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评价浩然的作品，不能忽视信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浩然之所以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与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源于他的信仰。对同一个事物，立场和观点不同，便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说一句玩笑话，在我看来，浩然是“铁杆儿的共产党”。他是孤儿，饱受旧社会之苦。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从儿童团长做起，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共产党救了他，使他有了出头之日，并成长为著名作家。他从骨子里感共产党的恩，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市作家协会集中部分重点作家在通县学习讨论。恰在此时我们去看望浩然。浩然将我们安排在当时通县档次最高的通州宾馆，以便于他一边参加学习，一边关照我们。一天参加学习回来，他看上去心情沉重，深思良久，深为感慨地说：“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跨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这是他与我讲的“私房话”，当是肺腑之言了，此话铭刻在我的心头，至今记忆犹新。我真正认识浩然，理解浩然，理解他的作品，应该说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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