会将围绕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日益加深的沉默，视为意识形态危机的更强迹象。
古巴最终放弃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卡斯特罗又在1986年宣布开展「纠正思想错误和消极倾向运动」。
1986年2月8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在再次当选后举起相握的双手。图源：Charles Tasnadi/Associated Press。
这一转向表面上很容易被纳入务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分框架，因为纠偏运动批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制度化举措，同时赞扬1960年代的探索精神。然而，这场运动也警告人们不要重犯过去的理想主义错误。[131]此外，正如苏珊·埃克斯坦所指出的，纠偏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比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更浓厚，它同样「根植于政府新近产生的关切」，而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这些关切一旦付诸政策，就会带来政治风险。[132]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一样，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政府务实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例如，参见卡梅洛·梅萨-拉戈，《20世纪70年代的古巴：实用主义与制度化》(Cuba in the 1970s，1974);卡梅洛·梅萨-拉戈，〈古巴经济：连续性与变化的模式〉(The Cuban Economy)， 2000年在迈阿密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卡梅洛·梅萨-拉戈，《古巴革命辩证法：从魅力型理想主义到制度实用主义》(Dialéctica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Biblioteca cubana contemporánea (1979);Medin，《古巴：革命意识的塑造》(Cuba);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
[2]Andrew 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24，第1期，1989): 72。
[3]有关「纠偏运动」(Rectification Campaign)的讨论，参见Max Azicri，〈古巴的纠偏运动：在建设未来的同时捍卫革命〉(The Cuban Rectification)， 载 《转型与斗争：古巴面对20世纪90年代》(Transformation and Struggle)，编：Sandor Halebsky 与 John M. Kirk (1990);与 Eckstein，《从未来归来：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Back from the Future)。
[4]《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纲与决议》(Tesis y resoluciones，1978)，189。
[5]Max Azicri，《古巴的今天与明天：重新发明社会主义》(Cuba Today and Tomorrow)，编：John M. Kirk (2000)，49。
[6]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85–86。
[7]Edward Boorstein，《古巴的经济转型》(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1968);与 René Dumont，《古巴：社会主义与发展》(Cuba)，译：Helen R. Lane (1970)。
[8]Boorstein，《古巴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9]Bertram Silverman，编，《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论战》(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1971)，3。
[10]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68。
[11]切·格瓦拉，〈论预算拨款制〉(On the Budgetary Finance System)载 Silverman，《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论战》(Man and Socialism)，134。
[12]Robert M. Bernardo，《古巴的道德激励理论》(The Theory of Moral Incentives in Cuba，1971)，27。
[13]「〔南斯拉夫的〕新一代人的心态和态度，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其经济制度的塑造。在这一制度中，个人的目标与主动性同资本主义下的目标与主动性毫无区别。这样的环境造就出来的人物，从庸人、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到贪婪的腐败分子，不一而足。」格瓦拉的言论引自同上，第9页。
[14]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68。
[15]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86。
[16]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68–69。
[17]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117–18。
[18]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CMEA)成立于1949年，旨在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经互会国家之间通过易货方式开展贸易，以转账卢布(transferable ruble)结算;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不可转让。 Ronald H. Linden，〈类比与共同体的丧失：20世纪90年代的古巴与东欧〉(Analogies and the Loss of Community)， 载 《冷战后的古巴》(Cuba after the Cold War)，编 卡梅洛·梅萨-拉戈 (1993)，20。
[19]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118。
