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恩斯特·洛霍夫(Ernst Lohoff)
https://www.krisis.org/2017/zwei-buecher-zwei-standpunkte/
译者前言
相信一些读者对以罗伯特·库尔茨为代表的德国价值批判小组(Wertkritik)有所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德国价值批判小组内部并非统一，相反存在着重要理论分歧，且在2004年分裂为《危机》(Krisis)与《退出!》(Exit!)两个理论团体。在最初，价值批判小组共同主张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本体论，将劳动、价值和商品理解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形式，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价值增殖之间的内在矛盾。但由于理论分歧与组织冲突，库尔茨、罗丝维塔·肖尔茨(Roswitha Scholz)等人另行创办《退出!》，而恩斯特·洛霍夫(Ernst Lohoff)、诺伯特·特伦克勒(Norbert Trenkle)等人则继续《危机》的理论工作，由此形成了价值批判内部两条相互竞争的理论发展路线。
双方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理解。《退出!》以肖尔茨提出的“价值—分离批判”(Wert-Abspaltungskritik)为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完全通过价值和抽象劳动的范畴加以把握。那些被历史性地赋予女性、并被排除在直接价值生产之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与价值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基本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突破以价值为单一中心的理论解释，并借助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揭示资本主义总体性内部不可还原的差异与排斥关系。相比之下，《危机》虽然同样承认价值—分离理论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从商品、抽象劳动和价值的社会中介形式出发，具体呈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现代主体的形成过程。
另一分歧涉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问题。双方均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削弱以活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增殖条件，但对金融资本的看法存在不同解释。《危机》以洛霍夫提出的“二阶商品”(Ware 2. Ordnung)和“倒置的资本主义”等概念，强调虚拟资本通过对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形成新的资本积累形式;《退出!》则更强调虚拟资本预支未来的价值生产，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抽象劳动的损耗。由此，双方进一步围绕《资本论》的方法问题展开争论：《危机》强调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呈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库尔茨则更突出资本总体性对于价值、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构成性意义。
此外，《退出!》更加警惕现代自由主体的局部替代性实践会重新落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中，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危机》则在坚持资本主义价值形式批判的同时，更重视解放实践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将陆续发布双方的部分论战文章，供读者参考。
开篇关于本文性质的一点说明
去年，“Exit”小组的网站上出现了一篇贝恩德·乔尔尼(Bernd Czorny)的文章，题为《恩斯特·洛霍夫与方法论个体主义》。该文宣称要对虚拟资本形成理论作一番批判——这一理论是我在《大贬值》一书中阐发的，它相对于以往的价值批判危机理论意味着一次根本的视角转换。乔尔尼用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无价值的货币》中给出的方法论规范来衡量我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颇具原创性的结论：我的范畴分析终归只是赤裸裸的经验主义，在理论上基本不可用。这一断言很快惊动了卡尔斯鲁厄地区的一个价值批判小组。该小组对我们的书另有评价，并撰文回应乔尔尼，为《大贬值》辩护。然而，这一介入虽然令人欣慰，本身却也有一个隐患：按照它的说法，乔尔尼的判断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我们书中主张的虚拟资本理论大体上等同于罗伯特·库尔茨所持的立场;与《无价值的货币》固然存在某些内容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只具有次要性质。
