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不大出门了。一则腿脚不便，二则外面的事情，看了容易生气，生气又伤身，于死人尤其不相宜。但前日忽然接到一封公文，封皮上印着“教材委员会”几个红字，说是要请我去“审一审”。我看了觉得好笑：我一个死了九十年的人，审什么教材?但转念一想，他们既然来请，大约总有些道理。况且我从前确也在教育部做过十几年的事，审教材虽不曾干过，看条陈却是看过的。于是便去了。
到了那屋子，几位委员都很客气，让座，倒茶，说“先生精神真好”。我摆摆手，说：“不必客套，把本子拿来我看。”他们便捧出一摞书来，厚墩墩的，装帧也体面。我翻开目录，一页一页看下去。初中，高中，都看了。看完了，我抬起头，问了一句：
“我的文章呢?”
几位委员面面相觑，一位戴眼镜的先开了口，笑吟吟地说：“先生的作品，我们是很重视的。您看，初中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高中还有《拿来主义》《祝福》，一共十二篇呢，地位是很突出的。”
我说：“《药》呢?”
他愣了愣，说：“《药》……现在没有选了。”
“《记念刘和珍君》呢?”
“高中选择性必修里还有。”
“《为了忘却的记念》呢?”
“也在。”
“那《药》为什么没有了?”
另一位委员接过话头，语气很温和：“先生，教材容量有限，总要取舍。况且《药》里头的人血馒头，学生看了容易不适，我们考虑的是学生的接受心理。”
我听了，点点头，说：“原来如此。人血馒头看了不适，所以不给他们看。那么，他们将来长大了，走上社会，看见别样的馒头，是不是就适了?”
没有人接话。
我又翻到一页，问：“《阿Q正传》呢?”
“在的，在选择性必修。”
“节选?”
“节选。”
我说：“好。节选了哪一段?是不是‘革命’那一段?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赵太爷怯怯地叫他‘老Q’那一段?”
那位戴眼镜的委员翻了翻书，说：“我们选的是‘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主要是让学生认识阿Q的精神胜利法，理解国民性的弱点。”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选的是他挨了打还说是儿子打老子那一段。选得好。这一段最安全。学生读了，笑一笑，觉得阿Q可笑，国民性可笑，笑完了，便觉得自己不可笑。至于他后来被糊里糊涂捉去枪毙那一段，大约是不选的罢?因为那一段看了，笑不出来。”
屋子里静了一静。
我于是又问：“《文学和出汗》呢?”
“这个……现在没有选。”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呢?”
“也没有了。”
我放下那摞书，看了看在座的几位。我说：“我从前在教育部的时候，看过一打以上的总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本事，就是你要他办教育，他偏只做‘当局’。你要他审教材，他便只审‘教材’两个字怎么写才好看。如今看来，这本事是传下来了，而且精进了。从前删文章，还要开个会，发个通令，说某篇‘悖谬’，某篇‘反动’。如今不必了，只说‘容量有限’，‘学生不易读懂’，‘考虑接受心理’。话说得客气，事办得利落。文章没有了，看上去倒像是文章自己走的，不是谁赶的。”
一位年轻些的委员忍不住说：“先生，您误会了。我们真的很重视鲁迅精神，教材里专门有鲁迅单元，还有整本书阅读《朝花夕拾》……”
我打断他：“我问你一句话。你们选我的文章，是要学生认得‘鲁迅’这两个字，还是要学生认得我写的那些事?”
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我站起来，把那摞书推回去。我说：“我写《药》，是因为那时候真有人在吃人血馒头，而看的人伸着脖子，像鸭子被无形的手提着。我写《阿Q正传》，是因为阿Q并没有死，他换了衣裳，改了名姓，还在各处走动。你们把这些都拿掉了，留下些百草园、社戏、藤野先生，自然是好看的，安全的，学生读了不会做噩梦。只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们：那些被拿掉的文章里写的事，并不会因为文章拿掉了就不发生。你们不让学生看见，他们将来自己看见了，会更害怕。”
说完，我便走了。走出门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人低声说：“先生还是这个脾气。”
我想，我死了九十年，脾气大约是改不了了。但他们呢?他们活着，脾气倒是改得很快。改得我几乎认不出，这到底是谁的教材，又是谁的中国。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九十年后，我去了一趟教材委员会，喝了一杯茶，说了几句话，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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