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六一还给阶级斗争，一份关于儿童节的去伪存真

能问出“为什么”的孩子，形式主义是驯服不住他们的。能正当表达愤怒的孩子，就会在剥削者欺负到头上时奋起反抗。知道自己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才能让他们真的作为祖国的花朵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们才配给新一辈的孩子一个真正干净敞亮的明天。

一

六一儿童节的来历，从来不是温馨童话。

1942年6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刺杀了纳粹党卫军二号人物海德里希。希特勒下令报复。命令的内容是把跟刺杀有关的利迪策村从地图上抹掉。

德军进村后，将全村173名15岁以上的男性就地枪决。妇女和儿童被强行分开。195名妇女送进集中营，105名儿童中，绝大部分被送入毒气室或在集中营里被折磨致死。之后纳粹用推土机推平了整个村庄，连坟墓都被铲除。他们试图让利迪策这个名字从人类记忆里彻底消失。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开会。与会者多是刚经历过那场夺去数千万人性命的战争的人。为了悼念利迪策惨案中死难的儿童;悼念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儿童最终把国际儿童节定在了6月1日。

所以从古到今儿童节就不是什么促销节，不是收礼物的快乐日子。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法西斯的一本血债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控诉——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世界，弱小的儿童恰恰是资本帝国主义暴行最惨烈的牺牲品。

利迪策的惨剧从来就没有消失，无论多么被模糊被刻意遗忘，它永远都在哪里警示未来人

二

当捷克的利迪策村在纳粹的推土机下变成一片废墟时，这种针对劳动大众后代的断子绝孙式清洗，早就跨越了国界。

用唯物史观的解剖刀切得更深一点，就会看清一条极其残酷的政治现实：资产阶级、法西斯和一切极右翼反动派，在面对那些可能继承反抗精神的革命者后代时，他们的无耻和残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

在欧洲，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就是最好的历史标本。

那些代表着跨国资本、大地主和反动教会的法西斯匪徒，在叛军头子佛朗哥的带领下，对西班牙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力量展开了丧心病狂的清算。在这场血腥清洗中，最无辜也最惨烈的，莫过于那群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们

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群穷苦人的后代长大后“子承父业”继续造反，直接把他们从革命母亲的怀里活生生抢走。他们抹去孩子的国籍、改掉他们的姓名，扔进法西斯控制的教会孤儿院里进行精神阉割，逼着他们把杀害自己爹娘的刽子手当成“救世主”来跪拜。至于那些没被抢走的孩子，则在大雪纷飞的逃难路上成批地冻死、饿死，或者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直接被当成社会垃圾给清理掉

佛朗哥 “窃婴计划” 史料照

马德里 “育婴监狱” 母子分离

面对这种斩草除根式的法西斯暴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坐视不管。那些自己都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跨国工人们，从牙缝里省下一分一毫的血汗钱，筑起了一条跨越欧洲的救援网络，把这群长着外国面孔的西班牙流亡儿优先转移。‘

这群孩子在地下组织的掩护下死里逃生，有的去了法国，有的坐着大船去了墨西哥，更多的则是穿越大半个欧洲，去了向他们敞开大门的苏联，在第一国际儿童院里抱团取暖。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跨国慈善，这是最纯粹、最硬核的国际主义阶级救援。然而，随着希特勒的铁蹄踏平欧洲，这群命运多舛的流亡儿，很多人最终还是没能跑过法西斯的绞肉机，再度被塞进了纳粹的集中营，和捷克利迪策村的孩子死在了同一套杀人机器底下。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战场上，这种由法西斯和极右翼亲手编织的“杀娃逻辑”，正在同步疯狂上演。

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在沦陷区肆虐，不知道让多少中国孩子一夜之间没了爹娘，甚至成了731部队手术台上冰冷的实验材料。而更让人痛心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盘踞在山城黑牢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们，面对无畏勇敢的共产党人时屡战屡退、窝囊至极，但面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上，他们所有的权谋和残忍都用了个遍

八个月大就跟着爹妈坐牢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就是在这样的极右翼黑牢里长大的。

他这辈子没见过外面的蓝天，没吃过一颗真正的糖果，在阴暗潮湿、甚至发霉的牢房里，他唯一的玩具就是狱中老师送他的一小截铅笔头。可即便卑微到了这种地步，这群反动派依然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用尖刀活活捅死了这个只有八岁的小生命。