然而，这与我自己的看法毫无一致之处。我反倒认为，首要问题在于贝恩德·乔尔尼拿来衡量我们理论的那把尺子本身，也就是《无价值的货币》——而不在于他把这把尺子用错了。罗伯特·库尔茨以他最后这部书留下了一份极其可疑的理论遗产：它不仅与 Krisis 晚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尤其是在危机理论领域的理论建构明显相悖，而且最终宣布了价值批判那些共同打磨出来的基础归于失效。乔尔尼与卡尔斯鲁厄小组之间的争论再一次表明，这一点在我们远近周遭的圈子里显然远未澄清。本文正是为了在这方面理出一些头绪而写的。
1.一个理论上的岔路口
2012年，接连出版了两部书，两者都自称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价值批判理论建构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罗伯特·库尔茨的《无价值的货币》与诺贝特·特伦克勒(Norbert Trenkle)和我合著的《大贬值》，标志着价值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某种岔路口。当然，两部著作在这一点上出发点相似：就意图而言，它们都要克服以往价值批判论证的缺陷，并在理论上把这一进路精确化;但两者的理论行军方向却截然相反。两部著作都没有明说，却都对价值批判的理论大厦作了影响深远的改建：《大贬值》第二部分修正了价值批判讨论中至今通行的虚拟资本范畴理解，并以二阶商品(Ware 2. Ordnung)理论，为价值批判那个旧观念——资本主义预支将来的价值生产——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罗伯特·库尔茨所作的修正则彻底得多。在《无价值的货币》中，他放弃了一条此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价值批判代表而言不言自明的基本理论原则。自 Krisis 小组创立之初起，我们一直遵循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著作中熟知的方法，即从抽象逐步上升到具体(参见例如 MEW 第42卷，第34页及以下)。
2.虚拟资本在早期价值批判危机理论中的地位
先来看虚拟资本问题。二阶商品理论究竟以何种方式嵌入价值批判积累理论与危机理论的发展，只要先回想一下该理论早先的状况，就会看得更清楚。因此这里简短地绕道梳理一下价值批判进路的发展史，复述一下：在我们的危机理论论证中，援引虚拟资本形成的动态最初承担了什么功能，以及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当时是如何被把握的。
价值批判进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范畴把握为历史地暂时的、并且被设定为自我毁灭的。这首先、也最关乎价值这一基础范畴。与此相应，我们的积累理论与危机理论也聚焦于一点：为价值增殖陷入根本危机这一论点提供范畴上的与分析上的根据。Krisis 的危机理论核心论断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增殖体系已经抵达其历史界限，并陷入一场根本危机。然而这一论点引出一个原则性问题：谁若断言增殖的基础——生产出来的价值总量与剩余价值总量——由于活劳动被逐出生产过程而如今已趋于萎缩，他就必须同时拿得出一套可信的解释，说明这一过程为何竟没有立即让资本积累停摆。一边是经验事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资本主义积累仍在继续)，另一边是价值批判危机理论的核心论点(价值增殖的根本危机)，这个缺口历来是靠一条补充论点来填补的：社会总资本的增殖如今已不再基于现实的价值增殖，而主要是靠以虚拟资本形态对将来价值的预支才得以维持运转。正是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式扩张，才使积累过程在价值增殖基础不断塌陷的情况下仍能先行继续下去。
这一论证历来有很强的经验证据支持。一方面，金融领域的膨胀也许是当代资本主义最刺眼的特征。价值批判要支撑其危机理论的核心论点，不必躲到现实发展的某个枝节上去，而可以直接援引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增长的幅度实在太过剧烈，无法被归结为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单纯再分配与调动。显然，金融领域自身就具有某种能力，能够以某种方式实现一种独特的资本增殖，从而暂时替代剩余价值积累。
3.一个被缩减了的虚拟资本概念
