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 / 《一战再战》剧照
转载按：
数日前，在准备向小五邀约本文的转载授权时，我特意又把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TA)的《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找出来重看了一遍。后来，经由首发账号「binn」顺利取得了转载授权，却也意外得知：九月中旬以来，朋友们暂时没有再收到小五的消息。那个原本寻常的邀约，于是停在了一个没有回音的地方。也正因此，当我重新读到他在这篇文章里关于“政治身体”的讨论时，银幕内外的两种时间叠在了一起。
《一战再战》是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但它并不热衷于歌颂革命。PTA借用了托马斯·品钦《葡萄园》(Vineland)里关于激进政治余波、家庭与代际传递的骨架，把真正的问题放到了革命的十六年之后：当激情退去、组织瓦解、旧日同志散落各处，一个曾经随时准备行动的身体，会变成什么?
鲍勃大概是其中最滑稽、也最令人唏嘘的答案。昔日的爆破手成了穿着浴袍、蜷在沙发上抽大麻的中年父亲，靠重看《阿尔及尔之战》与旧日世界维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联系。危机重新敲门时，他早已跟不上从前的节奏：暗号记不起来，逃亡时跌跌撞撞，甚至需要年轻人教他怎样从屋顶撤离。而电话另一端的“乔什同志”还在一板一眼地重复旧组织的联络程序——女儿的下落迫在眉睫，那套曾经用来保护人的语言，此刻反而成了一道无法穿过的门槛。影片最尖锐也最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嘲讽的并不是关心世界本身，而是一种已经失去身体的政治——或者在失败与怀旧里失去行动能力，只剩下对昔日激情的反复回放;或者把自己封存进严密的语言、程序与纯度之中，渐渐忘了这些东西最初是为了什么。前者无法重新走上街道，后者甚至无法在紧急时刻认出电话另一端那个具体的人。于是问题重新落回身体：一个人是否仍然能够奔跑、帮助别人、打开一扇门、提供一个藏身之处?当身体不再“下水游泳”，批判很容易只剩下岸上的姿势。
也正是在这里，Sensei Sergio St. Carlos 的空手道馆显得格外重要。小五在文章里把它称作一个“萨帕塔式的自治社群”——熟悉他的朋友或许会对这个说法多一层感触，他经营良久的个人空间，名字里恰好嵌着萨帕塔故乡“恰帕斯”的名字。与 French 75 那种抱怀宏大愿景、秘密而最终瓦解的革命组织不同，Sensei 的网络几乎没有什么英雄主义色彩：白天他教孩子们踢腿、出拳、练习身体，与此同时，他的家、道馆和附近的店铺又悄悄连成一条庇护与转移的通道。照料、交通、藏身之处、电话、食物，邻里之间彼此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打开哪一扇门——政治在这里不再首先表现为口号，而是一套嵌入日常生活的，有效阻止日常生活的能力。所以当搜查突然到来、鲍勃已经完全慌乱时，Sensei 仍能一件一件处理眼前的事情，嘴里反复念着那句极简单的话：“Ocean waves.”海浪——不是永远向前，也不是永远后退，而是在进退之间保存力量;不是证明自己的勇敢，而是先把身边的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再战》真正留下来的，也许不是关于“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答案，而是一种更朴素的追问：经历漫长的退潮之后，一个人怎样不让自己的身体彻底退出世界，怎样继续与他人发生关系，怎样在宏大目标已经遥远时，仍然保有帮助一个具体之人的能力。小五把它叫作“恢复操练的政治身体”。而回过头看，他过去做的许多事，本身似乎也是这种漫长操练的一部分：他关心酷暑中外卖骑手被转嫁的“热暴露”风险，追问平台的奖励机制如何一点点侵蚀劳动保护;他写不断扩张的竞业协议，讨论劳动者为何不得不用高昂代价为自己的流动自由“赎身”;他反思返乡者遭遇的制度性剥夺与道德贬损;也曾与伙伴们用十万余字，为过去一年散落在新闻角落中的零工、加班，以及青年、女性、残障者和患病劳动者，留下的记录。这些工作彼此看起来相距很远，却共享着一种尺度：拒绝把人缩写成一个概念、一组数据或者某种宏大叙事的注脚，而总是试图重新找到那具正在炎热中奔跑、在工位上熬夜、在合同前犹疑、在城市之间迁徙的身体。
