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内外的学术探讨中,“霍布森—列宁论题”常被用于概括霍布森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关联性,由此引发了不同倾向的理论解读,其中不乏失之偏颇、似是而非的论断。从思想史视角来看,列宁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存在复杂的二重性:一方面,列宁对霍布森的肯定与借鉴集中于帝国主义研究的经济视角、“经济寄生性”的揭示、特征区分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另一方面,列宁对霍布森的批判与超越则表现为经济根源从“分配”到“生产”的转换、发展动因从“金融家”到“金融资本”的转变、历史定位从“政策论”到“阶段论”的变化,以及政治方案从“国际帝国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野。列宁在研究中采取的取其材料、辨其概念、察其时变、划其分野的科学方法,凸显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开放性、批判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霍布森—列宁论题”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一、关于“霍布森—列宁论题”的学术史回顾
澳大利亚学者穆雷·努南在梳理帝国主义理论史时指出,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等“帝国主义理论开拓者”所作的理论探索“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为评判后来者的帝国主义研究贡献提供了基准”。作为较早开展帝国主义研究的思想家,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中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根源、动机与表现。列宁对霍布森保持了长期的理论关注。早在1899年,他就曾针对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撰写书评;1904年,他又翻译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的准备文本《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不仅在“κ”笔记中对《帝国主义》作了专章摘录与分析,还在“α”“β”“γ”“λ”笔记及单独札记中多处论及霍布森,涉及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超帝国主义论”批判等议题;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亦多次引用和评析霍布森的观点。基于二者的思想关联,学界逐渐形成了所谓“霍布森—列宁论题”(以下简称“‘论题’”),并从三个层次展开了研究。
第一,“论题”成立的前提。霍布森与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存在实质性研究交集,是“论题”成立的基本前提。英国历史学家戴维·菲尔德豪斯从资本输出的驱动逻辑、金融资本对政府的操控机制以及殖民地被剥削的必然性等多方面,论证了二者思想的一致性。这一判断引发了部分学者的争论: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托克斯认为,菲尔德豪斯的观点是术语混淆导致的“根本性谬误”——霍布森“近乎专一地研究英国扩张”,属于“殖民主义”研究;而列宁则聚焦“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现象,二者在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上存在本质差异。对此,美国学者阿瑟·艾克斯坦进一步回应称,斯托克斯的判断仅在术语层面成立,就内容实质而言,霍布森所关注的1870—1890年,显然属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范畴。可见,围绕“论题”成立前提的分析,多聚焦于辨析二者笔下“帝国主义”的概念边界及历史语境。
第二,“论题”的内涵。在认同二者理论存在关联的学者群体内部,观点也存在分歧。匈牙利历史学家朗奇·久尔吉等人在肯定霍布森影响的基础上,特别指出列宁帝国主义“阶段论”是对霍布森理论的发展,强调列宁理论的原创性。英国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依据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副标题“一个通俗的论述”,认为该著作是对霍布森与鲁道夫·希法亭理论的批判性整合。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史学家约翰·坎宁安·伍德则认为,列宁剽窃了霍布森的思想主张,并将其包装成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理论。与伍德观点类似,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等人也提出,霍布森提供了“20世纪共产党人帝国主义理论的大部分线索”,评价列宁“既非学者,也不是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整合论”与“剽窃论”能产生一定学术影响,反映出学界对列宁批判性借鉴霍布森理论的具体思想过程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第三,“论题”的当代审视。进入21世纪,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材料推动学界重新审视二者的思想关联。在经验研究领域,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豪纳等人通过对一战前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等数据的量化分析,认为霍布森和列宁分别从资本需求端与供给端对帝国主义展开的考察,共同构成了对帝国主义起源的“内生性解释”。还有学者区分了二人的种族观提出,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旨在维护帝国权力,而列宁则从霍布森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述中提炼出对金融资本的批判。
综上,国外学界围绕“论题”的学术讨论经历了从侧重成立前提到聚焦主要内涵的变化,并在当代审视中推进了多学科的考察。
相较而言,国内学界的观点较为一致,普遍肯定霍布森理论对列宁创立科学的帝国主义论的借鉴价值,同时强调列宁对霍布森理论的批判与超越。不过,既有研究在阐释二者关系时,仍不同程度存在强调思想差异、忽视内在关联的倾向,对列宁借鉴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思想过程考察也稍显薄弱。因而,对“论题”的探讨,需要回归思想史研究范式,通过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与《帝国主义论》的文本互证,揭示列宁对待霍布森理论态度中复杂的二重性。
二、列宁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肯定与借鉴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建构帝国主义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列宁充分肯定了霍布森《帝国主义》一书在论述帝国主义问题上的理论价值,明确表示不仅参考了这部著作,更“给了它应得的重视”。列宁对霍布森的著作进行了大量摘录与评述,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霍布森从经济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的贡献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评析帝国主义研究时指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往往否认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转而从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帝国主义现象进行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着重强调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宗主国统治秩序的经济与政治功能。19世纪末,英国面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双重压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贸易扩张论”成为思想主流。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霍布森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清楚19世纪末欧洲对外扩张过程中非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所以仍将经济动因置于分析的重要位置,这在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难能可贵。霍布森通过考察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殖民地的贸易规模,论证了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帝国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我们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贸易的增加”,进而从经济角度对帝国主义作出界定,即“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业和金融势力”借用公众财富,“为它们的剩余商品和资本攫取并巩固私人市场”。