现在看看这群反动派，同样是吃人奶长大的为什么同一物种的差距就如此之大?在战场上这帮畜生当缩头乌龟，在屠杀孩子的时候却比谁都嫌刀子不够快。这真是标准意义上的人类之耻、人面兽心的禽兽。

说到这，面对今天网络上那些动辄搞“去意识形态化”、甚至试图给法西斯给还乡团招魂洗白的保守主义沉渣，我们不妨送他们一个冷笑话：

·今天的某些历史发明家在文章里深情款款地写道：“无论是佛朗哥还是还乡团，他们抓孩子其实都是为了‘收养和保护保护弱小’，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时代局限了他们。”

·结果地底下的法西斯特务和长枪党长官气得直接掀开棺材板：“哎不是!你少在这污蔑我们的职业素养!我们当年为了斩草除根，连八岁的小萝卜头和保育院的娃娃都用刺刀捅，你们这些臭老九一洗白，搞得好像我们当年工作没做到位、对红军后代手软了似的!”

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从欧洲的集中营到中国的渣滓洞，虽跨越喜马拉雅高耸的山脉和地中海但这联系全世界穷苦人和革命者孩子性命的、跨越国际的连结确又如此的真实和让人痛心。极右翼的反动匪徒们不管换了什么样的军装，喊了什么样的秩序口号，他们欺负、压迫和消灭弱小者的底层逻辑，一百年来从来没有变过。

不要以为那些历史上的暴行离我们很远。只要我们放弃了唯物史观和阶级叙事，那些曾经残杀小萝卜头、清洗流亡儿的反动逻辑，就会披着现代官僚和严格管理的皮，在今天随时借尸还魂重新在人世间兴风作浪

三

当我们理清了六一国际儿童节那段跨越国界的阶级血债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下的现实，就会发现一种极其荒诞且令人窒息的错位。

这个原本为了保护劳动者子女、反抗极右翼剥削和屠杀而设立的政治防御性节日，在今天，正在面临着两股反动势力的联手绞杀与解构：一股是现代资本的消费主义，另一股则是学校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

在资本的底层逻辑里，任何具有革命性、阶级性和反抗性的历史符号，只要不能用来变现，就必须被抽干其政治内涵，改造成无害的玩具。

正如国际劳动妇女节(三八节)被矮化成充满消费主义铜臭味的“女神节”、“女王节”，国际劳动节(五一节)被消解成去政治化的“黄金周旅游季”一样，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各路商家的联合包装下，成功被解构变成了一个“大型合家欢促销期”。

历史的血迹被花花绿绿的气球掩盖，节日的反抗性被彻底阉割。资本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对大众进行重新洗脑，仿佛今天评判一个孩子幸福与否、一个家长合格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们在这个日子里消费了多少商品。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温水煮青蛙”，让无产阶级的后代在无意识的狂欢中，主动交出了用来防御和警惕极右翼剥削的历史武器。原本用来照亮历史黑暗、警示暴行的政治“火炬”，就这样在橱窗里被明码标价，退化成了一件无害的、供人娱乐的“商品”。

如果说资本负责在意识形态上给人灌迷魂汤，那么现代教育体制中一些过度追求绝对服从、崇尚宏大叙事的形式主义官僚，则在日常行为上对孩子们进行着残酷的肉体与精神规训。

这个荒诞的场景里，我们都曾见到过：为了迎接所谓的“上级检查”或者完成学校的“成果展示”，成百上千个孩子被迫在烈日暴晒或寒风中罚站、排练数个小时，只为了在领导莅临的那几分钟里，表演出一种“整齐划一”、“绝对服从”的宏大场面。台上的官僚们在遮阳棚里喷着唾沫星子念稿子，台下的孩子在中暑、晕厥的边缘死撑。就是这种对儿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竟然被冠以“庆祝儿童节”的荒谬口号。

这他妈哪里是给孩子过节?这分明是现代官僚拿孩子的肉体当做向上爬的人肉梯子，搞一场无耻的“服从性测试”。

这种对“消灭个性”、“绝对服从”、“用肉体吃苦来伪装精神崇高”的病态追求，其底层的精神内核，与当年弗朗哥政权、法西斯主义所崇尚的“规训美学”几乎如出一辙。极右翼思想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在当代往往不以明目张胆的屠杀出现，而是伪装成“为了你好”、“培养纪律性”、“增强集体荣誉感”的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学校管理体制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

面对这种扭曲的现状，我们同样可以奉送一个冷笑话：

.现代的一些形式主义教育官僚们，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地念着谴责历史法西斯的总结报告。

·下面的老师急忙跑上来咬耳朵：“校长，台下暴晒排练的孩子已经晕倒五个了，这六一汇演还继续吗?”

