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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几天时间看完了《未知的首尔》。
惭愧，这本是一年多前的剧，但直到今年5月该剧获得韩国第六十二届百想艺术大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子演技奖”从而声名鹊起，我才关注到，故而收看。
数不清观剧过程中几次落泪，这真的是一部“反常识”、“反主流”的堪称“献给年轻人”的现实主义剧集。
它的「反」就在于，终于有一部艺术作品开始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对东亚地区已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狂飙”中的惯性奋斗思维，提出了疑问。
同时，这部剧更深一层的人心叩问在于：第一次，有这么一部作品系统性的对东亚地区或是出于儒家伦理纲常、或是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自我苛责”情结，给出了空前烈度的拷问。
当姐姐刘未来站在首尔高厦的窗前，计算着从如何跳下去才能够既获得病假又不会危及生命时，当妹妹刘未知在乡间小路上奔跑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时，我相信无数观众在屏幕前流下了眼泪——他们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过去无数日子里，我对自己比任何人都残忍，只因为我怨恨我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最应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断地攻击自己呢?当我以别人的身份活着，我才意识到，我最大的天敌，是我自己。
这句台词如同一把利刃，刺穿了一层集体无意识的厚重外壳，揭示了一个残酷而普遍的真相：太多人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那个永远在自我苛责、自我审判、自我消耗的内在质疑。
「自我苛责」，这个看似个人化的心理现象，在近五十年的东亚社会却呈现出惊人的集体性和普遍性。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给出他的观察：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
发达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能够有效地压制那些要求超越现存秩序的需要和愿望。它通过制造虚假的需要，让人们把压迫当作幸福，把奴役当作自由。
人们为了得到这些虚假的需要，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不断地消费，从而陷入了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之中。
从中国的“内卷”到韩国的“职场绞肉机”，从日本的“平成废宅”到“令和躺平”，东亚地区已成全球精神内耗最严重的区域——韩国青年自杀率连续十五年位居OECD国家之首，中国18-34岁人群焦虑障碍患病率高达6.4%，日本“家里蹲”人数早已超过百万。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无数个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自我折磨的刘未知、刘未来们。
《未知的首尔》在我看来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双胞胎姐妹身份互换”这一看似俗套的剧本设定，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对照实验，让观众得以清晰地看到「自我苛责」在不同人生轨迹中的表现形式——刘未来和刘未知，这对长相一模一样但人生截然不同的姐妹，实际上是东亚年轻人两种典型的精神困境的化身：一种是身居首尔“成功者的自我惩罚”，另一种是委身乡间“失败者的自我否定”。
最终，一个令人恍然的局面就此浮现：哪怕我们简单粗暴的“换壳”、自以为得以“逃离”，但终究会陷入另一个被剥削、被压榨的境地——只要依旧是那个习惯性内耗的自己。
这或许就是布尔迪厄所言的“符号暴力”：
最强大和最隐蔽的统治形式，是那些甚至不需要被感知为统治的统治。它们被铭刻在事物本身之中，铭刻在世界的秩序之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它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实现统治，而被统治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统治。
为什么东亚人会陷入如此深重的自我内耗?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放过自己?为什么“我不够好”的声音会像魔咒一样缠绕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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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成因，当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死灰复燃的孔儒伦理。
儒家所倡导的自我反思，就我个人观感而论，从来就不是过去二十年诸多“国学大师”们道貌岸然鼓吹的温和的、建设性的道德沉思，它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和历史演变中，已然呈现出一种不断升级的强度：从“反思”滑向“苛责”，最终伴随着现代私有制和垄断经济的加固在社会个体心理层面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精神内耗”。
儒家对自我反思的强调，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莫过于孔子弟子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学而篇》记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段话看似平实，却蕴含着极不寻常的修养强度。
它要求的不是笼统的“吾过矣”，而是对具体人际关系(忠、信)和知识传承(传习)的精细化检讨。
这三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个体社会角色的全部：对上级或委托人的“忠”，对平辈的“信”，以及对下或对知识本身的“习”。
如此一来，便构成了一张无形的道德罗网，个体需每日对照这张网来过滤自己的言行心念。
更深一层看，这种自省模式内含着一种强烈的道德焦虑，因为它预设了一种根本不讲道理的所谓“必然”的情境：个体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极易偏离“忠”、“信”等道德准则。因此，必须通过高频率的自我敲打来保持警醒……