从经济视角出发,霍布森得以将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内资本过剩的经济现象关联起来。在霍布森看来,财富向少数工业与金融巨头的集中,一方面提高了社会储蓄率,压缩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寻求增值的过剩资本”驱动资产阶级通过对外扩张开辟海外投资市场。霍布森不仅关注到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经济特征,还揭露了财富高度集中于“金融家”的阶级格局变动。对此,列宁评价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多次摘录霍布森关于剩余资本推动帝国主义扩张的论述,如“目前大不列颠的对外政策首先就是争夺有利的投资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已达饱和程度,资本再也找不到投资的地方”等,还在《帝国主义论》提纲的“资本的增长及其矛盾”部分提及霍布森,充分肯定了其相关考察的价值。
(二)关于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经济寄生性”的揭示
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对霍布森关于旧帝国衰落原因的论述进行了总结,指出“有两种原因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不仅专章论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还特别指出,在“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问题上,希法亭“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列宁对霍布森“经济寄生性”分析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三个递进的层面。
一是霍布森对食利者阶层及其收入结构的实证分析。通过对比英国海外投资收益与贸易数据,霍布森发现进口总额中海外投资收益的增长远超出口贸易利润的增长,英国的资本家阶层成为“坐享贡品”的寄生性群体。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数据与结论,强调“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认可了相关分析的价值。
二是霍布森从“食利者阶层”向“食利国”理论的逻辑延伸。霍布森对寄生性的分析不仅限于阶级层面,还扩展至国家的经济结构层面。随着资本输出的发展,英国国外投资占国家财富总额的比重有所增加,其依靠剥削殖民地剩余价值维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寄生性色彩日益浓厚。1893年,英国国外投资已占国民财富的15%。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着重标注了这一数据,还在《帝国主义论》的提纲中用它论证“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三是霍布森关于“收买本国下层阶级”现象的考察。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直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将霍布森对资本家“收买本国下层阶级”的这一经验观察,用以论证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见,列宁重视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寄生性”的考察,通过数据援引与视角延伸对其加以运用。
(三)关于霍布森对帝国主义新老特征的区分
在《帝国主义》中,霍布森将1870年视为“自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开端,分析了“新帝国主义”与旧式殖民主义帝国的特征差异。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详细摘录了霍布森的相关考察,在摘录后特别标注“注意: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的区别”。结合文本内容来看,列宁对霍布森这一区分的吸收与转化,可归纳为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
在经济层面,列宁首先肯定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的概念区分。他强调:“‘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中对帝国主义的考察,同样始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殖民主义”的概念辨析,且同样以罗马帝国为参照。就具体经济特征而言,霍布森将资本输出视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动力,这既区别于罗马帝国时期“单一帝国凭借政治权力支配文明世界”的政治型扩张,也有别于19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以“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为目标的商品输出。对此,列宁在笔记中摘录了“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展投资市场,而不发展商业市场”的观点,并在《帝国主义论》中将“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展开分析。
在政治层面,列宁特别关注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竞争”特征与“瓜分世界”的描述。在霍布森看来,“现代的”帝国主义的一大政治特点为“被若干国家同时所采用”,区别于古代少数帝国的单一的霸权统治。列宁摘录了这一观点,并特意标注“若干”二字,以凸显列强并立的帝国主义政治格局。此外,他还摘录了霍布森“健康的、有激励作用的竞赛变为互相竞争的帝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等政治论断。尽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序言中明确表示,自己将考察严格限定在“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但他在正文“大国瓜分世界”章节中,仍多处引用了霍布森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考察内容,尤其是英国近30年殖民扩张的情况。这表明,列宁不仅认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政治特征的分析,也将其纳入自身的经济分析框架进行综合考察。
(四)关于霍布森的实证研究方法与总体性视角
列宁充分认可霍布森基于经验事实与统计数据展开论证的实证方法。在1899年评论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时,列宁就肯定其“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和经济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霍布森在《帝国主义》开篇即言,这部著作旨在通过“考察近30年来的史实”以“有效廓清笼罩在帝国主义一词上的诡辩”。为此,他系统梳理了欧洲列强的扩张数据、英国贸易结构变化等统计材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摘录了这些核心数据,包括“欧洲主要强国在1884年以后的扩张”图表、英国对外贸易的年平均额数据,为其把握世纪之交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的运行现状提供了材料支撑。
此外,列宁还肯定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总体性考察视角。从单一国家层面看,霍布森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相互关联的“工业有机体”,认为在研究任何新的工业力量之前,“必须首先对整个工业或‘工业有机体’的结构及其组成部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基于这一认知,霍布森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国内消费不足等有机体内部矛盾的外化,进而把对外政策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关联起来。从国家间关系层面看,霍布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全球性的体系,既分析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也关注到殖民扩张对宗主国自身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心理的反作用,如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所滋生的“阿谀奉承、崇拜金钱和地位、封建不平等的腐朽残余”对其内部政治的侵蚀。列宁摘录了霍布森关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不断融合的判断,包括“最初的商业殖民点具有更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管理权一般都由公司转到国家手中”等,肯定了其将经济与政治因素相结合、国内与国际因素相联系的总体性视角。
