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Guillemette Leblanc(吉耶梅特・勒布朗)、Jean Quétier(让・凯捷)
期刊:《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2026 年第 1 期,总第 79 期,第 12-21 页
出版方: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OI: https://doi.org/10.3917/amx.079.0012
引言
自 19 世纪末以来,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汇几乎始终是双向运动的产物。如果说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康德哲学汲取理论资源,那是因为与此同时,一批继承康德传统的学者也采取了倾向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而开启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就此而言,贯穿两大思潮关系的种种融合形态,大多处于红色康德主义(kantisme rouge)与先验马克思主义(marxisme transcendantal)的交界地带 —— 这两个表述均出自亲身参与这段思想史的学者之手。1901 年 7 月 13 日,新康德主义者卡尔・弗兰德尔(Karl Vorländer) 在寄给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 的明信片背面,自称 “红色康德主义者”,直白宣告了自己社会主义立场的底色。而 “先验马克思主义” 这一概念,则由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 1930 年发表于《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的文章中提出;该文针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展开批判,并指出在马尔库塞看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康德主义支撑的种种尝试,代表着 “马克思主义偏离与弱化的严重危险”。
对这两个思想史片段的回溯,能够立刻揭示 “康德 / 马克思” 问题的三个基本特征,并由此勾勒出其大致轮廓: 第一,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思考,既涉及实践层面的议题 —— 尤其是伦理学在社会主义方案中的地位,也涉及认识论层面的议题,重点但不限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这些讨论往往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因此不能将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尝试,与它们引发的激烈对立割裂开来。 第三,关于二者融合的争论虽不完全局限于特定时空,但其核心阵地集中在 20 世纪初德语区的特定历史与地理语境中,主要围绕马堡与维也纳两大中心展开。
为帮助读者理解本专题的核心议题,本篇导论将首先简要回溯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解读,随后介绍一个多世纪前德奥两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交汇的经典形态,最后对这一理论融合的当代复兴路径做简要展望。
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康德
要从长时段分析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首先需要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著作中如何解读与阐释康德哲学。尽管后世的诸多交锋往往不再直接援引他们的论述,但其中包含的思想线索仍极具启发性,有时也预示了后世争论的某些面向。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康德哲学首先在多重意义上集中体现了 18 世纪末德国历史处境的根本矛盾。一方面,它无疑具有革命性,应当被理解为同期法国政治剧变的哲学表达。因此,马克思在 1842 年提出,康德哲学是 “法国大革命的德国理论”;恩格斯次年也指出,康德哲学开启了与法国 “政治革命” 相伴的德国 “哲学革命”。另一方面,就实践维度而言,康德哲学呈现为一种单纯 “善良意志” 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康德直接视为 “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消沉沮丧与贫困不堪” 的对应物。作为这一阶级的 “代言人”,康德将他们的诉求 “美化” 为 “自由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将其转化为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规定与道德公设。
但除了康德在其时代扮演的角色之外,马克思与恩格斯更关注其理论事业的后世影响。在这一点上,康德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无疑属于恩格斯所说的 “伟大先驱”—— 恩格斯在 1882 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德国社会主义者 “有理由为自己是这些先驱的后裔而感到自豪”。正因如此,在辩证法方法的形成过程中,他们眼中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连续性: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为后者的完成做了铺垫。恩格斯在 1859 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书评中便指出,旧形而上学 “已被康德、特别是被黑格尔从理论上摧毁”。同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认为,黑格尔哲学凭借其革命性,本身就是 “自康德以来整个运动的最终成果”。
然而,承认这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康德哲学的局限 —— 任何停留在康德哲学地基上、未吸收黑格尔思想成果的路径,都会遭遇这些局限。1865 年蒲鲁东去世后,马克思在对《什么是财产?》的回顾评价中,便清晰印证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固守康德式的二律背反观念,却未能上升到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因此不可避免地 “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在他看来,正如在康德看来一样,二律背反只能在人类知性的‘彼岸’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知性无力解决这些二律背反”。
如果说马克思的文本中已经显露出对复兴康德主义路径的疑虑,那么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学院新康德主义的兴起,这种疑虑在恩格斯笔下得到了充分展开。在恩格斯看来,重新肯定物自体(chose en soi)不可知 —— 这一 “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留的部分”—— 是重大的理论危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 1892 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用于反驳新康德主义不可知论的段落,无疑是相关论述中影响最深远的部分。两处的核心论证一致:“我们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当然不能被认为是不可认识的。” 正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自身活动再现自然过程,“实验与工业” 才成为驳斥物自体不可知论 “最有力的证据”。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恩格斯的这两篇文本被反复援引,用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抵制各类理论歪曲,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便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基于这一依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 “康德哲学的本质特征” 做出了概括:康德哲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 “折中”,它承认我们之外存在物自体,却又宣称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