某种角度，曾子的这种行为可以解读为一种“自我强迫”，这精准地捕捉到了“三省”背后那种不容松懈的紧张感。
它不仅仅是“反思”，更是一种为了达到道德完善而进行的、带有强制性的自我规训。
如是规训一旦内化，便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机制。优点是能有效提升个人品德，缺点则是可能将每一次微小的道德瑕疵都放大，为自我苛责提供了最初的脚本。
如果说曾子的“三省”是自我反思的具体操作手册，那么孔子提出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则是其背后的核心精神原则——这句话为儒家思想设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归因模式：当遭遇问题、冲突或失败时，所谓“君子”的第一反应，也是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向内审视自己，而非向外指责他人或环境。
这一原则的价值在于，它培养了个体的责任感和主动性，避免了推诿塞责的弊病——然而，当这一原则在等级制、封建化、资本垄断格局下被绝对化时，其潜在的心理压力便显现出来。
它开始不断要求个体承担起生活际遇中几乎无限的道德责任。
无论是人际关系不睦、事业受挫，还是社会现实的不公，遵循“求诸己”的原则，个体都需要首先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是不是我德行不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
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极易导致过度的自我归罪。
它系统性地忽略了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他人的责任以及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而将一切矛盾的焦点都收束于个体“内心”的方寸之地。
在一个理想的道德共同体中，这或许是通往和谐的路径;但是，在一个充满偶然、不公和利益冲突的现实世界里，如此单方面的、无条件的向内归因，无疑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
这正是“自我苛责”乃至“自我内耗”的关键心理机制——将外部矛盾转化为内心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职场霸凌如此普遍的原因，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司对下属有着绝对的权力，下属必须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任何与集体不一致的行为都会受到排斥和打压。
职场霸凌的受害者往往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之中，他们会会告知是自己的问题才导致了霸凌的发生，是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会做人，不够八面玲珑，不够会察言观色，不够会人情世故……
于是，他们不敢反抗，不敢举报，害怕会遭到更严重的报复，直至失去工作。
《未知的首尔》中的刘未来就遭受了严重的职场霸凌和性骚扰，其上司不仅经常对她进行言语侮辱，还对她进行性骚扰。但是当她鼓起勇气举报时，她的举报信却被公司压了下来，反而遭到了更严重的孤立和打压。
这个过程中，她居然一度反思自己，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圆滑……
这恐怕就是孟子的“内省”文化作祟。
不得不说，除了孔氏，孟子更是将儒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更具理论性的高度。
他提出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使“内省”原则变得更加系统和绝对：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当你爱别人却得不到亲近，管理别人却达不到效果，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回应时，所有这些外部世界的“不得”，都必须无一例外地归结为自身内部“仁、智、敬”的不足……
这是一种将外部反馈完全视为内在德性映射的思维方式，即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成了一面映照自己德行修为的镜子。
“反求诸己”的绝对化，虽然旨在激励个体进行更彻底的道德修养，但其潜在的风险也更为巨大：它于无声处之间，创造了一种无处可逃的自我审查机制。
任何失败的外部互动，都可以被儒学伦理解读为一次“内在的道德失败”……
这种逻辑的极致，会直接导致个体对外部世界产生一种扭曲的认知，即认为只要自己的德行足够完美，世界就必然会给予正面的回应——而一旦得不到这种回应，结论只能是自己的修为还远远不够，从而陷入更深、更严苛的自我批判之中。
在儒家圣贤谱系中，颜回就是一个以其卓越的德行修养而备受孔子赞誉的“典范”，孔子曾称赞他：
不迁怒，不贰过。
这两个“不”字，看似简单，实则对个体的自我控制和反思能力提出了近乎极限的要求。
宛如刘未来在与妹妹“换身”之前在韩国金融公社的处境，所有人都可以无视她，所有人也都可以使唤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一个连开会都会自觉坐在外围、也从不会索要咖啡的“老实人”。
从心理学角度看，情绪的转移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而“不迁怒”则要求彻底阻断这条路径，将所有的情绪压力都由自身承担。
同时，“不贰过”则要求对自身行为进行精准的复盘和修正，确保同样的错误绝不重犯。
这是一种对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极限要求，它不仅仅是“知错能改”，而是要求“一击即中”式的改正，不允许有任何反复。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个体必须对自己的每一次过失进行深刻到足以形成肌肉记忆般的反省，其强度和深度可想而知。
颜回的所谓“儒生典范”，为后世儒士树立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杆”。他的人格理想，本质上是一种高强度的、持续性的自我监控系统，这个系统时刻在扫描自己的情绪波动(不迁怒)和行为轨迹(不贰过)，任何偏离都被视为需要立即纠正的警报。
对普通人而言，试图模仿这种圣贤境界，就如同给自己安装了一个永不休眠的、极其严苛的内部审查程序。
其结果，很可能不是道德的飞跃，而是因持续的自我监控和压抑而导致的心理疲惫与耗竭。
从孔子、颜回，到后世的周敦颐、程颢、朱熹，这些圣贤构成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序列……
