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身体
陆兴华
冲在抗议队伍最前面，与反动势力作身体对抗的，往往是文学系或艺术学院的人，化学系的同学们往往要慢几拍。可是，化学系同学们善于准时起床，和按时到实验室去与导师打招呼，文学系和艺术学院的才子们则太不热衷于起床，组织纪律性不强，爱开小差之外，还脚踏几条船。这就给人感觉，后者的观念和生活经验，是自成一格，不被此时的社会理解和吸收，是“作品”一样的东西：他们在过另一种生活；他们的任务好像就是去过另一种生活，给人看，像是在演活体秀。过着这种生活，并以这种生活为实验材料，甚至当实验过程来利用，看上去因此也相当地自恋、相当地“小资”。
这些人不去研究一种彻底爆破这个老旧的现实的新炸药，也不提供新社会的图纸。他们写诗、搞艺术和做理论，你知道的，他们只是在写一些“关于快乐、欲望、艺术、语言、媒体、身体、性别和族性”等等的“理论”（伊格尔顿说，二十世纪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系和艺术学院同学们理解的笼统的关于他们的生活之一地鸡毛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萨特说的“那一可被忽视，但怎么也跳不出”的如来佛手心（《理论之后》，39页））。社会是万万不会鼓励他们去谈和写这些东西的，他们是通过多少有点放荡地过一种被人侧目的生活，被激怒，然后来实验他们已经写好和将要写出的“理论”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边过边写。他们把理论做得越好，就越与周围的现实和政治搞僵：他们要做诗人或艺术家，但一动手，就会落入这样一个难局：先改变社会，来使自己的诗和艺术出彩，还是先顾自做好诗和艺术，期望它们渐渐地去改变这个世界？
绝大多数人是落入了一种中间状态：改变世界？看着办。真的搞艺术？办着看。最后就在那里写理论了。
写诗和做艺术的中间状态，其实就是写理论：当我们不知道先改变世界来使我们身上的诗性和艺术蓬勃呢，还是应该先写好诗和搞好艺术，来把这个世界变好时，我们就暂时沉迷于描述和对已有的描述作出进一步的描述，落入对于现实的解释循环中了。
诗人不写诗和艺术家不做艺术时，他们是在过一种理论生活的。也就是，将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当实验材料和过程。化学系的哥们是把实验室放在学校的安静角落的。诗人和艺术家是将实验室搬到家里起居室甚至卧室里来的。这时产生那种让周围人急着要躲的刺鼻气体，就是“理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上日常地试验着自己的观点和经验，我想，这就是做理论。
所以，理论是对于诗人和艺术家的亲人们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娘原以为我进城去做体面人了，但她很快发现，我是个理论魔鬼，是一个弄不清到底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但话要说回来了，亲人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用来伤害的吗？要让家里的亲人们恨你，弄穷他们，弄毛他们，那么就做理论，也就做是做得兴兴头头了，但他被当面问起来时，仍楞是能够做到说不清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真的是，绝大部分的人是说不清自己是在写诗还是在做艺术了，这两者之间越来越模糊了。而且，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潜伏，过双重生活。白天做公务员，晚上要写诗。这就很容易进入理论状态了。
巴尔特简单地将理论看成一种恐怖行动：在资本主义状态里，写理论就是搞恐怖。革命不知从何搞起，反动派实在太强大，那么，就先搞搞恐怖吧。恐怖作为一种景观，实际上是做给那些还清醒着的民众看的，它有明确的诉求对象。他认为，普通的反抗姿态都不牢靠，不是成为登徒子，就是成了嬉皮士，“理论”才是一条真正将资本主义从自己身上呕吐出来的道路。“理论”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是一副像泻药一样的制剂，尝一下也许可以，要真正吞下它，谈何容易！
在《追求理论》中，伊格尔顿列举了二十世纪之后，我们做理论时不能不用的助剂：黑格尔到马克思到卢卡奇到布鲁赫到法兰克福学派到哈贝马斯，法国是从萨特到阿都萨到结构主义到利奥塔到德里达到现在的巴迪欧和朗西埃，英国是从威廉姆斯到后来叛变的霍米巴巴到霍尔，美国是到詹明信为止等等。也就是说，这个药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复杂。而他的意思是，应该从我们的政治斗争或文化斗争出发，来推进我们的理论工作，而不是倒过来，先搞好理论，把上面列举的理论家当研究对象，再去搞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一点，与我这些天的思考，很是重合，所以想来说一下。
我们做理论，不是先弄通理论了，再用它去干预或改写现实。相反，由待我们在实际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中激烈地去介入，我们身上的理论胃口，才能被激发出来。事到临头，才发现自己身上的理论储备不够，但这不是你这一次储备不够，可能是因为你总以为理论是学校和老师教的东西，或只是平时掌握的一门算法语言，实际是你从来都不善于在日常的理论或哲学阶级斗争中学习和吸收理论。问题可能是：如何在自己越来越介入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中到不能自拔的同时，把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理论之中，或倒过来？
吞下的理论越多，越发现自己与现实和落身的文化更纠缠不清、更欲理还乱了。理论使我们变得复杂，也使我们面对的现实更复杂。理论要求我们用更严格和复杂的话语去描述现实。反之，复杂和现实，要求我们的理论更复杂、更严格。
开头我们讲了：做理论，就是我们自己去过一种生活，将它当作实验对象；理论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军事化，成为斗争的场地。过理论生活，是自己当自己的前敌总指挥，自己对自己整风，自己对自己文革。
我一般每天平均大约有六个小时左右的读、写时间，这中间还要扣除泡茶上厕所还有回电邮和接电话和上网看新闻等等的时间。二个小时读，二个小时写？剩下的就是再生产？每天读或操练二个小时理论，这够了吗？这二个小时里能操弄多少文本？只有天知道！如果有意识保持速度，英文和法文的理论文本，我大约能过六十页到八十页以上，三个文本，每个二十多页？刚才说过了，我们的学校并不会为我们读理论作任何准备的，我们都是在实际斗争里来读它。我会遇到这样的时间障碍，还要时时与身上冒出来的怠惰和疲倦作斗争。
那么写呢？每天二到三千个字？我是好像象达到了这个目标，但过程却是一片鸡飞狗跳。写它干吗？写完了自己看自己的话的那份恶心，那种自我消解的残酷，先就不用说了。而这写出来了，就站得住了吗？
也许是进入很深的病态了：我发现，不这样写，读的动力，读的那种饥渴，就不会到身上，写是为了让自己饿！读了，就得写，否则就像每天长跑的人突然有一天不能跑，浑身酸鼓着乳酸，等着被耗掉。天哪！说出来，这好可怕了。
不这样着了魔地写，是读不到很认真；读到很认真，则会拔高自己对于写的要求，写时会就越来越难以讨好自己，写就越得不到鼓励。
最后就会发现，理论的困境首先不是它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困境，而是在个人自己的读、写政治经济学空间里，先就这样激烈而胶着了。
理论最后在我看来就成了一种对于身体的自我军事化管理。在无法开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我先对自己的身体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它专制我的喝咖啡时候，它使我今晚的那一杯啤酒成问题。专政出来的结果，就是那理论。
理论生活是一个当不了诗人也当不了艺术家的人的生活。它会使生活不可能。
201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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