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当代文学应有的叙事视角与价值担当——评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王磊：当代文学应有的叙事视角与价值担当——评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文学叙事与现实生活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文学作品获得艺术力量的根本保证。如果文学叙事对现实的、普遍的生活经验熟视无睹，不关注社会大多数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不表达生活中普遍的审美经验，那么文学也就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洞察力与批判性。这样的文学只会变得绵软无力，成为在纯粹的知识与技巧中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而这正是1980年代来以来的文学主流所存在的主要弊病。中国文学一旦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自然是无法讲述好中国的故事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写满大故事的时代，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文学如果不愿错过这场盛宴，成为“缺席”的“在场”，那么它就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它将怎样去记述这个时代的大故事？怎样去呈现无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生个案？怎样去探究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们的情感与心灵世界？这是时代给文学提出的历史性课题。我想，李云雷的新著《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来展开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的。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一颇具叙事学意味的名字有着特殊的意指。首先，“如何讲述”，这不仅意味着叙事视角的选取，也是价值立场的选择。其次，“中国的故事”突出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中国的文学讲述中国的故事而非外国的故事，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然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当代中国的文学更擅长于以自己的故事表达外国（西方）的观念，且至今乐此不疲，至于如何体现出中国的精神，表达出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李云雷强调“中国的故事”，这是对建立中国自主的文学与文化价值观迫切而充满信心的表达。
     对1980年来以来的主流文学观及其审美趣味进行反思与批判，是李云雷建构自己的理论与批评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1980年代以来，“新启蒙”带来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美学倡导的“审美无功利”观念共同作用于人心与艺术，在唤醒社会主体“个人意识”的同时，也促使文学急切地回归“自身”，开启了“纯文学”与 “个人化”写作的历程。这一包含社会与意识形态变革意义的转变，曾经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急速而深刻的变革，迅即反衬出这种文学观念的僵化与1980年代以来文学学科体制化的弊端。文学叙事日益脱离现实生活，在抽象人性与价值虚无中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性。另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支撑的商业文化的介入，也使文学在金钱面前进一步迷失，几乎丧失了认真“讲故事”的热情与能力。文学不再像它曾经的那样饱含理想，充满力量。没有了价值担当与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宣告了1980年代“文学理想”及其意识形态的破灭。由此，文学界开始了对1980年代的整体性反思，对“纯文学”观念展开了批判。而李云雷对此的见解是切中肯綮的，他认为，1980年来以来的文学偏离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其对西方现代美学标准的遵循与片面理解导致了“一种注重形式、叙述、技巧”的美学趣味，由此出发，现实人生的内容往往遭到忽视；而它所采取的精英化的叙事视角，“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远离了读者，在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在反思1980年代文学的同时，李云雷把1950—1970年代的文学引入比较视野，通过分析文学读者基础的变化、作家的分化勾勒出30年来中国文学“从‘大众化’到‘精英化’，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转变，并明确强调“1980年代文学的‘繁荣’建筑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之上”，显示出可贵的历史意识与客观的治学精神。
    如果说李云雷通过《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来“反思1980年代”，纠正偏狭的美学趣味是符合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的话。那么对“中国经验”的特别强调，则显示出作者开阔的理论视野以及对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根本性思考。文学叙事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文学、美学视野中的中国故事不能脱离“中国经验”。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家而言，什么是“中国经验”呢？李云雷认为：“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也应该是与‘传统中国’不同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与一个前提。这三个部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而其前提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边缘的位置；其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屡受侵略，濒临瓜分或灭亡而终于独立，至今仍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而在国内，则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一个人口大国。这一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经验’的基础。” 应当说，李云雷关于“中国经验”的判断是正确的。它既从历史维度把握问题，积极肯定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又把中国纳入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全球化与中国性”的基本架构中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基本判断。在我看来，这一判断不仅构成了其全部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基础，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建设的认识基础。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上述“中国经验”的表述是其表现现实生活的基本前提，舍此，文学叙事难以捕捉到介入现实生活的叙事视角，难以有真正体现历史感和崇高感的价值担当。“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源自于中国模式的现代性道路的独特性。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后发的现代性”，中国注定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现代性道路。这一点李云雷也明确指出，“中国从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以来，所探索的便是另一条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或者说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开辟出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为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拓展出新的道路，也为未来的世界想象提供新的可能”。