然而，这种高悬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性的道德理想，与普通人有限的个体能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而持久的张力，这成为个体精神焦虑的重要来源。
尤其是“反求诸己”的归因模式格外加剧了这种焦虑。
当个体无法达到圣贤标准时，儒家文化提供的解释从来不是“目标过高”或“人性本就如此”，而是“你还不够努力”、“你的私欲还没有除尽”，进而使人陷入一种“道德内卷”：我必须更加努力地自省、更加严厉地克己……
《未知的首尔》剧中的母亲玉姬就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对两个女儿的态度截然不同：对姐姐刘未来，她只关心她的工资是否到账，是否能给家里带来更多的经济支持;对妹妹刘未知，她则充满了贬低和指责，甚至说出"不许叫我妈妈"这样伤人的话。
表面上看，玉姬是一个自私、冷漠、重男轻女的母亲，但实际上，她也是自我苛责的受害者——她自己从未被母亲真正爱过，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牺牲，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而后，她又将自己的不幸和遗憾都投射到了女儿们身上：她希望刘未来能够出人头地，弥补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她对刘未知的贬低，实际上是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不够好"的小女孩的否定。
玉姬的自我苛责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代际创伤，她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女儿，将自我否定的种子播撒在了下一代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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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春风吹又生的孔儒纲常，另一个导致东亚三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陷入群体性自我苛责的，毋庸置疑，当然就是现代优绩主义带来的阶层分化与极度加速的人类“原子化”进程。
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东亚社会经历了远超欧美曾经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东亚人的精神内耗。
《未知的首尔》中作为“小镇做题家”的刘未来，就是优绩主义的牺牲品。
她从小努力学习，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了首尔的名牌大学，进入了韩国金融公社工作，看似人人羡慕。
但是，她实质上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因为优绩主义永远不会满足，它总是要求你做得更好，爬得更高。
当你达到了一个目标，马上就会有下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
你永远无法停下来，永远无法休息，永远无法满足。
前文提及的刘未来在天台上冷静计算的那道“数学题”，已经成为当代东亚青年最精准的精神画像：
从三楼跳下去腿会骨折，能休三个月带薪病假;从四楼跳可能会瘫痪，公司会直接辞退我。
当流媒体平台TVING的弹幕里飘过密密麻麻的“我也这么算过”、“我算的是二楼”、“我查过医保报销比例”时，一个残酷的真相缓缓呈现：在今天的韩国，年轻人已经用脚投票得出了结论——拼了命的奋斗不仅无法换来相应的回报，反而会让自己身心俱疲、濒临崩溃;而适度的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放弃，反而成为了获得短暂喘息的唯一合法途径。
这不是什么夸张的文学修辞，而是被太多权威数据证实的社会现实。
根据韩国统计厅2025年发布的《青年生活质量报告》显示，19-34岁青年中，有64%的人认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72%的人表示“每天都感到身心俱疲”，37.2%的人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更令人震惊的是，自杀已经连续二十二年成为韩国15-29岁人口的第一大死因，占该年龄段死亡人数的40%以上。
这就是今天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年轻人“奋斗无效性”的最直接体现，即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坍塌。
当劳动已经不再是致富的途径，甚至不再是维持体面生活的保障，而仅仅是勉强生存的枷锁，那么你就会意识到：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工作，都无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反而会因为过度劳动而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
还是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25年15-29岁青年中，有42万人属于"尼特族"(NEET)，即既不工作也不接受教育或培训的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5.2%，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将这些人计算在内，韩国的实际青年失业率将超过11%。
其次，即使能找到工作，大部分年轻人也只能从事非正式工作。
据韩国统计厅2024年8月的数据，韩国非正式员工占工资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8.2%，是OECD平均水平(11.2%)的2.4倍。
而在15-29岁青年中，非正式员工的比例更是高达41.4%——这意味着，每两个韩国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从事着不稳定、低收入、缺乏社会保障的非正式工作。
同时，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距。
韩国劳动研究院曾有研究，2023年韩国正式员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62万韩元，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工资仅为191万韩元，为正式员工的52.8%，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4年，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仅为1.5倍，到2023年已经扩大到了1.9倍。