然而，确认这样一种脱离剩余价值积累的资本增殖形式确实存在，与能够自洽地阐明它的运作方式，完全是两码事。援引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历来只被当作辅助性的旁证来用。以我们提出的要求来衡量——即把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缩减抛在身后——也以当时价值批判方面分析价值增殖危机时已经达到的范畴清晰度来衡量，关于“虚拟资本”这一范畴的论述仍然是残缺的。我们确实接过了这个在马克思主义讨论中一向受尽冷落的概念，但所取的解读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的要点而言是模棱两可的。承袭下来的马克思主义骨子里只承认建立在剩余价值积累之上的资本积累，最终把金融市场的事情看作零和游戏，无非是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财富进行再分配。价值批判进路坚持认为，虚拟资本多年来已经取代价值增殖而成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这就在积累过程中赋予了金融市场以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几乎无法相容的独立意义。然而，它对虚拟资本形成与基于价值增殖的资本积累之间的根本差异所作的解释，却又以某种方式把这一断裂收回了一半。为了说明虚拟资本创造的脆弱性质，它不得不借助“虚假积累”(Scheinakkumulation)之类的说法;这些说法并没有解释什么，而是诉诸一种“真实性形而上学”(Echtheitsmetaphysik)的先见：说到底只有实体经济才算数，金融领域不过是把现实的经济关联遮蔽起来罢了。
这种读法还包含一种对“虚拟资本”概念的解读，它决定性地偏离了马克思对这一范畴的理解，并模糊了该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问题的阐述固然零散，但丝毫没有让人怀疑这一范畴该作何理解。归入虚拟资本名下的，是出卖货币资本时产生的一切货币索取权——在让渡出原本资本的这段时间里，它们与原本的货币资本一道存在于贷出者手中。例如银行要求还本付息的索取权即属此类，股票同样构成虚拟资本。让渡出去的货币资本到了货币资本买主手里发生什么、是生产性地还是消费性地支出，对于虚拟资本与职能资本的概念区分无关紧要。决定性的毋宁是：通过出卖货币资本这一商品所中介出来的、“同一笔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同时存在的双重存在”。
但这个对马克思虚拟资本概念具有构成意义的现象——原本资本的加倍——在价值批判的解读中却被遮蔽了。当时 Krisis 小组的作者们反倒把实体经济层面掺进了范畴规定。按他们的论证，似乎只有对借入资本作“错误”的消费性使用，才会产生虚拟资本。诺贝特·特伦克勒与罗伯特·库尔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合写的《虚拟资本》一文，就这样以信贷为例，对虚拟资本的产生作了如下说明：
“[…]信贷无非是对有待生产出来的价值的预支。只要它被用来为生产领域的投资预先融资，而这些投资会带来活劳动的耗用、也就是剩余价值生产，那么它就是在增殖的意义上被‘正确’地支出的。但是，如果信贷被用于单纯的消费或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没有被在价值上生产性地支出，或者所作的投资从世界市场的角度看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没有带来有竞争力的生产，那么信贷所预付的价值就被挥霍掉了。这时，应付的利息与还本就不能从用这笔信贷所作投资的收益中支付，而必须另寻来源来偿付。信贷于是变成了‘虚拟资本’。”
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定位在金融领域之内。虚拟资本产生于货币资本这一商品的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关系，它的诞生时刻就是一笔信贷被授予、一张股票或一种债券被成功发行的那一瞬。
经典的价值批判解读把虚拟资本的产生与“滥用性的”消费性支出等同起来，于是把它的产生时间往后推，同时也把它的出生地从金融领域挪到了实体经济。这样一来，虚拟资本的生成在逻辑上就被降格为债务人让支付义务不断积欠、乃至堆积成山之类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降格，概念精确性的欠缺——包括对现实发展的判断——才产生了后果。价值批判的作者们一再把虚拟资本积累的较大回落当作由头，宣布那种建立在虚拟资本创造之上的资本主义即将最终崩溃，这并非偶然。可是，使用一个缩减了的虚拟资本概念，就必然会低估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力。要得到一幅关于资本主义体系预支潜能的现实图景，要对由金融动态承载的当今资本主义的内部历史作出有范畴根据的分析，就需要另一个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只有二阶商品理论才提供，它把金融市场关系中货币资本的加倍问题放到了中心。
4.讨论格局的变化
价值批判进路长期在虚拟资本分析上仍拘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自然有其原因。其中之一——前面已经暗示过——是我们理论形成过程的内在逻辑。只要价值批判的作者们还必须集中精力把价值批判积累理论与危机理论的核心表述成形，留给那套棘手的虚拟资本政治经济学作范畴性阐发的空间就很少。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价值批判危机理论最初必须在其间立足的话语环境。至少直到新经济崩溃之前，我们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径直驶入一场根本危机的看法，几乎是孤军奋战。面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经济的上升，危机诊断在广泛范围内被视为荒谬、且已被经验证伪;而人们始终不言自明地假定，那些增长浪潮都有稳固的“实体经济基础”。二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光是金融市场的动态就在推动繁荣，更不用说这对资本主义体系今后的发展前景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价值批判的代表若要强调积累对虚拟资本动态的依赖，就必须坚持这类积累的脆弱性质。而最简便的做法，就是诉诸当时被推到幕后的“真实性形而上学的先见”：按照它，“真正的”资本——更“真正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财富——只能在商品市场商品的生产中产生。