他也认真畅想“废除工作研究所”，讨论“做四休三”和消除“不工作”的污名;刻版画、做饭、写诗、做街头艺术;读巴勒斯坦人的诗，也惦记那些遥远而具体的生活。他似乎始终对那种苦大仇深、把人的全部生命压缩成单一身份的姿态保持距离，更愿意接近马克思那个古怪而迷人的愿望：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重要的不是成为某一种固定的人，而是保有进入世界的许多种方式。所以再回头看 Sensei 的道馆，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那里挂着什么旗帜，而是人们依然在练习：练习身体，练习照料，练习在危险来临以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练习在事情突然失去秩序的时候，知道该如何冷静地应对。
如今，这位总是“关心工人和天气”的朋友，进入了一个我们还无法通达的信号盲区。今年二月，他曾在一首告别诗里借《卡拉马佐夫兄弟》留下一句话：“首先我们要诚实，其次是善良，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相互遗忘。”因此，在这个时候重新刊出这篇关于《一战再战》的文章，对我们而言也有了一点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意义。它当然首先仍然是一篇影评：关于 PTA，关于革命的余波，关于身体、照料、自治与失败之后仍然可能存在的生活;但转载本身，也是一个很小的动作——通过重读一个暂时无法在场的人所写的文字，记住这个人，并为他祝福。
首次发表按：Binn(边站)希望投入注意力的议程之一，是身体政治与不安定的边动带(binnzone)的关系，后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持续处于生成、转换、模糊或冲突、再协商状态的空间，而身体作为不安定的核心媒介，通过在场本身进行自我更新，对情境与界限进行重塑。这是如何发生，又能怎么样看见和理解呢?继上期的《看见“残障时间”》后，「边读」邀请小五写了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TA)的新片《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的影评，该片还在上映中，在国内舆论场引发了口碑分化的评价。小五认为《一战再战》的非凡意义在于，描述了老去的革命者与年轻一代如何共同重拾政治身体，积极恢复操练，并重新唤起了一种强调身体能动性的革命乐观精神——真实的行动者总在突破意识形态的规训和社会预设。
一战再战：积极操练政治身体
作者：小五
来源：Binn(边站)
原文编辑：冯俊华、更杳
首次推送排版：aihuruzhenbao
《一战再战》是一部关于被摧毁的政治身体如何得以重塑的影片。
如果说20世纪的老一辈革命者靠创立先锋队，组织起群众力量来开启挑战和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那么21世纪的Z世代则完全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一胜再胜、革命迅猛退潮所带来的“和平”年代，一个家庭、学校、职场和媒体等多重维稳机器成熟运作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对于他们而言，革命如果不是仅残留下一些意识形态碎片，需要依靠艰苦和孤独的努力来完成历史记忆的拼图，就是完全无迹可寻。因而一点也不用奇怪，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感到未来希望渺茫，陷入精神困境。而影片的非凡意义恰恰在于，它描述了一个饱含期许却也正在发生的过程：老去的革命者与年轻一代如何共同重拾政治身体，积极恢复操练，以应对极右翼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危险局面。
FIG. / 2025年8月，印度尼西亚Z世代在雅加达的抗议集会.
FIG. / 2025年9月，尼泊尔Z世代在加都满德的抗议游行.