更无语凝噎的是，一旦成为非正式员工，其实几乎是没有机会转为正式员工的。
2021年，非正式员工在入职一年后转为正式员工的比例仅为3.7%，而在2006年这个比例还是11.7%。
同样，从小企业跳槽到大企业的比例也从2006年的5.3%下降到了2021年的3.3%。
这揭示了一个无情的格局现实：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僵化的二元结构，年轻人一旦落入底层，就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
另外要看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韩国劳工是工作时间最长的。
以OECD数据为准，2024年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间为1901小时，比OECD平均水平(1701小时)多出200小时，相当于每年多工作五周。
然而，超长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收入。
韩国的小时工资仅为OECD平均水平的85%，在OECD的38个国家中排名第28位。
尤为令人无奈的是，在韩国，过度劳动不仅不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反而会导致收入增长放缓。
还是韩国劳动研究院的调查，其2024年发布的《工作时间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报告》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在40-45小时的人，收入增长率最高，为年均3.2%;每周工作时间在45-52小时的人，收入增长率为2.7%;而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2小时的人，收入增长率仅为1.9%，甚至低于每周工作30-40小时的人(2.1%)。
这一骇人数据彻底打破了“努力就能成功”的旧有神话。
它表明，在韩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增长已经不再与劳动投入成正比，而是与你的身份(正式员工还是非正式员工)、所在的企业(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以及你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加班，都无法弥补这些结构性的差距。
为了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不得不从事多重职业。
韩国劳动研究院2024年还发布过一份《多重职业者现状及特征报告》，显示韩国多重职业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万人，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过40%。
多重职业者主业与副业加起来的月均收入为294.7万韩元，仅比单一职业者多出21万韩元，但平均每小时收入却比单一职业者少1.6万韩元，仅为1.3万韩元。
这说明，韩国年轻人为了多赚2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每天需要多工作2-3小时，每周需要多工作10-15小时。
如此“用时间换金钱”的生存模式，不仅让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身心俱疲，还剥夺了他们学习新技能、提升自己的机会，从而陷入了“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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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韩国年轻人不仅面临着低收入的问题，还面临着代际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
这亦是阻断韩国青年群体奋斗热情的重要社会现状。
我查阅了韩国经济协会2025年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到2014-2024年这十年间，韩国20岁+年轻人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9%，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低的;但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却高达5.2%，是所有年龄组中最高的。
《朝鲜日报》今年2月也有发布报道指出，2017-2024年，韩国40-50岁中年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5.6%，而20-30岁年轻人的实际工资仅增长了5%。
这已然无情表明，韩国的年轻人正在成为“被牺牲的一代”。
他们承担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本，却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造成这种代际收入差距的一大根本原因，是韩国劳动力市场的“论资排辈”制度。
在韩国的企业中，工资主要不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业绩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工龄来决定的。
一个在大企业工作了20年的老员工，即使能力和业绩都不如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工资也会是年轻人的3-4倍。
这种制度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能维持，因为企业每年都在扩张，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晋升机会;但是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企业不再扩张，甚至开始裁员，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就被彻底堵死了。
正如韩国社会学家张夏准在《富国陷阱》中所指出的：