[20]切·格瓦拉，〈新的劳动文化〉(A New Culture of Work)142–45。
[21]菲德尔·卡斯特罗，〈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On the Events in Czechoslovakia)载 《菲德尔·卡斯特罗演讲选》(Selected Speeches)，112。
[22]同上，110。
[23]同上，112。
[24]同上，123。
[25]参见Jorgé I. Domínguez，《创建一个有利于革命的世界：古巴外交政策》(To Make a World Safe for Revolution，1989);与 Piero Gleijeses，《相互冲突的使命：哈瓦那、华盛顿与非洲，1959—1976》(Conflicting Missions，2002)。
[26]今天的情况可能不像1976年至1986年间那样符合这一判断。
[27]2013年，古巴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的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71位，见 http://en.rsf.org/press-freedom-index-2013,1054.html。2004年，古巴在166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65位。参见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World Press Freedom Committee)2004年5月3日有关古巴被囚记者的决议(作者于2004年6月16日查阅)，网址：www.wpfc.org/index.jsp?page=Resolution%20-%20Cuba。
[28]Unión de Periodistas de Cuba，〈两股负面力量：封锁与所谓的独立人士〉(Dos fuerzas negativas)， 网页，2004年，作者于2004年8月13日查阅;见 www.cubaperiodistas.cu/libertaddeprensa/principio3.htm。
[29]同上。
[30]古巴读者究竟如何回应这些新闻报道，已经超出本章的讨论范围。
[31]《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纲与决议》(Tesis y resoluciones)，192。
[32]同上，193。
[33]1976年9月，《格拉玛报》(Granma)宣布，正在创造必要的最低条件，以便从1977年1月起全面实施这项制度。参见该报1976年9月3日「关于若干进度表任务落实情况的工作会议开始举行」。
[34]〈成立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实施全国委员会〉(Creada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Implantación del Sistema de Dirección y Planificación de la Economía)Granma，January 23，1976。
[35]「劳尔为国立经济管理学校三个培训班举行开学仪式」，载《格拉玛报》，1976年3月4日;Leon Choy 与 Alex Shelton：「今年将计件工资扩展至23万名劳动者」，载《格拉玛报》，1976年4月2日;Alex Shelton：「古巴准备采用更高层次的劳动组织形式」，载《格拉玛报》，1976年3月17日。
[36]「圣克拉拉召开省级全体会议，讨论经济效率与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SDPE)的实施」，载《格拉玛报》，1977年9月1日。这一主题此后长期存在。例如，1979年1月，《格拉玛报》刊出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涉及SDPE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读者改革不会立刻顺利推进，就像两年前的报道一样。
[37]Álvarez Quiñones，〈提议使经济研究与国民经济需求更紧密结合〉(Proponen mayor vincul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con necesidades de la economía nacional)Granma，December 5，1977。
[38]「统计纪律松弛直接妨碍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各子系统之间应有的正常协调」，载《格拉玛报》，1979年12月20日;何塞·诺尔涅利亚(José M. Norniella)：「企业每报送一份规定的统计信息系统(SIED)表格，另会填报1.5份未经批准的表格;国家统计委员会对403家企业及预算单位开展审计，发现这一违反统计纪律的行为」，载《格拉玛报》，1979年12月18日;「指出圣地亚哥-德古巴省实施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中的违规与缺陷」，载《格拉玛报》，1979年12月25日。
[39]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72。
[40]何塞·诺尔涅利亚：「社会主义中的会计(一)：会计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载《格拉玛报》，1976年8月4日;「社会主义中的会计(二)：会计与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载该报，1976年8月5日;「社会主义中的会计(终)：会计师与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实施」，载该报，1976年8月6日。
[41]何塞·诺尔涅利亚，〈社会主义中的会计(二)〉(La contabilidad en el socialism (II))
[42]何塞·诺尔涅利亚，〈社会主义中的会计(一)〉(La contabilidad en el socialismo (I))
[43]同上。
[44]同上。
[45]Fernando Dávalos，〈新的国家统计信息系统(SIEN)将于明年一月生效〉(Entrará en vigor en enero del año próximo el nuevo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Estadística Nacional (SIEN))Granma，September 4，1976。
[46]〈古巴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一)〉(Características de las empresas socialistas en Cuba (I))，载《格拉玛报》，1977年1月12日。「企业在使用现有资源和履行全部义务时承担物质责任，这是一种有力激励，促使每个企业的集体切身关心企业活动的发展，并切身关心企业管理达到最高效率。」
[47]Zimbalist，〈古巴的激励与计划〉(Incentives and Planning in Cuba)66。