德奥语境中的思想史脉络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19 世纪末德奥两地出现的康德读者与马克思读者的合流,便显得颇为出人意料。这场交汇源于双重运动:一是社会主义思潮向康德主义的靠拢,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伯恩施坦——1896 至 1898 年间他在《新时代》(Neue Zeit)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论战;二是康德主义思潮向社会主义的转向。赫尔曼・柯亨是第二条路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新康德主义重释绝非个例。
这场交汇催生了大量争论:既有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解读派的交锋,也有学界内部、乃至伦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康德与马克思的交叉解读尝试,也出现在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代表人物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Ö)成员、1907 年创办《斗争》(Der Kampf)杂志的奥托・鲍威尔,以及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奠定先验基础的马克斯・阿德勒。
这一独特理论交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唯物主义史》(1866)的出版,该书后来成为参与这些争论的学者反复引用的经典。1896 年柯亨为该书再版撰写的批判性导言便是明证 —— 这篇导言开启了德国社会主义学术与政治讨论的繁盛期。在这篇文本中,这位马尔堡学派哲学家将康德称为 “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奠基人”。
因此,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以康德哲学重构社会主义基础的尝试得到了显著发展,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一战之后,争论的热度逐渐消退,但马克斯・阿德勒、卡尔・弗兰德尔等人仍坚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有必要对康德进行细致的重新解读。
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汇,主要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 第一个是实践层面的议题,核心是尝试以康德哲学为社会主义奠定伦理学基础。其中最著名的路径(尤其见于柯亨的论述),是重新阐发定言命令(impératif catégorique,也译绝对命令)的第三公式 —— 即应当始终把人性 “同时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 并将其用于批判资本主义。在马堡新康德主义者看来,赋予道德视角以首要性,是应对一切基于决定论立场的社会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实践困境的必要出路。换言之,新康德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是重拾康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反对他们眼中教条化(而非批判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并不认同马克思的相关命题,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现实应当努力趋近的理想。
实践议题之外,还有认识论层面的议题 —— 对于 “回到康德” 的倡导者而言,这一议题虽不那么显眼,重要性却毫不逊色。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占主导的、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应当从两个层面加以批判:
首先,在这些学者看来,捍卫唯物主义立场,就等于坚持一种教条主义立场,放弃了追问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之认识可能性条件的努力;
其次,这种立场无法把握人类世界的独特性。
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堡学派哲学家认为,要把握历史与社会世界,就需要采用专属的概念,区别于整理自然现象的范畴。这两点正是新康德主义运动的核心基础 ——19 世纪中期兴起的新康德主义,是对思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新批判主义者眼中,后两者不过是同一种教条主义的两面。而当关于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即 “精神科学”“道德科学” 或 “文化科学”)建构的讨论日益深入时,这些科学的专属概念问题也就愈发凸显。
实践与认识论两大议题的交汇处,便是关于历史哲学的争论。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康德的读者们试图重新思考因果性与合目的性的联结问题,其动机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属性。这一思路同样应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运动中黑格尔遗产主导地位的反拨。
不过,尽管 “红色康德主义” 确实存在一定的内在一致性,但如果将这一思潮不同代表人物的观点视为同质的,那就错了。重视康德的思想贡献,并不必然意味着认同修正主义。马克斯・阿德勒的例子便印证了这一点:他主张在历史哲学层面回到康德,却不在道德层面做同样的转向。要理解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多元路径,阿德勒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样本。
与弗兰德尔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由康德道德哲学给出” 的观点不同,被称为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康德色彩的人物” 的阿德勒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伦理学或道德基础,因此它不是一种理想,而是 “必然因果发展的产物”。由此出发,阿德勒的理论框架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对康德先天(a priori)范畴的社会学改造,二是对康德历史哲学 —— 尤其是基于《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 的马克思主义重释。
一方面,阿德勒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社会学,并试图以先验哲学为其奠定基础。与柯亨、施塔姆勒、施陶丁格、弗兰德尔等人从康德主义中寻找社会主义伦理根基的路径不同,阿德勒致力于为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寻找 “认识论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其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先验社会意识的观点:“个体从来不会作为孤立的、或可被孤立的主体而被自身所把握。”
另一方面,阿德勒也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必然性观念持批判态度。但与马尔堡新康德主义者不同,他更多从康德的历史哲学、而非道德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在他看来,康德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 他反对黑格尔式的参照,拒斥其形而上学内涵。阿德勒批评柯亨遮蔽了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要素,并将 “非社会的社会性” 命题做了自然主义、而非伦理学的解读。
因此,20 世纪初不同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之间发生的这些交汇远非单一形态,而是催生了对康德与马克思的多元重释 —— 这正是本专题力图呈现的内容。