韩国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对年轻人的残酷剥削之上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轻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未来就会像前辈们一样成功。但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这个幻想破灭了。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都无法达到前辈们的生活水平，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阶层固化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家庭家族的扶持和地域出身的资源，已成空前重要之势横亘于韩国人的心头。
韩国央行前年发布的《地区间人口流动与代际经济力传递》就有辛酸揭露，韩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5，代际资产弹性为0.38，父母收入排名每提升10个百分位，子女的平均收入排名仅提升2.5个百分位;而父母资产排名每提升10个百分位，子女的平均资产排名则提升3.8个百分位。
况且，这种代际传递的趋势仍在不断加强。
数据显示，1970年代出生人群的收入和资产斜率分别为0.11和0.28，而1980年代出生人群则分别飙升至0.32和0.42。
对于今天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出身已经决定了他们80%的命运，个人努力的作用似乎早已微乎其微。
阶层固化在顶尖大学的生源构成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今年3月，《朝鲜日报》发布一项调查显示，首尔大学的学生中有80%以上来自月收入10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而来自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下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仅为2.1%。
在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中，来自收入前20%家庭的比例更是高达82%。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
在韩国，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补习班都集中在首尔的江南区等富裕地区。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只能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上学。
京畿道教育厅与教育研究院2015年的统计就有体现，每月家庭所得相差约4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对应的学生高考成绩就有超过40分的差距。
韩国社会学家白乐晴在《分断体制与民族文学》中的调查分析格外露骨：
韩国的教育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复制和强化阶层不平等的机器。它让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轻松地进入顶尖大学，获得好的工作，从而继续保持他们的富裕地位;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则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继续他们的贫穷命运。所谓的'教育改变命运'，不过是一个用来欺骗穷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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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回到《未知的首尔》中刘未来的计算题“从三楼跳下去能休多久病假”的情节，并不是夸张的艺术创作，而是韩国年轻人真实的心理写照。
当一个社会把所谓“努力就能成功”作为唯一的PUA式的价值观，并且一旦失败就意味着人生的彻底毁灭且没有任何容错机制之时，自杀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最后的选择。
2024年，韩国15-29岁人口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24.4人，比2023年上升了2.1人。
尤其骇人的是，青少年自杀率也在急剧上升：2024年，韩国10-1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达到了每10万人7.9人，创历史新高。
与自杀率居高不下相伴的，是抑郁症在韩国年轻人中的大规模爆发。
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曾给出过数据，2024年韩国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患者人数达到了110.66万人，比2020年增加了33%。
其中，20多岁的年轻人占比最高，达到了17.6%。
韩国国家数据处去年也曾发布过一份《青年生活质量报告》，显示19-34岁青年中，有37.2%的人被诊断患有抑郁症——也就是说，每三个韩国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
此外，还有32.1%的人患有焦虑症，28.7%的人患有倦怠综合征。
这些心理疾病不仅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年轻人因为心理问题而无法正常工作和学习，不得不退出社会，成为“尼特族”或“隐居族”。
更悲哀的是，韩国社会对心理疾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很多年轻人因为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不敢去医院接受治疗。
以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为证，只有2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了正规的治疗。
大部分患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痛苦，最终导致病情恶化，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
内耗，内卷，内责，内毁……
这从来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有一段话相当直白：