当然，那些当年似乎允许价值批判作者们对虚拟资本范畴作马虎而多凭联想的处理的历史情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严重震荡，否认危机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身陷根本危机这一点，价值批判的作者们今天不必再顶着经验表象费力去论证。而价值批判那句老掉牙的“必须反复强调”——由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承载的资本积累是脆弱的——也不再使价值批判的社会批判与辩护性的时代精神有原则区别。当然，后者以一种典型的拜物教方式把关联颠倒了过来。最晚自2008年崩盘以来取得支配地位的种种危机处理意识形态，无一不把“好的实体资本”与“坏的金融资本”对立起来，追逐一个海市蜃楼：回到以实体经济优先为取向的商品社会。今天，阻挡“商品社会已抵达其历史界限、注定走向没落”这一想法的，主要就是这种倒退性的观念——它把所谓经济片面地朝向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这些市场的膨胀，看作危机的所谓原因。
但即便在现实分析方面，变化了的历史处境也迫使价值批判进路的代表们从危机预测转向危机诊断。现在属于我们主要任务之一的，是更仔细地透视危机过程的进程形态，并阐明价值预期(Wertantizipation)危机与价值增殖危机如何彼此交织。一个建立在对将来价值生产的无担保预支之上的积累过程，迟早会导致一场巨大的贬值冲击——这一点，价值批判即便凭一个缩减了的虚拟资本范畴理解也能说得通;但价值预期体系的内部发展，却只有依据一种认真对待金融市场关系中货币资本加倍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系统地展开。在这种倒转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光照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去三十年所经历的变化，呈现出一幅比价值批判此前出版物清晰得多、也丰富得多的图景。
而在意识形态批判领域所提出的变化了的要求面前，新进路也比旧论证更胜任得多。今天，价值批判首先必须针对那种时代错位的梦想的种种变体来定位自己——梦想回到一种建立在诚实劳动之上的“扎实”资本主义。谁若自己动用真实性形而上学的行话、还在谈金融上层建筑里纯粹的“虚假积累”，在变化了的意识形态格局中就会给自己招来一个划界难题。他反对时代精神的阵线，永远不可能像那样一种价值批判那样贯彻到底：后者背后有二阶商品理论，完全不需要这类借用。
5.罗伯特·库尔茨如何续写虚拟资本范畴的误读
处理虚拟资本范畴时那个曾经的根本错误，前面已经勾画过：价值批判的作者们没有单独分析纯粹货币资本的运动，而是把让渡到实体经济中去的货币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用途问题，塞进了虚拟资本的概念规定。这种把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混为一谈的做法，绝不是价值批判理论建构所特有的误读。它毋宁是对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那些缩减的不自愿的承袭。同样的误导性解释，例如在鲁道夫·希法亭那里就已经出现——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中把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的价值形式搅成一锅粥：“与此相反，银行资本，无论是自有资本还是他人资本，都无非是借贷资本，而这种借贷资本实际上无非是生产资本的货币形式;重要的是，它在最大程度上只是纯粹的形式，也就是说，只存在于纯粹的账目核算中。”希法亭固然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少数几个曾较详细论及虚拟资本的理论家，但他论及它只是为了把虚拟资本解释为仅仅存在于参与其中的经济行动者想象里的资本。在此关联中，他甚至谈到原本资本的加倍现象，却把它看作一个纯粹法学上的现象。至于纯粹的货币法权要求一旦取得可交易商品的形态，就不再只是存在于参与者头脑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而是从总资本的角度看获得了经济现实性——这超出了希法亭、也超出了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能力。