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抗争中走过漫长的民族复兴之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超越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也为“未来的世界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也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此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独特内涵。简单来说，西方文学现代性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与精神的启蒙，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则注重文学艺术在民族复兴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尽管 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新启蒙”运动试图使中国文学重走西方文学的现代性道路，但随着中国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裹胁的程度日益加深，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等种种社会问题，文学对个体生存、个体命运的关怀以及对国家的现实与未来的关注再次成为文学的基本命题，实践证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任务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当代文学如何接续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如何重新审视延安文学精神，如何吸纳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经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现实，对“中国经验”的考察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即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国经验”意味着中国自觉、自主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建。这种价值观融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是“既‘中国’又‘现代’的价值观念体系”。当代文学应当在这一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精英化的文学叙事迷恋于对西方价值观的模仿，商业化的文学叙事不断推动文学走向历史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当下，怎样的文学叙事才能真正全面地表述出“中国经验”的现实性与丰富性、复杂性与独特性，从而使文学摆脱以往对整体的“人”的描述遮蔽社会阶层差异的现状，真正担当起社会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与人的价值。
    在李云雷看来，底层文学及底层叙事堪当此任。对底层文学的考察是他这部著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为“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一问题所预设的答案。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文学界出现了关注底层人的生活，表现底层人的精神与心灵世界的文学创作。作为较早关注底层文学现象的学者，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研究是持久而深入的。他对底层文学的许多判断都极富理论见地，如“与其说它（底层文学）更接近于‘左翼传统’，毋宁说它更接近于现代文学史中‘民主主义’一派的创作”、“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以及关于底层文学与创造当代中国新文学的可能性的判断等。从他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他是将底层文学作为讲述中国故事最具普遍性与合理性的叙事视角的。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其传统承继、审美趣味还是价值立场而言，底层文学都是目前最贴近“中国经验”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成为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叙事视角，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底层文学是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然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又决定了底层文学的内在品质不仅仅是人民文学的继承。正如李云雷所指出的那样，底层文学是对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种继承与创新使底层文学重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底层民众的联系，为书写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底层文学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文学的审美趣味，它反对艺术的纯粹化、神秘化和精英化，反对在天才式的灵感中去探讨美的本质。它的信条是，艺术与美的秘密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因而相对于西方现代美学而言，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与美学准则。这种美学准则在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延安文学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始终存在，它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美学，一种人民美学和新型的大众美学。在我们构建当代中国艺术的评价标准，形成“新的美学原则”的过程中，这种美学准则应当成为不容忽视的构成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民族身份认同遭遇危机的时代，底层作为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受难者”，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坚力量，最易反思全球化的普遍价值观的合理性，激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底层文学以作为中国主体的底层为考察对象，站在底层的立场上，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写作，其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能够起到支撑作用。而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关注底层，关注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良知的体现。一个健康的、积极的、自信的社会应当坦然面对社会底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所体现的价值担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既是对当代文学所存在问题的反思，又是关于当代文学未来出路的思考，同时隐含着对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的文化价值观的探讨。应当说，其理论与批评实践是颇有建树的。值得强调的是，这部著作试图为当代文学寻找一种切入现实生活的路径。它从“中国经验”、底层视野出发，希望沿着人民文学与现实主义的传统开辟一条文学新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与价值担当的豪情。关注底层、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是当代文学家与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关于底层叙事的理论建构仍然困难重重，底层文学的研究也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中国经验”的复杂性也已然超出了底层文学与底层叙事的视野，当代文学需要从更多的叙事视角出发，才能把握“中国经验”的全貌，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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