[48]同上。
[49]「古巴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二)」，载《格拉玛报》，1977年1月13日。「衡量企业经营效率，不能只看是否完成某一项孤立指标，例如产量，而要依据一组相互关联的指标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指标反映企业整体运行是否有效率。」
[50]何塞·诺尔涅利亚，〈有多少企业了解未完成计划须承担物质责任这一原则的后果?〉(¿Cuántas empresas conocen las consecuencias que entraña el principio de la responsabilidad material por el incumplimiento de los planes?)Granma，October 14，1978。
[51]〈古巴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一)〉(Características de las empresas socialistas en Cuba (I))
[52]Fernando Dávalos，〈企业经营的四项原则〉(Cuatro principios de la gestión empresarial)Granma，January 5，1980。
[53]Eckstein，《从未来归来：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Back from the Future)，27。
[54]同上。这一状况到1992年有所改变。
[55]Fernando Dávalos，〈国营企业总条例第三条：古巴的经济核算〉(El artículo 3 del Reglamento General de la empresa estatal)Granma，February 13，1980。
[56]〈古巴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一)〉(Características de las empresas socialistas en Cuba (I))
[57]何塞·诺尔涅利亚，〈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成功始终有赖于劳动者自觉而积极的参与〉(El éxito del SDPE dependerá siempre de la participación consciente y activa de los trabajadores)Granma，July 10，1978。
[58]Eckstein，《从未来归来：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Back from the Future)，44。
[59]〈国营企业总条例第三条：古巴的经济核算〉(El artículo 3 del Reglamento General de la empresa estatal)
[60]Hector Ayala Castro 与 Frank Hidalgo-Gato，〈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理论问题〉(Aspectos teóricos del sistema de dirección y planificación de la economía，Economía y Desarrollo57，1980)。
[61]同上。
[62]何塞·诺尔涅利亚，〈建筑业的库存管理是我们都应效仿的良好榜样〉(El control de los inventarios en la construcción es un ejemplo positivo que todos debemos imitar)Granma，January 7，1980。
[63]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1966)，10。
[64]配给卡使每个古巴居民都能以补贴价格购买某些基本食品。具体供应品种随时代和物资供给情况而变，但长期最常见的包括大米、豆类、鸡蛋、咖啡、牙膏、肥皂和香烟。到2012年，通过配给卡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已经大幅减少。
[65]何塞·诺尔涅利亚，〈平行市场：劳动，而且唯有劳动，才是消费的来源与基础〉(El mercado paralelo)Granma，February 2，1980。
[66]Roberto Álvarez Quiñones，〈社会所有制、经济效率与节约〉(Propiedad social, eficiencia económica y ahorro)Granma，February 4，1980。
[67]Roberto Álvarez Quiñones，〈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La ley económica de distribución según el trabajo)Granma，February 2，1980。
[68]同上。
[69]何塞·诺尔涅利亚，〈关于平行市场(三)：劳动更多、更好者有权从社会获得更多〉(A propósito del mercado paralelo (III))Granma，October 16，1980。
[70]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132。
[71]玛尔塔·哈内克尔(Marta Harnecker)，〈我国革命的客观问题：人民应当知道什么〉(Problemas objetivos de nuestra revolución)Bohemia，February 16，1979。
[72]哈内克尔也是《古巴：独裁还是民主?》(Cuba，1980)的作者。
[73]玛尔塔·哈内克尔，〈我国革命的客观问题：人民应当知道什么〉(Problemas objetivos de nuestra revolución)
[74]同上。
[75]同上。
[76]同上。
[77]同上，77。
[78]同上，78。
[79]马克思严厉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等人，这些人相信自己可以仅在理论与道德命令的层面行动，却忽视了自己所认为的激进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其实是他们想要推翻的那些条件的产物。参见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947)。
[80]资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阶级，是因为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又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生产社会化、催生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参见卡尔·马克思 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读》(The Marx-Engels Reader)，编：Robert C. Tucker (1967)。