理论杂交的当代回响
尽管理论扎根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语境,但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绝非仅属于过去的理论事业。恰恰相反,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多个领域中仍保持着现实生命力。在此仅列举三个方向。
第一,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中,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占据重要位置。尽管两个时代语境差异巨大,但 G. A. 柯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 “不作废话的马克思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施坦 1899 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主张的 “用康德对抗黑格尔”,并非毫无相似之处:二者不仅都致力于拒绝空话的理论建构,也都导向了在康德主义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路径。
诚然,在这里诉诸康德往往表现为逐步脱离马克思的一种方式,但二者的碰撞有时也会催生出更出人意料的成果。詹姆斯·福纳(James Furner)近年提出的理论便是例证:他虽与历史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保持距离,却通过与康德道德哲学的深入对话,发展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福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系,既非互补也非对立,而应当以批判的范式来把握。他由此提出一种后康德主义伦理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以全新方式运用康德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二律背反与自律。他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中劳动力买者与卖者的权利二律背反为支点,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基于人类共同体自律价值的社会主义辩护赋予了理性根基。
其次,对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反思,可以服务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困境的解释,构成一种回顾性总结。如果说 20 世纪初的融合论者提出的是面向未来的方案,那么在 21 世纪初,这一反思的目标则是理解这场可以被称为 “错失的机遇” 的历史。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2002 年在汉诺威大学的告别演讲,便明确属于这一脉络。内格特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自身在伦理问题上的误解” 造成了悲剧性后果,他遗憾地表示,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未能为正义与尊严问题留下应有的位置 —— 而康德哲学本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
吊诡的是,康德哲学被赋予的 “经典遗产” 地位,反而主要导致了其政治影响力的 “中性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未能像青年卢卡奇在 1919 年《策略与伦理》中尝试的那样,认真将道德意识与责任问题纳入自身理论框架,由此造成了 “道德真空”;苏联阵营解体后,资本主义市场便 “毫无阻碍地涌入了这片真空”。
第三,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在其 2001 年出版的著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提出了一种康德与马克思的交叉解读,旨在开辟 “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之间的转译空间”。在他看来,两位思想家共享一种特殊的哲学姿态,即 “跨越性批判”—— 其核心是拒绝固守任何一种固定立场。例如,康德哲学始终进行 “横向的、换位的运动”,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不断摇摆,却不建构第三种固化的立场。
该书序言阐明了柄谷行人选择互读康德与马克思的动因。在这里,苏联阵营的解体同样是转向康德的关键背景。只不过,回到康德不是为了理解过去,而是为了思考未来。在柄谷行人看来,如今有必要为批判姿态补充正向的维度,因此他转向康德,将共产主义思考为 “目的王国”。通过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维度,柄谷行人的思考 —— 经过若干调整 —— 接续了新康德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
这一核心目标之外,他还有更根本的理论建构:重新发掘《资本论》中货币批判的康德主义要素。柄谷行人借用《纯粹理性批判》的术语来阐释马克思的论述,将其称为 “对价值的先验反思”。在他看来,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斥为幻觉的怀疑论,扮演了与休谟怀疑论在康德哲学中类似的角色 —— 休谟揭穿了人格同一性的虚构。但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在柄谷行人看来,正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理论,帮助马克思摆脱了关于商品价值规定的怀疑论,同时又未陷入教条主义,其作用正如康德那里作为经验条件的先验统觉。由此,马克思通过重申关系优先于对象本身,接续了康德的思想路径。
柄谷行人将伦理视角与先验方法融为一体,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交汇时期的典型理论取向,也因此成为这一思想脉络重要的当代延伸。
结论
因此,“康德 / 马克思” 问题本质上是一系列交汇、碰撞与争论的产物,既涉及实践层面 —— 政治行动问题往往在争论中占据核心位置 —— 也涉及理论层面。换言之,这场思想交汇的参与者们从不同方向出发,不断回到文本本身,试图从中找到理解世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本专题旨在呈现这些立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时而富有建设性、时而充满论战性的互动。收录的文章不求面面俱到,主要是对德语区乃至意大利等地理论交汇的部分历史节点提供专题性的阐释。后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以更充分地展现这些融合与交锋的丰富形态与多元样貌。就此而言,“红色康德主义” 与 “先验马克思主义” 仍应被视为一项尚在进行的研究纲领,一片有待未来研究继续开拓的思想场域。
作者简介
Guillemette Leblanc
法国哲学高师文凭持有者、哲学博士(斯特拉斯堡大学),现为米卢斯蒙田中学哲学教师,CRePhAC(当代与德国哲学研究中心,UR 2326)副研究员。 研究重心:卡西尔、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马堡学派,聚焦康德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汇问题;曾与 Christophe Bouriau 共同主持《斯特拉斯堡哲学札记》一组关于卡西尔与历史的专题。本文同期另发表《康德或马克思:马堡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路径》(Actuel Marx,2026/1)。
Jean Quétier
图尔大学德国哲学与政治哲学讲师(maître de conférences),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型版(GEME,Grande Édition Marx et Engels)核心编纂者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马克思思想史、政党理论、共产主义与工人组织、政治哲学; 代表作:Le travail de parti de Marx(索邦出版社,2023,博士论文修订本);De l’utilité du parti politique(法国大学出版社,2024)与 Florian Gulli 合著普及读本《读懂马克思》《读懂恩格斯》(社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