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227：鲁迅最可贵的是舍生取义（下）

但是中国新文化诞生的道路，应该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这个问题中国文化一开始以致直到现在还存在两种认识分歧：　　

一是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不过是科学技术，而道德文化是中国见长，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认识的非逻辑性、荒谬性显而易见，但它符合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既得利益，只要中国政治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实行民主改革，这种认识始终会占据着文化主导地位。　　

另一认识是西方的人权文化要比中国的专制文化优越，主张中国文化的民主改革和进步。　　

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日本，在西方文化入侵的开始，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一种文化全新的发展道路，福泽谕吉是这一历史改革中的日本最优秀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没有个人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可以比较，鲁迅和他的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是从文化批判的反面角度，来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说明这个道理。　　

中国由于非常复杂的文化大国国情，统治者对人权文化改革患得患失，甚至十分畏惧，事实上中国一百多年来每一次有规模的民主运动，或者民主改革，都引发了统治者的政治危机。　　

辛亥民主革命虽然消灭了皇帝的世袭政治，但是中国文化铺天盖地的追求人上人的等级专制思想，却消灭不掉。清朝灭亡后，袁世凯以及后来一个个大小军阀趁机填补了中国专制政治的权力真空；皇帝不存在了，但是中国政治专制的文化幽灵仍然四处充斥和游荡。　　

我的一系列文章曾集中论述了——中国专制政治是根源于中国文化的物质功利唯上的原始欲望的精神，比如社会崇尚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的终极价值观，便是人吃人、人斗人文化的一种竞争精神，它堂而皇之的成为了每个中国人追求人上人主子地位的精神基础，过去的科举制以及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无不是在听从这种压迫精神的摆布；有高人一等的“领导”(古代称“大人”)地位，就会对应的有低人一等的奴才地位。这种精神文化不尊重天赋人权，人为的践踏人的独立平等精神，把人的生命等同是物质性的“器”，只有高下之分，作不了主子，就甘心做奴才，除此以外没有选择，中国政治专制正是依靠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为所欲为。　　

因此只要这种弱肉强食、追求人上人名利精神的文化没有被根本改造，即使辛亥革命胜利了，中国民主政治也是徒有其名，成为空架子，旧文化势力很快乔装打扮，像变戏法一样，在政治上卷土重来。　　

1932年，鲁迅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一九一八年自他写小说开始，他对“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承认民族主义文学家说“鲁迅多疑”，是说对了，不过鲁迅认为正是这种怀疑，又使他怀疑起“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鲁迅自白他写文章目的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鲁迅说，这种写作目的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思想舍生取义的追求，在此文字上一览无遗。　　

这篇短短的自序概括了鲁迅一生的思想追求，这一思想追求，鲁迅是从对中国文化革命的怀疑失望，到把揭露批判中国文化的病根作为神圣的使命，而这个病根是落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因此鲁迅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以惊醒每个中国人，收获“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因此，中国的鲁迅和日本的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是殊途同归的方向一致，都是围绕国民性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