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文化大革命自感—（待续）
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参加者，那时我是在空军某院校工作。开始我也是造反派，参加过串联，写过大家报，当过专案组组长，参加了“支左”。但不管干什么，我都坚持按中央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理性地对待我所领导的部门的各种派系斗争，并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化解派系之间的矛盾。对戴高帽子游街、打、砸、抢我看不惯，就解散了我所领导的造反派战斗队。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受命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小红卫兵（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编成五个连（为一个营）连排干部、炊事班、医务人员都是部队出的，我为营长参加了接见。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自始至终我都说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搞得及时，只是毛主席逝世的太早了，没有来得急完全彻底地铲除党内外走资本主义的顽固分子。
我坚定地认为，毛主席是深思熟虑、完全相信人民群众，才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是让敌人充分暴露，让人民群众充分锻炼的一个历史大舞台。也训练了人民群众辨别认识伪装的阶级敌人的能力。是一场“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政治大革命。全世界除了毛泽东，再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能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发动这样的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参加“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且将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可以互相串联，让全国人民给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中央领导人和毛主席自己）用文字的形式提意见。现在有的人怕群众上访，（相信上级党和领导是好事，不相信才是坏事）我认为这种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以反修、防修，整党内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全民性政治、震憾了整个世界、也是一场具有强烈国际影响力的运动。让一切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手握先进武器，站着发抖。这能说不好吗？
文化大革命也让我深深地看清楚了许多人，懂得了毛主席：“了解人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我也真是了解一些人和熟悉了一些人。
如：校长顾XX，开始群众还保了他，后来调到广空去了，最后不知道怎么跑到林彪集团里去了。听说后来判刑了。
副校长张X，也被关押审查。审查他的专案组组长是一位级别比我高的马X，由于他用残忍打骂的手段，把张副校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就编造了一套所谓的“阴谋活动” 、“二月逆流”党校的配合活动。 马X信以为真，如获之宝，以挖出了个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部门邀功。马X还以此为誉，到处“传经送宝”，宣传他审案的经验。
政委谢XX出身小地主、知识分子，还是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写过不少书，平时对部下态度较为严厉，又有点官架子，有不大讲理事，有些人有意见。文革一开始，有些群众在书里发现有“问题”，对他进行批斗，并被戴高帽子游街，后被关押审查。审查初始，我任他的专案组长，专案组副组长是一位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我们审案时，马X也来到我们专案组“传经送宝”，因我不同意马X的审案办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被支持马X和李X的领导把我派去某研究所“支左”。听说我走后，专案组的人为从谢XX身上挖出个大案，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让他做“喷气式”，还在他脖子上挂个装有煤渣的桶，审案时常常搅动煤桶里面的煤灰，呛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他是个硬汉，就是挺着，只是实事求是地交待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没有殃及任何人。他案结出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走后，他们在我脖子上挂个很重的煤桶，我只得大口大口的喘气，他们搅动煤灰时，被我吸进嘴里，一个礼拜口咀里都是煤灰味。”我问他“你恨他们吗？”他说：“恨什么，群众运动嘛，也难免呀，这点委曲都受不了还算什么共产党人！”还玩笑地对我说：“他们这样整我，还使我因祸得福呢，把我长年腰疼病给治好了，现在我的腰一点也不疼了。”又到处说：“我过去看不起工农兵，总认为他们是大老粗，没文化。通过那次审查，让我改变了看法，关键的时候还是他们勇于坚持正义呀！”
还有个政治部的副主任钱X，战争时期因受伤摘除了一个肾，平时总说身体不好，出门就要专车（他们这级当时就有公用专车）。有一天他随造反派去有关单位串联，一天步行了七、八十里路。让我们许多同志都大吃一惊，简直和他一往的表现完全变了一个人。
还有位副校长王X，一贯为人处事谦和，群众关系非常好，大家都说他平易近人，文革运动中始终和群众站一起，群众对他没有怨气，所以也没人给他提意见，更没人整他。
“九一三后”，这些被审查的人都解放了出来，有的正常分配了工作了，谢政委提为兰州空军的副政委，离休后他还在写书，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头脑清析。
文革前，我部下有两个室的领导，工作积极肯干，年年被评为“五好”。可文革时这两个人六亲不认似的“跳得很高”联合起来把我的科长权给夺了，大部群众都反对他俩的作法，三天后他俩又主动把权交给了我。我的态度是，群众运动随着群众走，支持群众。要我的权就拿走，送回一我就接。
还有我管理的职工中还有两个人，一个人，群众揭发说他旧社会当过伪军（我当科长的从未听说过）。另一个人群众揭发曾经杀过人，有人命案子，后来都一一调查清楚，并做了相应的处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跳上舞台的人，都如戏曲演员“生、旦、净、末、丑”一样，在这个政治大舞台上进行着充分地表演，让观众们充分了解和认识了他们的演技。从中也教育了不少人，改造了不少人。搞清了不少人的问题。
我们这样个师级单位是这样，我想别的单位也基本如此。全国自上而下都在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好一点，也会有些地方搞得过火点，但基本情况也许都差不多吧。
这样大的运动也是很难掌握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承认搞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文化大革命既乱敌人，又锻炼群众，又能真正认识人，有什么不好。奇怪的是，中央哪么多人参加定的决议，实施起来发现问题了，把错误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为什么？现在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是不是也应该这样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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