三、列宁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在摘录、评注和引用霍布森著作的过程中,列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准绳,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阶级立场、分析框架与政治方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最终实现了革命性的理论超越。
(一)从分配到生产的经济根源转换
针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矛盾,一些学者求诸上层建筑层面的解释,无疑是弄错了方向;另一些学者虽注意到经济基础层面的问题,但囿于分配、消费领域,忽视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也未能跳出后一窠臼。在《工业生理学》中,他认为经济贸易的萧条与个人消费中的过度节俭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阶段;到了《帝国主义》中,他将帝国主义的根源归结为消费不足与过度储蓄导致的国内市场饱和,商品与资本难以在国内消化。在霍布森的理论考察中,分配是其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并被视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他提出,只要通过社会改良手段使“国内消费群体的消费标准和生产能力保持同步增长”,经济的内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从生产还是分配出发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列宁与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关键区别。
列宁虽然肯定了霍布森从经济维度分析帝国主义的尝试,但也指出了其经济归因中“对帝国主义的庸俗批评的实质”。1899年,列宁在评论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时就指出,霍布森“关于‘生产机制’的概念,凡是多少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读者,都只能付之一笑”。列宁为《帝国主义论》一书曾撰写的五个不同版本的目录中,有四个都是从“生产的集中”或“生产集中和垄断”讲起;另一版目录也将“经济上的分析(基本生产关系)”作为“导言”后的第一条。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通过分析当时德、美、英等国的最新经济数据得出:“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深化推动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透,催生出金融资本这一新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的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形式与动力。因此,帝国主义并非源于分配政策的不合理,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决定。列宁的分析从分配领域深入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领域,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二)从金融家到金融资本的扩张动因转变
在扩张动因方面,霍布森虽然已注意到金融家对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是将金融家视为少数特殊的政治群体,侧重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在霍布森的论述中,“大金融家通过手中的报纸操控着社会舆论,这保证他们能够对‘高层政治’施加直接影响”,“金融和工业资本家用所谓真诚的信念来掩饰其贪欲,并对其他未能直接得益的势力集团进行金钱贿赂”。这些内容带有一定的政治寡头叙事与道德批判倾向。借用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解释,这种将帝国主义视为阴谋集团、精英群体等具体主体推动下的政策选择,而非将其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进程相关联的观点,可以被视为“阴谋集团论”。
对此,列宁在笔记中摘录霍布森“这种动因所考虑的完全是国内人数不多、有毅力和组织得很好的集团的直接的物质利益”这一论述时,旁注“金融资本”来标示自己的分析角度。从这一旁注来看,列宁将霍布森对“人数不多”的金融家或金融寡头的分析,归结为“金融资本”这一经济范畴,表明列宁不是像霍布森那样着眼于政策主体的偏好,而是转向分析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形式。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在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融合的经济过程中产生的,“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作为金融资本的人格化代表,金融寡头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与政治政权,实现了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这一分析有别于霍布森“小市民式的批评”,实现了对帝国主义扩张动因的科学把握。
(三)从政策论到阶段论的历史定位变化
基于对分配不当、过度储蓄成因的认识,霍布森将帝国主义看做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扩张政策”或“商业政策”。帝国主义在政策层面有所体现,但“仅仅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对外政策,实际上就否认了帝国主义产生的不可避免性”,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弊病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寻找解决途径。针对“消费不足”问题,霍布森寄希望于善治政府进行“社会改良”,提出“将富人过剩储蓄中引发泛滥的那部分多余产品,转而用于提高这四分之一贫困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标准,就没有推行帝国主义的必要了,社会改良也会因此取得巨大成功”。列宁批判道:“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他从经济基础出发深化了对帝国主义必然性的理解,实现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发展。1914年,列宁在《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中明确将帝国主义界定为“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此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或“最高阶段”的表述屡见于其著作,“阶段论”成为列宁相关论述的重要基调。列宁的“阶段论”定位,着重阐释了帝国主义的两层内涵:一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帝国主义根源于生产集中和垄断这一经济事实,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帝国主义就无法避免。二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性。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帝国主义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四)从国际帝国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案分野
