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话剧《问苍茫》终于与观众见面了。
小说《问苍茫》被誉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揭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圳"血汗GDP"的真相，刻画了政府官员、老板、职业经理人、打工仔等众生相。用作者曹征路的话说，小说写的是生活，也是"我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我体验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困境"。
该作品被搬上舞台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近年来话剧市场表面一派兴旺景象，但对当下现实尤其是底层民生的冷漠让舞台呈现一派贫弱苍白气色。我们本有理由期待《问苍茫》这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扛鼎之作能给话剧舞台带来冲击。但看过演出后这个希望幻灭了。
该剧改编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这种修改不仅出于舞台技术需要，更是编导价值观的体现。若说小说表达了作者曹征路对资本扩展发展模式的批判，那么话剧改编体现了编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小说刻画了两个特区官僚的形象，一个是幸福村村长兼"幸福开发集团"董事长文念祖。幸福村靠着特区的优惠政策卖地招商成为食利阶层集团，文念祖作为该村老大，身上有一种"赢家通吃"的威猛气派。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他的政府官员身份被刻意淡化，以至于很多观众看完戏后都误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广东土财主。小说中另一个小官僚何子钢是个外来者，为了能成为深圳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他努力往上爬，为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话剧舞台上这个人物干脆消失了。
政府官僚不能成为批判的对象，于是话剧编导浓墨重彩地推出了原著中的小马仔马明阳来充当大反派。小说中的马明阳确是个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但作者展现了他的农村出身带给他的痛苦经历，揭示了一个年轻人如何被特定的社会体制训练成资本丛林中的野兽。而话剧把马明阳塑造成先天的恶棍。当社会所造就的人性之恶被形而上地归结为个人道德缺陷的时候，曹征路笔下对现实社会机制的批判性思考荡然无存。
相对于马明阳这个恶棍，小说中另一人物常来临在剧中不堪其任地扮演了高大全的角色。常来临原是某国企毛巾厂工会主席，工厂被私有化后在家待岗，宝岛电子工人罢工之际他被老板聘为"党委书记"，实际不过是个保安而已。他人品正直，有旧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但是打老板工意味着他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帮工人说话，要么帮资本家说话。被台湾女老板的魅力所迷惑，他不由自主成了老板欺骗工人的工具。最终老板撤资弃厂外逃，他则以"涉嫌诈骗"和"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被拘捕。
如此尴尬的角色在舞台上摇身一变成了道德楷模，待岗两年的屈辱不见了，历尽艰辛重新上岗后的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也不见了。编导浓墨重彩加以铺叙的，是他赴贵州招工，拒绝为女孩"开处"并揭发马明阳的丑恶嘴脸；他关心女工成长呵护工人利益，当张毛妹冲进火场挽救公司财产受伤被质疑为"碰瓷"时，他伸张正义，顶着巨大压力要还张毛妹一个公道；他热爱工人同样也热爱老板，为老板得了白血病的弟弟募集工人献血，血汗工厂变成了流淌着爱的热血的和谐乐园......
有了恶棍和救世主，《问苍茫》的编导便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八十年代中国话剧的庸俗套路，在舞台上演绎起一台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之间的对决。常、马之间的较量是天使与恶魔的较量。这是一出宗教感化剧，但它显然跟现实生活无关。为了加强煽情效果，弱小的张毛妹充当了这场道德较量的砝码，她冲进火场时的内心动机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从一个受压迫者沦为"良心拷问"的对象。最终张毛妹的死，让导演在舞台上尽情洒了一次狗血，也昭示着这出戏的编导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良心。
可见，话剧《问苍茫》标榜关注底层民生，但底层劳动者形象仅仅充当了编导煽情的工具，并未得到真正关怀。觉悟的打工仔唐源被处理成一个不良青年，他为工友维权的动机只是为了接近柳叶叶，根本不怀好意；主人公柳叶叶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成长则完全遭到忽略。就连小说中令工人身心备受摧残的流水线作业，也变成了节奏强劲、歌声喜庆的春晚式大歌舞。曹征路笔下被流水线彻底异化的工人，即使下了班，仍旧"吃饭的时候勺子不由自主地往别人的饭盆里戳"，"连睡觉的时候手都是一抽一抽的"。而在话剧导演"创作灵感"的指挥下，年轻靓丽的演员们欢天喜地地唱着"俺挣到钱了，......俺忙着事呢......"，激昂铿锵的"打工打工最光荣"成了遮蔽现实中的压迫与剥削的虚假陈词滥调。
话剧《问苍茫》令人遗憾，同时也不禁生出些思考：主流话剧要想在舞台上与时俱进地表现当代生活，抛弃老套的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是当务之急。否则，虚假的矛盾冲突和布尔乔亚道德观是绝难得到观众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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