于是伴随着节奏变动的鼓点，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久违的革命者的鲜活身体：持枪射击的身体，制作和隐藏炸弹装置的身体，驾车逃亡的身体，洗劫金融机构并将资产充为革命经费的身体，在战斗中跑跳和狂欢的身体，亲吻和拥抱的身体，与同志击拳、互对暗号的身体……如果说福柯奠定了一种从现代权力规训的视角来理解的“身体”概念，在这种话语中身体总是作为改造的客体，那么《一战再战》则将镜头近乎贪婪地对准了那些无法被规训的身体。借助活跃的社会革命者的视角，导演似乎在向我们陈说，不必像堕入书斋者如此消极。革命并不等同于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夺回身体自主权另有她途。
FIG. / 《一战再战》剧照
FIG. / 《一战再战》剧照
FIG. / 《一战再战》剧照
但毋庸置疑的是，影片的喜剧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不同身体节奏之间的互动和交织。鲍勃(Bob Ferguson)在反政府武装团体被解散、革命陷入低潮期后长达十余年的颓废与落寞，与他在高潮期间的灵敏和激情构成了一组对照。尽管这反映了一具政治身体如何在自我放弃下走向垮塌——一个标志是他从屋顶的跑酷竞赛中被年轻人落下，并出人意料地摔了下去，但这些塑造仍然是令人捧腹的。另一种对照则来自圣卡洛斯大师(Sensei Sergio St. Carlos)和鲍勃。通过经营跆拳道道馆来掩护难民社区活动，大师得以保持另一种革命在场状态，这使他在面临突发情况时更能把握住行动的身体节奏，应对危机游刃有余，总是合乎情理地对不同优先级的事项进行正确的安排，甚至在被警察搜查时也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松弛。相比之下，鲍勃在踏上逃亡和拯救之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过于紧张和“业余”，像是一个蹩脚的革命cosplay初级玩家。这涉及到我们常说的身体记忆。如果你永远不下水，你怎么学得会游泳?如果你很久不下水，本领自然也会荒废。
还有一些喜剧来自僵化的政治身体，比如鲍勃和洛克乔(Steven J. Lockjaw)。在左翼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种节奏的革命身体。处在哪种节奏当中，取决于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境以及我们自身的革命力量。一种是萨帕塔式的自治社群。通过渐进但未必不激烈的方式庇护难民，渗透权力机构，并形成事实上的双重权力。影片中，这似乎被呈现为一种在革命低潮期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下采取的应对策略。这种策略决定了运动者不必应激，常常能够举重若轻。还有一种则是“法式75”(French 75)这类革命地下团体。尽管影片没有呈现组织架构和意识形态的细节，但参与者的封闭团体武装策略更接近作为拯救者的先锋队，而不是构建基层社群的运动者。这要求革命者处于制定作战计划和遵从组织纪律的高强度身体节奏之中——不过这并不妨碍帕菲迪亚(Perfidia Beverly Hills)在即将引爆的高压电塔旁求爱的冲动。我认为影片对两种革命身体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它同样非常严肃地提出了问题，尽管是以喜剧的方式：如果我们在变动的情境下仍然始终坚持同一套策略，就容易显得迂腐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电话那头的乔什同志(Comrade Josh)好笑，他坚持要求鲍勃说出正确暗号，但这显然延误了鲍勃去营救女儿的时间。而鲍勃由于没有上过大师课，他只能像个患有革命怀乡病的老人躺在沙发上盛赞老电影(《阿尔及尔之战》)里的反殖民革命，而一旦进入危急时刻又只能慌张地躲在道馆地面上匍匐掩藏。这多少反映了他的身体范式已经有多久没有经过更新——即便考虑到警察随时可能到来，他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来保证安全，但他的身体记忆显然是单一的。
FIG. / 《一战再战》剧照
另一种迂腐则来自被种族主义所掌控的法西斯身体。如果洛克乔认为帕菲迪亚的“侵犯”是一种反向强奸，那么首先他的身体就已经过国家暴力的“强奸”，并且留下更加深刻的肛交印记。他由于经过军队训练而显得刻板的走路姿势，两只肩膀带着僵硬乃至夸张的摇摆节奏，致力于释放他所被灌输的那种雄性气质。在法西斯精英社团面前说话时忍不住抽动的嘴部肌肉，以及装腔作势的憋话做派，则显示他是一个习惯于阿谀奉承和自我欺骗的人。这具如此刚强却也极度压抑的身体，最终导致他在被清洗前仍然要强调自己对上级的忠诚。这些都构成了他滑稽形象的核心。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右翼评论将《一战再战》认定为又一部“白左”政治正确的电影。当然这无疑是个巨大谬误。我想许多去影院观看这部影片的年轻观众都会与女儿薇拉(Willa Ferguson-Beverly Hills)与她的密友有情感联结。