就虚拟资本问题而言，罗伯特·库尔茨在世纪之交以后发表的所有著作中都重演了原初价值批判论证的基本弱点，把虚拟资本的运动与职能资本的运动在范畴上混为一谈。罗伯特·库尔茨自称完成了对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总体看来这也完全正确。但就虚拟资本问题而言，他仍然拘守于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这一点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资本》(Das Weltkapital)一书中尤为明显。在该书本来应当勾画出如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思考对将来价值生产的预支的那一节里，罗伯特·库尔茨却详尽复述了鲁道夫·希法亭那部当时已近百年、据说“无人超越的金融资本阐述”。他由此把一部代表着与价值批判进路无法相容的资本主义理解的作品捧上了天。这不仅因为希法亭从社会学上把握“金融资本的统治”，并把它等同于竞争与价值规律的逐步扬弃——据说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由银行控制的资本主义总卡特尔。就金融市场在积累理论上的意义而言，希法亭还一比一地复制了国民经济学把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看作纯粹资本汇集点的观点，其功能仅限于“把货币——无论以何种形式……——由闲置的货币转化为职能资本”。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 Krisis 内部罗伯特·库尔茨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希法亭的立场与价值批判进路从一开始就不相容，这一点并无争议。因此，罗伯特·库尔茨在《世界资本》中、此前在《金融资本的诡计》(Die Tücken des Finanzkapitals)一文(2003)中，对这位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所生出的晚来之爱，让我们有些错愕。不过，罗伯特·库尔茨在公开回靠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先导思想家之一时，似乎自己也并不十分自在。在《无价值的货币》里，他无论如何走上了另一条路，一条更适合他这位白板理论家的心性的路：在那里他不依附希法亭，而是转而反对马克思，并且是在一个极为奇特的标记之下。他攻击社会科学与经济学中广为流传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断言《资本论》所依据的叙述方式仍拘守于这一理论构想，因而需要修正。作为反方案，他抛出一种名目可疑的“辩证的总体性理解”，说它不同于马克思的方法，要一以贯之地从资本主义总过程出发来论证，并从总过程出发规定各个范畴。若把库尔茨的立场看得仔细些，就会发现它带有致命的弱点。一方面，就马克思而言，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指控毫无根据。另一方面，在“辩证的总体性理解”这一标签背后，恰恰隐藏着那种做法——价值批判讨论早先之所以未能充分把握虚拟资本概念，正是由于它。这样看来，《无价值的货币》把我们在处理虚拟资本范畴时犯下的一个局部错误，提升为一种更高的方法论智慧和一条普遍的理论行动指南。
6.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历史性
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概念出自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的讨论，在那里通常作如下使用：“……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假定社会制度与过程必须借助关于个体行为的规律陈述来加以解释。按照这一论点，社会世界(‘社会’)的基本构成成分是个体，个体的行动由其偏好及其对特定处境的理解所决定”。
为了让这个概念为自己的目的所用，罗伯特·库尔茨对这一理解作了根本性的改动。第一次重新定义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把原本从行动理论角度设计的概念转用于结构分析性的关联。在罗伯特·库尔茨那里，通常理解中的单个个体被孤立的结构要素取代了。他写道：“‘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质上在于，想要在孤立的事例——它随后显现为‘模型’——上展示并解释一种统摄性的逻辑”。但这还不够。罗伯特·库尔茨把这个概念扩展出五个“复合体”，它们与从个别事例出发这一问题，有的只有极为间接的关系，有的则全然无关。他把“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概念改造成某种普遍性的反面镜像，用来对照自己的价值批判理解。于是，几乎任何偏离库尔茨理论理解的作法，都可以被归入这个被无可救药地过度拉伸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概念之下。
对库尔茨的马克思批判来说，决定性的主要是其中一次扩展。只要一种理论进路不顾及“范畴的历史性”，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依据的范畴至少以一种不纯粹的形态也已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起作用，它就落入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判词。毫无疑问，在理论史上可以找到把超历史视角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结合起来的立场。这方面绝对经典的一例就是亚当·斯密。这位国民经济学之父在推导货币的必要性时，不仅逻辑上从孤立的私人生产者出发，同时把社会分解为彼此分离的私人生产者这一情形投射到过去，并据此把劳动、价值与交换当作永恒的社会自然必然性来处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每一种超历史的解释都必然同时把孤立的个别事例当作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两者可以并存，但不必并存。