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
《半山楼诗集》是我的一本野吟集。此所谓“野”者，因大多不合格律诗的规范。显然只能处之草野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对于“格律精严”之道，我既无专攻，也认为不必。内容不在形式与否。唯秉承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所谓而歌，借诗的形式写景、记事、言理、抒怀而已。
我非诗人，一生却与诗有着不解之缘。原因有三：一是自幼喜欢读诗。幼年时读旧体诗。青年时读新体诗。二是教诗。在一生几十年漫长的语文教学生涯中，教过一些古今中外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诗。三是写诗。从青年时代起，每有所感，则往往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因受新诗影响和时代潮流之推动以及少年气盛的缘故，开始是以写朗诵诗为主。又因受古体诗、格律诗之影响和随着年龄的增长，自从中年以来，多是写一些介乎格律与非格律之间的东西。有感于大要之事，为了便于直抒胸臆，偶尔也以朗诵诗的形式来写。
对于写诗，根据文学创作内容决定形式和“诗言志”的古训，我有个自定的原则。正如我在关于旧体格律诗创作的一首诗中所言：“人逢动情欲高歌，何必形式限内容？”我听我国当代著名老诗人牛汉说：“只要有了好的内容，诗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想以什么形式写，就以什么形式写。”此言可供借鉴。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我国诗歌一开始就押韵而能歌能舞的。后来才分开，各自成为独立艺术形式的。至于诗歌讲就平仄格律是后来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原淄博师专暨淄博教育学院中文系执教时，听友好同事 刘世友 先生说，当年他在北师大就读时，他的老师、国学大 师启功 先生有言：“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这说明了旧体诗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以为，他言之有据、论之成理。长者，源于生活。嚷者，出于自然。想者，刻意雕琢。仿者，墨守成规。关于格律诗创作的所谓“格律精严”，是到了杜甫之辈，才开始讲究起来的。此后，便按格律广为承传仿效，尽是“削足适履”之作，并视之为天经地义。尤其在科举制度下，更是不得越雷池半步。格律诗作为一种古典文学样式，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研究的意义，但是，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诗歌创作也是一样。
对于格律诗，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在平仄押韵方面，有人仍然以平水韵为衡量的标尺。有人则认为只要合今韵四声即可——此可谓“因时而化”、“与时俱进”。其实，唐诗中被尊奉为经典之作品，大多数不是格律诗。就是被后世尊崇为诗仙的李白和诗圣的杜甫，他们的作品也多是写不受格律约束的古体诗（古风）。
“五·四”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也冲击到了格律诗创作。一是新诗的崛起。二是对格律的突破。 鲁迅 先生就主张写“现代格律诗”——以字数整齐、大体押韵、便于记诵为准。这是对格律诗的解放。否则，时至今日，若还在完全按照旧体格律诗那一套来办，恐怕是很难适应现代人的创作与阅读的。因此，毛主席在1957年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也说：“旧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以防谬种流传。”他主张以写新诗为主。但是，如今又有人去写令人莫名其妙的“朦胧诗”，也不是正途。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中，中国文学早已陷入低谷。诗歌更是如此。在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导下，尤其是年轻人，心情浮躁，读文学作品的人少了，读诗的人就更少了。但是，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战斗的炸弹和旗帜”（前苏联诗人玛雅科夫斯基语）。从古今中外历史上看，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兴衰，每一次大的社会变改都和文学的繁荣与否息息相关。文学的衰萎，精神的枯竭，正是我国当今社会风尚的低俗、媚外和国民思想道德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日益“商品化”的文学，当然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但只能为民族精神的堕落推波助澜。
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8年1月5日 于半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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