薇拉在逃亡以前认定嗑药酗酒的白人单身父亲脱离于时代，不但以一种典型的威权人格禁止自己使用手机，还患有受迫害妄想，总以为自己是一个英雄。抽离开隐姓埋名的特殊身份背景，这确实类似于传统父权制家庭当中普遍存在的父女矛盾。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在警察面前背叛薇拉的却是她最信任的酷儿朋友。而父亲的警告被证明一直是真实的。这些情节本身就昭示着影片立场与身份主义的割席。而这类批评其实贯穿着整个影片。当我们认为一个出身革命世家带着黑人革命血脉的女性会成为最强大的领导者时，她却背叛了革命。当我们认为黑人女性革命者对右翼白人军人恨之入骨时，她却可以为了交易而跑去和他做爱。当她拿着枪宣称自己代表黑人权力时，她却枪杀了另一个同样是黑人却维护统治秩序的保安。当我们认为一个法西斯帮凶会执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时，他却牺牲自己解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这些情节的共通之处在于，角色总是在背离身份政治对他们的判定和预期。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按某种社会通行的剧本来演戏——这也是本片最终在诸多意义层面突破了类型片叙事的原因。我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僵化的身份政治既不是正确的认识论，也不会是正确的方法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里也存在启发：我们其实都有潜力突破我们被社会结构所强加的身份，用自己的身体来说话。这种强调身体能动性的革命乐观精神，已经是今天非常少有的了。
然而，影片也并没有如右翼所期待的那样，完全否定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的有效性。有时，借助身份政治常用的身体展演性来达成特定目的，甚至是非常有效的战术。例如，可以通过成为修女来建立一个庇护所，也可以通过扮演精英白领来混入大公司写字楼。另外，必须承认法西斯就是最大的身份政治，出于纯洁种族血统的目的，他们就可以清理掉任何与“低等种族”有染的同类。如果说左派存在什么区别的话，就在于影片提出了这样的期许：作为父亲，我们能否容下一个革命叛徒和法西斯的混血女儿(以及她消失的母亲)，在一个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家庭中探索相处之道;作为革命者，我们能否容得下一个有革命愿景的白人、异性恋和非酷儿，在行动中而不是在预设的结构性投射中建立同志关系;作为革命机构，我们能否不依赖任何权力世袭制和血统论，仅仅靠平等交流和共同作战，就将革命意志和经验传承下去。革命不会在电视上发生，但或许可以出现在电影院。
FIG. / 《一战再战》剧照
因而，像国内我们的众多评论家那样，认定影片的主旨在于反对一切“极化政治”，并强调一种温和的中派立场，这说明我们与创作者完全不在同一个语境当中。我们所遵循的政治评价标准也就成为了“现阶段既要防左又防右，但主要防左”的某个民间版本。而许多观众将银幕里的革命者视为与法西斯同质只是光谱位置不同的政治小丑，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根本不会游泳罢了。很大程度上，我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与尚未觉醒的薇拉一样。拒绝理解革命者的主要理由，是在日常规训中形成的稳态经验、情感和逻辑还未受到结构的毁灭性冲击。这当然是一种侥幸。但只要能够无限延宕那个毁灭时刻的到来，就可以晚一天做出改变，哪怕结构先去毁灭别人呢?另一种日子人心态则表现在攀比口头激进的程度上。当我们耻笑革命者竟然如此大胆地展现自己的爱欲，谈论家庭和思念，或嘲笑他们在组织经验上的幼稚和失败时，不要忘了是什么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始终在禁锢了我们对革命者形象的想象。同样借助那些关乎革命与解放的历史经验，它却将死去的革命者塑造为涂抹金粉且没有阴影的禁欲主义的僵尸。当我们为从未如此存在过的革命者欢呼，却将带有滚烫身体的活人拒之门外时，我们本身也成为了喜剧的一部分。革命真的可以在电影院发生吗?
在这样的政治废墟之上，行动者总是面临着惊人的污名化。而身份政治一旦无法兑现它的承诺，对应起线下动员，就容易陷入排他性的竞赛，通过一种想象性的身体来陈说甚至表演创伤的程度，相互挤兑。而《一战再战》这样的影片恰恰说明，在“被围攻了几百年的左翼传统”里，我们其实可以挖掘和发展出一种导向行动的身体政治。它强调在场的重要性，在行动中操练身体，培养身体本身的应变能力，张弛有度，将身体从各种意识形态的规训中解放出来。以及：拒绝场外指导，因为身体自己会说话。这也许就是大师所说的Oceanwave(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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