现代人在幻觉下过活，他以为他知道需要什么，但他实际上想要的，只是他以为应该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必须了解的是，知道一个人真正需要什么，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件人们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现代人感到孤独和无助，于是他逃避自由，主动寻求权威的保护。他通过服从权威，通过自我苛责，来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然而，这种服从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的，它导致了个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压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集体主义被瓦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东亚社会逐步强调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最小政府，一种新的文化浮现：将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下，“责任在你自己”成为了一句万能的口号——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没有掌握足够的技能;如果你贫穷了，那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没有抓住机会;如果你生病了，那是因为你不够自律，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总之，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与社会无关，与制度无关，与环境无关。
毕竟，那个曾经的「集体」早就解体了。
如是话语体系在短短四十余年间被东亚社会广泛接受，并进一步强化了东亚人的自我苛责情结。
恰如日本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所指：
现代社会里的'敌人'是无形的，已经不像资本家和政客那样拥有明确的面孔。青年头脑中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象，而导致他们痛苦的元凶，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提出了压迫人的行为规范：‘责任在你自己，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不行。’
这种“规范”，有促使了东亚族群产生了一种极其严格的“社会时钟”。
这座无形而巨大的时钟规定了每个人在什么年龄「应该」做什么事情：6岁上学，18岁考大学，22岁毕业工作，25岁结婚，30岁生孩子，60岁退休……
任何偏离这个标准轨迹的行为都会被视为“不正常”，都会受到社会的质疑和压力。
此等标准化的人生轨迹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无法躲避的焦虑：总是在和时间赛跑，总是在担心自己“落后”;如果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就会被称为“剩男剩女”;如果到了35岁还没有当上管理层，就会被认为是“职场失败者”;如果到了40岁还没有买房买车，就会被看作是“人生输家”。
《未知的首尔》中的刘未知就是社会时钟的受害者。
她因为运动生涯中断而耽误了几年时间，从此就被老师、同学、母亲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
她的母亲经常指责她“三十岁了还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她自己也因为“跟不上”社会时钟而感到自卑和焦虑，从而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毁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与之相生相伴的，是她开始就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没人爱的孩子”。这种自我否定的信念一直伴随着她长大，让她不敢接受别人的爱，也不敢爱自己。
最终，甚至影响了她的爱情，他一度错过了与她相生相爱的李昊洙——一个同样被社会规则“教育”出的孩子，只因自己的腿疾和耳疾，曾长时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审判。
跋
不论是孔儒哲学的服从主义还是垄断资本业态下的优绩主义，其共同打造出的一个固化格局其形成的社会文化便是：永远在强调结果，永远在强调成功，乃至永远在强调“永远”这件事本身。
比如你开了一家咖啡店，这家店给你带来了很多快乐，你结识了朋友，体验了开店的乐趣，丰富了经历与阅历，但后来成本变高了，经营压力也变大了，你决定关掉这家店。
可是，众人对此的评价却是：“你开店失败”。
比如你喜欢写作，还出版了几本书。之后你兴趣发生了变化，不再继续写书了，也不再有新生的读者。
那么，众人对你的评价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再比如你曾有一段持续几年的美好友情，后来两人因为事业、生活或其他种种缘由而渐行渐远…
于是，众人对此的评价是：“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友谊。”
更不要提，直至今时今日，依旧有太多人视离婚为洪水猛兽、视离过婚的人为“不正常的人”……
那么不好意思，还是那句话：结婚率会教你做人。
因为一个总是强行维持“低度容错率”的框架，人们必然是会拒绝进入的。
这并不难理解。
没有谁的一生是一帆风顺又亘古不变的，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很多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但这并不改变“它曾经很美好”这个事实。
就像刘未知，她喜欢跑步，喜欢奔跑时那种人们为她欢呼加油的感受——可是仅仅因为她脚踝受伤且错失了升学机会，便要从此沦落谷底、连母亲都要对自己冷眼相待、完全不理解自己为何沉沦……
她能够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藏进被子里。
相比于自己那张至少是温暖的被子与小床，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冰冷了。
这就是《未知的首尔》伟大之处。
也就是恩格斯说的：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百余年前，青年毛泽东在跟随杨昌济学习《伦理学原理》时，亦曾在书上批注过这样两句话：
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真心推荐每一位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去看一看《未知的首尔》。
这是一部可以让人「静下来」的剧集——在这个不被允许静下来的时代，它真的颇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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