[81]这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976)。
[82]Humberto Pérez，〈温贝托·佩雷斯在古巴经济学家协会大会上的讲话：切是革命胜利后我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Humberto Pérez en el Congreso de la ANEC. Che El más destacado economista de nuestro país después del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Bohemia，June 22，1979，52–53。
[83]同上，53。
[84]同上。
[85]同上，55。
[86]切·格瓦拉，〈论预算拨款制〉(On the Budgetary Finance System)131。
[87]同上，131–32。
[88]同上，133。
[89]同上，151。
[90]同上，130。
[91]同上，134。
[92]同上。
[93]同上，135。
[94]同上，138。
[95]同上，140。
[96]同上，142。
[97]切·格瓦拉，〈社会主义计划的意义(1964)〉(The Meaning of Socialist Planning (1964))，载 Silverman，《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论战》(Man and Socialism)，102。
[98]切·格瓦拉，〈论生产成本与预算拨款制(1963)〉(On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 Budgetary System (1963))，载 Silverman，《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论战》(Man and Socialism)，117。
[99]切·格瓦拉，〈论预算拨款制〉(On the Budgetary Finance System)130。
[100]同上，123–24。
[101]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1965)，载 Silverman，《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论战》(Man and Socialism)，34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配人的是一套冷酷的法则，而他通常无法理解这套法则。异化的个人被一条看不见的脐带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这条脐带就是价值规律。它作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他的道路和命运。」
[102]换言之，如果一家企业使用的资金少于国家拨给它的额度，却依然完成计划指标，从而减少了所需补贴，那么它就可以保留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经济奖励基金。
[103]何塞·诺尔涅利亚，〈奖金〉(El premio)Granma，May 24，1980。
[104]何塞·诺尔涅利亚：「批准社会文化措施与住房建设基金使用总条例」，载《格拉玛报》，1980年1月30日。「不妨记住：社会有义务支付的是工资，奖金则不是社会必须履行的义务。奖金也不是赠品，而是对企业集体努力的激励。这些努力提高了社会希望改进的若干指标，从而增进效率。」
[105]何塞·M.诺尔涅利亚：「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发布第576号决议，确立社会文化措施与住房建设基金使用总条例」，载《格拉玛报》，1980年1月31日。「突出社会主义竞赛的成果，设立展示场所，陈列企业或其所属单位因集体劳动成绩获得的各种荣誉。」
[106]何塞·诺尔涅利亚，La implementación del SDPE nos obligó a pensar a como la hacíamos antes, a organizarnos de otra manera, a trabajar pensando en el costo，Granma，February 23，1980。
[107]Roberto Álvarez Quiñones，〈绩效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与定额〉(El salario por rendimiento o destajo, las primas y las normas)Granma，February 27，1980。
[108]何塞·诺尔涅利亚，〈社会主义中的经济激励〉(Los estímulos económicos en el socialismo)Granma，March 12，1980。
[109]何塞·诺尔涅利亚：「奖金的道德价值对我如此之高，世上所有的钱都不足以偿付」，载《格拉玛报》，1980年4月2日。至于这位工人是否真心这样认为，抑或仅仅觉得自己应该这样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10]何塞·诺尔涅利亚，〈企业未向国家预算上缴逾4800万比索的义务劳动收入〉(Dejaron de aportar las empresas más de 48 millones de pesos al presupuesto estatal por concepto de trabajo voluntario)Granma，February 19，1980。
[111]Buscando eficiencia los criterios económicos de la empresa evolucionan hasta llegar al campo terminado，Granma，June 11，1980。
[112]卡洛斯·塔夫拉达(Carlos Tablada)认为，切·格瓦拉会对整个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感到不安，尤其会对这里讨论的做法感到不安。参见《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经济与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1989)，41–42。
[113]José Gabriel Guma，〈国家仲裁体系中的国家仲裁员将独立、公正地履职〉(Actuarán con independencia e imparcialidad los árbitros estatales que integraran el sistema de arbitraje nacional)Granma，January 22，1980。
[114]何塞·诺尔涅利亚，〈银行昨日将企业经营账户的透支余额转列为逾期贷款〉(Pasó ayer el banco a créditos vencidos los saldos de los sobregiros en las cuentas de operaciones de las empresas)Granma，April 2，1980。