而罗伯特·库尔茨恰恰暗示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对理解马克思方法而言遥遥领先最为重要的思想史关键人物——黑格尔那里，两者彻底分道扬镳。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过程把握为“精神的自我展开”，从而把全部世界历史解释为市民社会诸范畴达到自身的一个唯一总过程。他由此延续了启蒙的超历史思想传统——这一传统把此前一切历史都解释为市民社会关系的未成熟前形态。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又是出类拔萃的总体性思想家。对于聚焦于经验个别之物的思维，他只有蔑视;而如果说存在某种尚无名目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反纲领，那就是黑格尔的主要著作《逻辑学》。
罗伯特·库尔茨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一贯坚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范畴历史化。至少在《大纲》里，马克思确实还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辨认出价值与抽象劳动的未展开形式。这些超历史的闪念，主要应归咎于他同黑格尔哲学的超历史主义只作了不彻底的脱钩。但恰恰是这种与黑格尔式进路的接近，同时使马克思免于这样一种想法：可以从经验的个别事例出发去展开资本主义现实。
马克思的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密切联系，这并非秘密。1858年，马克思在写作主要著作期间致信恩格斯，自己提到他的做法与黑格尔的方法相衔接：“顺便说一句，我发现了几个漂亮的进展。例如，以往全部的利润学说，我都把它推翻了。在加工的方法上，我偶然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翻了一遍，这对我的帮助很大”。要理解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建构，就必须认真对待这条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讨论中常被引用的提示。正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其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形成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已经指出的：马克思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仿照黑格尔，从现代商品生产社会那些抽象而最一般的规定逐步上升到具体。“马克思首先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是‘把具体据为己有、把它作为思维具体复制出来’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导言》中那句名言说，‘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具体也只有通过思维、‘作为总结的过程’，也就是说，沿着从具体本身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逐步重构具体的道路，才能被完整地把握”。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从某种经验个别之物、或从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出发，完全是两回事。
与此相反，如果罗伯特·库尔茨断言每一种超历史视角同时也落入方法论个体主义，那么这不但没有把握黑格尔的方法，更谈不上把握马克思的方法。库尔茨在马克思批判中，本质上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一些可疑说法上弹开的。但这样一来，他根本没有击中马克思方法的核心。他忽略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反，严格区分逻辑的叙述与历史的叙述;而主要著作恰恰只处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库尔茨却系统地模糊了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一再一口气并提“萌芽形式”这一历史性概念与“元素形式”这一纯粹逻辑的概念，仿佛两者指的是同一回事。库尔茨就这样在书中第3章总结他的马克思批判：“这种对自然史的类比性出游——马克思平时恰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嘲笑这种做法——在这里他自己也失手了：他急于把资本主义形态猜测为一种(肯定的)超历史发展的暂时顶峰，从而也把它的诸范畴猜测为‘较不发达’、可以说是以‘简单’或‘原始’形式、也就是作为‘萌芽形式’或‘元素形式’，早在古代就已存在”。库尔茨把元素形式与萌芽形式这两个概念当作同义词使用，是想让读者相信：只要批判了萌芽形式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元素形式”这一想法也就一并了结了。
7.经验性的商品与《资本论》第1卷中的商品范畴
