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的由来和覆灭
托派即托洛茨基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反列宁主义派别。托洛茨基(1879--1940)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中领导武装起义,担任过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1923年之后开始进行派别活动,列宁逝世后,反对和破坏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被驱逐出苏联。以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等地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40年8月死于墨西哥。
中国托派是受苏联托派理论和组织活动直接影响下的产物。1927年,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提出这样的论点,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已成为“残余的残余”;帝国主义侵略只表现在海关制度上的“关税不自主”,反对斯大林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参加了托派活动。1928年初,被苏联遣送回国的原中山大学托派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史唐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名“我们的话”派,出版刊物《我们的话》,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设“全国总干事会”为领导机构,其成员不过百余人,活动于北平、香港、广州等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由右倾机会主义逐渐走向取消主义。中共“六大”后,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汪泽楷等人形成了一个反对“六大”路线的小派别。1929年春,他们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两文,表示“完全同意托氏的基本观点。”他们从此积极在上海和外地发展组织,进行反对党的活动。中共中央发觉后曾向他们提出警告,但未奏效。同年9月,他们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秘密托派小组织,以陈独秀为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何资深等为“临时委员”。其时,正值中东路事件发生,陈独秀向中央写了三封信,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攻击“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开讨论。10月和11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分别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和陈独秀的党籍。为此,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声称他“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1930年初,该托派小组织正式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机关,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被称为“无产者派”。
刘仁静在苏联参加了托派。1929年刘仁静绕道欧洲经土耳其时会见了托洛茨基,托氏交刘带回他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纲领草案》。1930年1月,刘仁静以“老托代表”资格纠合王文元、宋逢春、罗汉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出版刑物《十月》,称“十月派”。
1930年9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等成立“战斗社”,出版刊物《战斗》称“战斗派”。以上四派虽都奉托洛茨基为祖师,但却各自为政,互相攻讦,互不服气。在托洛茨基的直接干预和命令下,1931年5月1日,各派共推出18名代表(按20人一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国民会议提纲》等文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等为常委,罗汉为秘书,下设上海、华南、华北三个区委,出版刊物《火花》。统一后的托派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因权力分配不均,梁干乔跑到南京当了特务,马玉夫则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因而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托派中央一度瘫痪。1934年托洛茨基派人来华,支持刘仁静重整旗鼓,但刘与陈独秀派不和,其组织再也统一不起来。“七七”事变后,陈独秀出狱,声明自己”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他主张抗日,对托派分子写的辱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断然没有发展的希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主张支持国民党抗战;以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为代表则主张在抗战中使政府失败,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前者得到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支持而成为“多数派”,后者为“少数派”,两派始终未统一。1948年,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隶“第四国际”。不久,少数派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全国解放前夕,彭述之、刘家良、王文元等逃往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留在内地的托派组织已经全部瓦解。、

中国托派的理论及其政治主张(上)
中国托派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托陈取消派的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和1929年以后陈独秀的一些文章中。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中国托派的理论基础。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有三点:第一,否认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的不仅把民主革命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落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致,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把杜会主义提上日程”第二,否认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认为“农民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态度。”第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认为“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免除资本主义复辟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总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与革命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理论,否认和超越民主革命阶段,是托氏“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据此,托洛茨基在1928年写的《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中,对中国革命提出了“左得离奇”的纲领。他把中国革命分为“辛亥革命”,“1925一1927大革命”,“未来革命”三个阶段,他提出未来第三次革命“战略上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对峙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只是一种反动主张。”其经济纲领是“推翻城市及乡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托氏污蔑和攻击中国xxx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机会主义。”
陈独秀拾取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观点,并据此总结大革命的历史,他认为中山舰事件之后,xxx就应退出国民党,并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他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拘泥民主革命阶段,“以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陈独秀还指责中g“六大”关于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是机会主义路线。他主张在经济上应立即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打破私有财产”,“领导贫民反对富农。”
陈独秀由右倾跳到极左,是他的消极的“取消主义”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支持,“二次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结合的结果。托氏不仅有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左”的理论,而且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并无革命局势”的右倾观点。陈独秀认为国民党代表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已经完结。下一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只有等待将来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总的政治口号”,搞合法斗争,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托陈的结合,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理论到实际都是错误的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

中国托派的理论及其政治主张(下)
中国托派的政治纲领是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托派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托陈派反对这一正确纲领。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封建主义已是“残余的残余”,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认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大革命’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连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根据上述错误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中心统治。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中国并无革命形势”,“革命是被搁置到不确定的未来”,因而他主张通过普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会议”,进行合法斗争。托氏的这种主张,正好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相吻合,陈在《致中共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中,一再强调目前没有革命形势,在行动上“应采取最民主主义的口号,如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托陈派实质上是以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所谓合法斗争口号,来抵制和取消正在发展的工农苏维埃运动。

中国托派还学着托洛茨基的腔调,攻击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中国xxx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是失去了无产阶级的核心,“是要可悲的陷于腐化与堕落,”“应该攻击这种政策。”1930年3月14日,陈独秀写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硬说red-军即使有xxx员来领导,也会“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和流寇化。”“由这班red-军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这种由‘中国式特点’所推演出来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其结果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内部战争一停止,red军便要被击溃,或为其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然而事实早已击破了托派这种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