[115]何塞·诺尔涅利亚，〈经济核算要求企业领导和工人在工作中采取新观念〉(El cálculo económico obliga a dirigentes y obreros de las empresas a proyectarse con nuevas concepciones en el trabajo)Granma，August 23，1980。
[116]何塞·诺尔涅利亚，〈消费品交易会给我们什么启示?〉(¿Qué nos enseñan las ferias de Bienes de Consumo?)Granma，August 27，1981。
[117]何塞·诺尔涅利亚：「审计是国家的一项行政职能，旨在及时预防错误和违反纪律的行为」，载《格拉玛报》，1980年4月3日。另见该报1980年5月9日「分析卡马圭省实施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过程中的缺陷与进展」，其中指出违反财务纪律和不当使用银行信贷的问题。
[118]〈成立公司为企业和预算单位提供会计与审计服务，以促进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实施〉(Crean empresa para prestar servicios de contabilidad y auditoria a empresas y unidades presupuestadas con el objetivo de facilitar la implantación del Sistema de Dirección y Planificación de la Economía)Granma，January 2，1980。
[119]José Gabriel Guma，〈将对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经济合同的单位官员采取纪律措施〉(Adoptarán medidas disciplinarias contra los funcionarios de entidades que no conciertan los contratos económicos en los plazos establecidos)Granma，November 27，1980。
[120]何塞·诺尔涅利亚，〈发展和完善经济管理干部大规模教学培训的组织工作〉(Se desarrolla y perfecciona la organización masiva de la enseñanza y entrenamiento de cuadros de dirección económica)Granma，June 4，1981。
[121]Jesús Mena，〈保障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在MINCOM的实施与完善〉(Garantizarán la implantación y perfeccionamiento del SDPE en el MINCOM)Granma，June 4，1981。
[122]〈与劳动者讨论计划的每一项指标并听取他们的意见〉(Debatir cada uno de los indicadores del plan con los trabajadores y escuchar sus opiniones)Granma，April 7，1981。
[123]何塞·诺尔涅利亚，〈完成价格方面的重要任务，使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得以为建立有经济依据的价格体系奠定基础〉(Cumplidas importantes tareas en materia de precios que han ido permitiendo al SDPE crear las bases para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sistema de precios económicamente fundamentados)Granma，June 18，1982。
[124]〈部门间关系平衡的一些初步工作严重滞后〉(Muy atrasadas algunas tareas iniciales del balance de relaciones intersectoriales)Granma，April 6，1981。
[125]何塞·诺尔涅利亚，〈全国半数企业未按时提交消耗定额〉(Atrasadas la mitad de las empresas del país en la entrega de sus normas de consumo)Granma，June 4，1980。
[126]何塞·诺尔涅利亚，〈在圣斯皮里图斯讨论影响实施进程的主要问题〉(Discuten en Sancti Spiritus los principales problemas que afectan el proceso de implantación)Granma，April 1，1982。
[127]何塞·诺尔涅利亚，〈恢复统计纪律是部门间关系统计平衡(BRIE)取得的首项重大直接成果〉(El rescate de la disciplina estadística es el primer gran resultado inmediato logrado por el balance de relaciones intersectoriales estadístico (BRIE))Granma，March 10，1982。
[128]参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El Sistema de Dirección y Planificación de la Economía)载 《古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报告》(I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1980)。
[129]提及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SDPE)的文章总数，从1980年的117篇下降到1981年的48篇，再降至1982年的40篇。这些数字取自拉丁美洲网络信息中心(Latin Americ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所收录的《格拉玛报》档案，作者在 http://lanic.utexas.edu/la/cb/cuba/granma/ 对相关年份的SDPE进行了检索。
[130]何塞·诺尔涅利亚，〈农业企业在仲裁事务中主要表现为因循与消极〉(Inercia y pasividad en materia arbitral son las características dominantes en las empresas agropecuarias)Granma，January 15，1983。
[131]玛丽费莉·佩雷斯-斯塔布莱，《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157–58。
[132]Eckstein，《从未来归来：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Back from the Future)，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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