库尔茨由此直接质疑《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他自以为在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认出了根本错误：“马克思的叙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以商品形式分析为形态的‘开端’，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陷阱”。
库尔茨觉得必须这样训诫马克思：“商品的价值形式作为资本的环节，其基本规定根本不可能在单个商品上展开”。
库尔茨在此假定，马克思是要从“单个经验性的商品”出发去展开资本主义逻辑。这一指控究竟有几分道理?只要把《资本论》开头两句完全孤立起来看，拘守字面，并且既不顾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主要著作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也不顾第1章余下的内容，这个指控就显得可信。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从商品的分析开始”。
然而，若把这些开场话放在其拜物教批判的语境中读，就会发现马克思在书中第1章绝非在谈任意一些经验性的商品。他使用商品概念时，其含义与通常的语言用法完全不同。因为《资本论》第1章的分析对象随即被这样确定：“只有独立的、彼此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彼此对立”。
如果马克思这里说的是经验表面意义上的商品，那么这个核心论断就成了一种理论上的文盲表现。当然，他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形色色的东西都会取得商品形式，远不只是私人劳动的产品。劳动力这一商品既不是“分离的、独立的、彼此互不依赖地经营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也不是——货币资本这一商品就更不用说了;就连所谓“第一产业”(采矿、农业等)的产品也抗拒这一本质规定，因为其生产中包含一个无劳动的自然占有要素，而把现成的自然转化为商品遵循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章把商品概念收窄为这样的商品：就它是价值的叙述形式、从而体现资本主义核心结构而言的商品。只有在叙述的进一步推进中，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超出那些最一般的抽象规定而展开，马克思才逐步引入他起初予以抽象掉的那些商品类型。在《资本论》第1卷里，具体化过程只推进到对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分析。其余的商品读者要到第3卷才会遇到;只有在那里，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重构才达到一个可以放弃选择性商品概念的水平。并非偶然，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第1章以麻布和上衣为例，阐发商品那些“形而上学的微妙之处和神学的怪癖”，却把他那个时代财富生产中遥遥领先最为重要的部门——农业——排除在外。他必须这样收窄商品概念，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纳入视野：通过私人劳动的产品而实现的社会化。而把社会生产分解为私人劳动，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抽象的规定，是其尚未完全展开的总体性，是其雏形中的总体性。《资本论》开端的商品，正与黑格尔用来开始其《逻辑学》的“存在”范畴一样不经验。
若信罗伯特·库尔茨，那么所谓马克思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资本的处理上还有续篇。但“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循环时从经验性的单个资本出发”这一断言同样站不住脚。单个资本这一范畴，只有在分析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时才起作用，也就是在主要著作的第3卷里。在此之前，叙述在逻辑上一直停留在“资本一般”的层面——而库尔茨颇有意味地把这个范畴的存在隐去了。
“马克思以经验性的商品和经验性的单个资本为取向”这一设想并不新鲜。这种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早已广为流传，只不过不是作为指控，而是作为正面的解释。早期新马克思阅读及其先驱的一大功绩，正是清除了这种缩减了的读法，使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间的质性差异显露出来——尽管他们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一差异抹平了。当然，罗伯特·库尔茨对这些争论的熟悉程度至少不亚于我。因此更值得注意、也更需要解释的是：他为何在《无价值的货币》中把这一切都当作不存在，从而贬损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罗伯特·库尔茨为什么在自己最后一部书里忘掉了他从前觉得不言自明的东西?为什么他跑进了一条新方法论的死胡同——这条方法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时时挂在嘴上，却偏偏要禁止那唯一允许重构这一总体性的做法?
