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唱”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当然是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有真情真意的人群。他们唱红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唱红，一方面表达对一个激情时代的缅怀，对党、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感恩与追忆；一方面在于借此表达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无疑就是对现实存在的腐败现象和诸多社会不公以及党和政府内部出现的异常现象的不满与激愤。这样的唱红，应该说是在一种四面靡靡之音的包围中诞生的，起初的声音格外的微弱，格外的压抑，格外的另类，甚至遭惹了太多的嘲弄与哄笑。然而，这样的唱红却从来没有停息过，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从重庆、洛阳发展到了北京、深圳。这样的唱红不是官方组织的，而是群众自发、自愿的。因此，我说这样的唱红肯定是“真唱”。可喜的是，这样微弱而另类，甚至遭遇某些人敌视、打压的唱红被重庆一般人慧眼独具的捕捉到了，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扶持，迅速点燃了重庆这片热土，进而引发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三进三同等一系列红色风潮，让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之都。对于红歌，只有“真唱”，才能真做，才能真红。重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了国人，唱红既是一种形式，也应该是一种内容。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唱红，才是“真唱”。
而洛阳呢？那些坚持在广场上“真唱”的老人们，他们就没有重庆“真唱”那么幸运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不用多言，其实也是网民们人人尽知的。洛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没有调查研究，自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有人要说那些老人们“真唱”，是破坏了什么洛阳的稳定，是别有用心，是无事生非，是制造祸端，绝对是信口雌黄。洛阳唱红，触动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激活了某些人内心的龌龊与不安恐怕倒是实情。我想，那些对洛阳“真唱”的老人们横竖看不上眼的人们，可能也在唱红，至少在建党90周年到来之际，肯定会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尽情的表演一次。甚至他们的歌声会格外的响亮，格外的激昂，格外的叫人感动。然而，他们是“真唱”么？我还想，茅于轼、袁腾飞、辛子陵之辈大概也曾经混在合唱团里高唱过吧？面对他们如今疯狂的反动言论，他们当初的发声究竟是“真唱”还是“假唱”，岂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唱红很好。唱红，不仅能够弘扬民族文化的主旋，激活国民向上的力量，展示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而且也是对当前愈演愈烈的、腐朽堕落的、以自我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的有力亮剑与宣战。但是，唱红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走味儿，更不能把唱红庸俗化。关于什么是红歌，目前我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界定。近日，有某些专家对红歌有一番议论，认为只要是内容健康的歌曲都是红歌。对此，我不能苟同。我个人以为，红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兼容历史性、斗争性、鼓动性、进步性、教育性才是真正的红歌。一首红歌就是一段红镜头，可以折射出历史的原貌，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红歌就是一部史诗，可以唤起人们对红色岁月沉重的回眸，比如《长征组歌》；一首红歌就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让一个民族在和平岁月不忘曾经的屈辱，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首红歌就是一幕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艰苦创业时期的艰难、信念、力量和乐观，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一首红歌就是一篇宣言，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体会到国家主权的不容亵渎与侵犯，比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首红歌就是对党的满腔赤诚的真实写照，可以抒发人们感恩的情怀和虔诚的热爱，比如《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总之，红歌歌颂的应该是人人仰慕的时代或人物。这个需要歌颂的时代，应该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奋斗信念的时代，而不是一个道德沦丧、欺压盘剥人民的所谓的浮华盛世；这个需要歌颂的人物，应该是把个人命运和前途紧紧地与党和国家紧密相连的敢于奉献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什么私欲横溢、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精英！所以，红歌必须有一个界定，任何企图把红歌庸俗化的言辞，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必然会把唱红引向歧途，从而失去了唱红的真正意义。
是的，唱红很好。“真唱”必然博得人民的赞成和拥护，“假唱”也逃脱不了人民的揭露和鞭挞。唱红，就是要学习重庆，而不是洛阳。唱红要有形式，更要有内容。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唱红是“真唱”，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的唱红是“假唱”。试图以“假唱”之声淹没“真唱”之情，并以此掩盖包藏的祸心，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腐朽与堕落，都是不得人心的，人民也是不答应的。一句话，“真唱”就是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世世代代高高飘扬；而“假唱”，就是举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就是企图举着共产党的招牌继续贩卖他们一贯推崇的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谁是“真唱”？谁是“假唱”？谁也欺瞒不了网民，他们自己同样心知肚明。让我们擦亮双眼，辨别真伪，别让“假唱”淹没了“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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