英国学者斯蒂芬·埃杰尔等人在分析帝国主义理论时指出:“对霍布森而言,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运行失调,而非资本主义本身,因为只要对过剩资本进行合理管理,所有人便都能从中受益。”具体而言,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本身”指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运行失调”则指向资本集中于少数金融家、国内消费市场严重萎缩、过剩资本仅能通过对外扩张寻找出路的畸形状态。基于这一判断,霍布森提出了帝国主义在国际层面的改良方案:在国家间层面,消除帝国主义弊病的途径是用文明性联合取代战争,实现“所有在文明名义下积累有广泛‘共同经验’的民族包括在内的有效的政治联合”,即所谓“国际帝国主义”。这种政治方案本质上是用一种联合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殖民统治,代替此前各国间野蛮的殖民掠夺与争霸战争,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合理化”。
列宁批判了这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改良与外部合作的政治主张。在他看来,尽管帝国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能在特定条件下达成世界性的协议,但资本家“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一旦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打破了原有的实力对比,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诉求便再次产生。除经济冲突外,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不同领域相互影响,“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必然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因此,帝国主义的弊病无法像霍布森设想的那样,通过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来消除,其根本解决途径只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
四、列宁对待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方法
列宁对待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态度,呈现出借鉴性与批判性并存的复杂二重性。从思想史的具体脉络来看,列宁对霍布森理论的借鉴、批判与超越,具体体现为取其材料、辨其概念、察其时变、划其分野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充分彰显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开放性、批判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一)取其材料彰显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不仅“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而且“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列宁并未因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属性而简单无视或排斥其思想;相反,他大量借鉴了“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学者的身份非但不构成排斥其成果的理由,反而能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更具客观性与说服力。因此,列宁广泛搜集并研读了大量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与统计资料,尤为关注霍布森对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考察;在正式的写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材料去粗取精、加以提炼,使分散的统计事实上升为对帝国主义规律的把握。这种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既展现了列宁宏阔的理论视野,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品格。
(二)辨其概念彰显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批判性
霍布森在帝国主义概念界定、特征梳理和寄生性揭露等方面作出了先驱性探索,为列宁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但受阶级立场的制约与时代局限,其分析未能突破“社会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局限。因此,列宁在借鉴霍布森思想的同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深入辨析其理论的表层叙述与实质内涵。对于金融家概念,列宁既吸收其中关于资本高度集中的经验描述,又扬弃其带有“阴谋集团”色彩的主观解释;对于寄生性概念,列宁既肯定霍布森对帝国主义腐朽本质的揭露,又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发深化了这一批判;对于帝国主义概念本身,列宁既汲取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特征的合理分析,又摒弃将帝国主义视为偶然政策选择的观点,从而论证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严谨的理论思辨,列宁区分了霍布森理论中具有价值的经验观察与其理论本质的局限性,实现了对前人思想成果吸收、批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三)察其时变彰显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性
列宁指出:“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历史背景来看,霍布森《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于1902年,当时帝国主义虽已暴露出寄生性与腐朽性,但其引发的战争尚未达到世界性规模。因此,在政治考察层面,霍布森更关注帝国主义扩张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潜在损害。而列宁所面对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矛盾全面暴露、一战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的历史状况,这使得他在借鉴霍布森理论时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特征考察上,列宁将霍布森关于“新老帝国主义”特征的区分置于更具本质规定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即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从巴黎公社到一战爆发,以及一战爆发以后——“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进一步明确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察其时变的思想过程,彰显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紧扣历史脉搏、回应时代课题的理论品格。
(四)划其分野彰显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实践性
列宁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超越,呈现出从经济考察的彻底性内在且必然地导向政治结论的彻底性的逻辑过程。在经济层面,列宁与霍布森等改良主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将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过程中加以考察。列宁始终坚持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表现置于资本主义的“母体”之中,将其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集中与垄断发展的必然阶段。正如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的那样:“伊里奇总是把斗争与学习、学习与科学研究工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列宁从生产领域对帝国主义作出的本质界定,导向的是更为彻底的政治结论:既然帝国主义的弊病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那么“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弊病就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消除,只能诉诸社会主义革命。正因如此,列宁帝国主义论绝非书斋里的思辨之学,而是直接服务于唤醒和武装无产阶级、为革命实践指明方向的理论武器。它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帝国主义批判的界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品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