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未泯人性的开掘
——重读《雷雨》之二
李观鼎
周朴园是《雷雨》的中心人物，剧中所有的矛盾冲突都与他纠结在一起。他先是“始乱终弃”，在封建传统意识和封建家庭观念的高压下，抛弃了侍萍和她刚生下三天的儿子；后来则干脆当上了以这种意识和观念压迫他人的封建家长，成为周、鲁两家两代人悲剧的根源所在。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矿主，实际上是专制独裁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怎样指斥批判似乎都不为过。但是，这个人物性格复杂而又丰富，简单化的判断并无助于形象内涵的理解。作为封建家长，他的思想和行为一样罪孽深重；而作为一个人，他还有一点尙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他的歉疚，他的忏悔，他在孤寂时偶尔萌生的“慈爱”……曹禺先生以高度的敏感和洞察力，将人物灵魂深处这些隐微的东西开掘出来，与观众和读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人性沟通，这是《雷雨》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朴园未泯的那点“天良”，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侍萍的“纪念”上：客厅里，摆放着侍萍三十年前的旧照片；厅内的家具，多是侍萍“顶喜欢的”，搬了多少次家，“总不肯丢下”；他在闷热的夏日竟不准开窗，为的是保留侍萍产后“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习惯；他在一只“顶老的箱子”里，珍藏着两件旧纺绸衫，因为“右袖襟上”有侍萍当年手绣的梅花和“萍”字；甚至，他还要把这种“纪念”传给下一代，他要求周萍记住，“因为母亲叫“侍萍”，自己才有了“萍”的名字，而把荒唐行为“完全改过来”，正是为了自己的生母。应该说，周朴园的这些作为并不是虚伪的，做给别人看的，而是眞心的，借用一句老话，是“良心发现”。是的，三十年前周朴园无情地毁掉了侍萍，但他自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承受着无尽的精神折磨。在往事的难言之隐和记忆的难愈之痛中，他寻觅着自我救赎的出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他向侍萍表示要“弥补我的罪过”。也正是在这种“弥补”的过程中，周朴园这个一身罪孽的人物形象闪现出他那一念尙存的“天良”。
然而，周朴园的“自我救赎”，在他酿造的悲剧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原来，有两条底线是周朴园无法逾越的。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家庭观念。这个观念的思想核心，就是对封建礼敎和封建家长的绝对服从。三十年前，周朴园顺从这一观念残忍地抛弃了侍萍；三十年后与侍萍意外重逢，他非但仍然固守着这一观念，而且将其视为持家待人的根本原则。他在敎训周萍时，曾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这里所谓“圆满”家庭的建立，乃以“最有秩序”为前提，而家庭“秩序”的维系，又全赖于其成员对家长的服从。侍萍的到来，让周朴园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对她所犯下的“罪过”，而是“圆满”家庭“秩序”，因此遭到滋扰甚至破坏的可能。面对侍萍，周朴园始而惊慌地发问：“你来干什么？”继而畏惧地试探：“谁指使你来的？”怕的就是这一点。直至侍萍善良的秉性和率眞的表白，让他确信这个女人“绝不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更不会“哭哭啼啼地”要周萍“认母亲”时，他才放下心来，表示要“帮助”侍萍，并让她“见见萍儿”。比之于周朴园的“天良”，其封建意识和封建观念无疑要强大得多。正是在这种悬殊对比中，观众和读者感受到了悲剧弥满张力。
二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金钱是周公馆的物质基础，这个“圆满”之家与其金钱的积累密不可分。因之，就像鲁大海所怒斥的那样，“只要能弄钱”，周朴园“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能从每个死亡工人的补偿中“扣三百块钱”，他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竟“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段经历并未在剧中展开，但已足以令人想见周朴园罪恶的发家史。金钱是他疯狂掠夺的对象，也是他为所欲为的工具。有了钱，他可以“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轻而易举的便瓦解了工人的罢工；有了钱，他可以让“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多个工人”，而不承担半点责任。
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感到，天底下没有钱办不到事情。但是，周朴园的灵丹妙药在侍萍面前失灵了。侍萍这个“下等女人”，竟然当面撕掉了他亲手递过来的“一张五千块钱支票”。其实周朴园给侍萍开具支票，想给她一点“补偿”，并借此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这也是真的，同样含着那点未泯“天良”，有人说是虚伪，未免过于简单了。然而，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行为出发点的眞与假，而在于其背后价値判断的是与非。在周朴园看来，伤害可用钱抚平，罪过可用钱抵偿，他的人生的天平上，金钱重于一切。曹禺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周朴园重金钱而轻情感的本质。侍萍悲愤地控诉周朴园：“我这些年受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一句话便彻底否定了他的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雷雨》对周朴园罪恶史的揭露，多采取侧面的、他人叙说的方式，而对其人性中隐微善良的开掘，却着意放大并在舞台上做直接的形象化展示。这是大师极富创意的艺术经营，其命意之深刻，构思之精巧，着力之准确，在在令人叹为观止。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値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雷雨》正是通过主人公周朴园灵魂深处最后一点忏悔之心、怜悯之心的“毁灭”，进一步显示了悲剧的深度和广度的。须知，《雷雨》不仅是蘩漪、侍萍们的悲剧，也是周朴园的悲剧。这个封建家长，一边专横跋扈地统治着这个家庭，给他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一边也无可选择地在痛苦中经受着折磨，他在“毁灭”这个家庭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连同他那残存的“天良”。是否可以这样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朴园的悲剧是更大的悲剧。因为它昭示着这样一个眞谛：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意识毁灭的不仅是万千被压迫者，而且包括压迫者本身，因为它所毁灭的不是别的，而是于人最有价值的人性。
2010 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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