8.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劳动实体
其中一个原因，从贝恩德·乔尔尼关于《大贬值》的言论中隐约透出。这位自认的库尔茨信徒在那里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指控自动与第二条罪状组合起来：据说我还“与实体概念相矛盾”。而这两个问题之间确实存在内在关联。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著作中，劳动实体范畴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并存：一种是自然主义—生理学的概念，其实来自19世纪资产阶级的科学事业;另一种是真正的拜物教批判的概念。坚持前者的价值批判者，就当代资本主义而言给自己招来一个巨大的分析难题。自然主义—生理学的劳动实体概念从一开始就使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内无法严格解释：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体系如何能够预支将来的价值生产，并事先把将来的价值生产资本化。虚拟资本形成的政治经济学那个基本秘密——价值支出与资本形成在时间上的倒置——只有在一个拜物教批判的实体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揭开。罗伯特·库尔茨不愿放弃那种伪感性的生理学劳动实体的观念。于是他注定要把“无实体的财富与有实体的财富相对立”这一辅助建构续写下去。在《无价值的货币》中，他是这样做的：把劳动生理学的观念从特殊商品上剥离，提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层面：“被支出的抽象人类能量并不直接‘流入’生产出来的单个商品，而是在各个生产当事人的背后被客观地聚合成一个总体性的实体量，即全社会生产出来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数评论作者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把三句话连贯地想完的时代。罗伯特·库尔茨代表的是彻底的反方案。他的理论工作被一种不羁的冲动所激励：把每一个想法都推到它的逻辑终点。他最后这部书也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库尔茨理论建构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无价值的货币》中，罗伯特·库尔茨把早期价值批判的两个弱点发展成一个封闭体系。在那种名目可疑的“辩证的总体性思维”中，他把分析层面的过早混同册封为一种新的元理论。而在那个晦暗的设想里——一个全社会性的能量基金，据说它代表总价值生产，并呈现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内容，但库尔茨对它充其量只作出隐喻性的陈述——自然主义的劳动实体观念获得了最高的理论封圣。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把马克思思想中的矛盾一语道破，并把以阶级斗争范式为取向的“公开的”马克思与拜物教批判的“隐微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罗伯特·库尔茨在数十年后接过了这一想法，以“两个马克思”的定理引入价值批判的讨论。《无价值的货币》的作者罗伯特·库尔茨与我的立场之间的对立，可以理解为两种方向相反的尝试：都想更精确地确定隐微的马克思与公开的马克思之间的分界线，以便能够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为其主要著作奠定基础的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抽象的规定逐步上升到展开的总体性——至今仍具有指引意义，作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叙述方式不可或缺。相反，超历史地使用劳动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把劳动实体自然化地推导为生理学基质，则偏离了马克思论证的拜物教批判核心。它们模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个否定的、历史地特定的价值概念，与古典经济学那个超历史地肯定的劳动价值构想之间的对立。然而罗伯特·库尔茨固守着把商品拜物教批判与生理学—机械的劳动实体观念不幸地混在一起的做法，转而把火力对准马克思的方法论。结果是灾难性的。谁若像罗伯特·库尔茨在最后一部书里那样，装作可以把握总体性而不必把它分解为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就必然陷入循环论证。他要么预设自己所要证明的东西，要么就悄悄重新走上那条他当作所谓“方法论个体主义”而加以谴责的路。一种“辩证的总体性理解”，如果其中社会总体性的重构不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结果，而是把展开的总过程当作一切范畴规定的前提，那么它就让任何配得上这个名称的范畴规定都成为不可能。
众所周知，罗伯特·库尔茨倾向于尖锐化的表述。若仿效这一榜样，他最后这部书对价值批判进路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无价值的货币》中，罗伯特·库尔茨把他自己和其他人几十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又重新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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