·校长一拍桌子，义正言辞地训斥道：“混账!为了展现我们对法西斯屠杀儿童的沉痛哀悼，今天就是晒脱一层皮，也必须把这个‘整齐划一’的队形给我站圆满了!”

他们甚至不需要像当年的反动派那样动用刺刀和毒气室，只需要一张“为了集体”的通知单，就能让家长和孩子自愿配合这场慢性的精神阉割。这种保守主义和日常极右翼逻辑的泛起，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去意识形态化”的长期洗脑下，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叙事的敏感度。他们看不清体制内的压迫者，甚至把这种对孩子的异化和规训，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严格管理”。

然而，比官僚在台上的无耻作秀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这套机器对被规训者的“精神内化”。

起初，家长看着孩子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心里也会闪过心疼;孩子们面对机械的假笑排练，也会感到别扭和反感。但很快，这套体制就会用一种极其精巧的话语机制，把所有人反抗的棱角打磨得光滑无比：

“这是规矩，必须服从”;“大家都这样，你别出头”;“不配合就是不合群”。

四

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家长和孩子共同学会了一套在旧社会活命的良民逻辑：服从权力叫作成熟，做好表面文章叫作生存智慧，下跪不反抗叫作懂事。

这种形式主义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不需要出动晶哥和暴力机器，就能让孩子们每年在烈日下站一次，让家长们在现实面前自己说服自己，让所有人把“表演”当做“成长”。

十几年后，这批在操场上被晒得脱皮，学会了假笑和服从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新的家长，继续用“别给家里惹麻烦”的逻辑去阉割自己的孩子，一些人成了新的底层教师，轻车熟路地把这套奴才逻辑移植给下一代学生，还有一些人终于如愿以偿，爬到了当年自己仰望过的遮阳伞下，心安理得吐沫满天飞地念出同样空洞的官僚发言稿。

规训完成后的逻辑闭环就是这样，形式主义不需要明面上的强迫，就能变成所有人主动维护的“常识”与“秩序”。当年的受害者，最终变成了这套压迫体系最自觉、最忠诚的卫道士。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阶级堕落，而是一场结构性的阶级再生产。资本主义官僚体系通过学校和各种如同宗教仪式性的表演，把“这个具有阶级意义的节日”篡改成了“官僚彰显政治性的秀场”

当全球极右翼思潮开始复辟时，这套深植于我们日常、把人变成精密零件的规训体系，就会立刻与最危险的政治力量合流，为法西斯的温床，源源不断地输送第一批自动燃烧的，毫无反抗意识的疯狂燃料

五

而这台机器的第一步，就是从入学时那张看似随意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开始的。

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学历、家庭的收入，这些隐私被系统精准地收集、分类、归档，并转化为对孩子截然不同的态度。工农子弟在第一天就会被识别出来，贴上“难管教”、“素质差”的暗语标签。系统从不戳破那个真正的残酷原因——你的父母只是连生存都在拼尽全力的流水线工人、清洁工或农民工。

这种微妙的审视和歧视，在孩子心里埋下了第一颗自卑的毒瘤，让他们误以为人的价值是由占有资本的数量决定的，从而用羞耻感彻底抽干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创造者”的阶级自豪感。

数万民工推车修渠，悬崖峭壁间人潮涌动，改天换地

而随之而来的绩效主义，则负责对这些分拣好的零件进行“残酷打磨”。

在一张张贴在墙上的分数排名和重点班公示里，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彻底简化为一个冰冷的数字。绩效牢笼用一种极其伪善的逻辑洗脑所有人：你被淘汰、你在后排，那是因为你个人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它成功把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包装成了“个人能力的差异”。

一张纸把人简化成数字，排名即 “价值等级”

其结果就是，优胜者感恩戴德，淘汰者自认倒霉，甚至衍生出承认游戏合法性却宣布自己“玩不起”的读书无用论。资本逻辑则完美地躲在幕布之后，看着两群无产阶级的后代在一场零和博弈里互相踩踏。

起点早已不平等，“努力论” 是掩盖阶级壁垒的遮羞布

当整个教育环境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生存丛林时，校园霸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维持这套剥削秩序的具象暴力手段。

施暴的孩子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学坏，因为系统每天都在用区别对待和分数分层向他们示范：强者拥有特权，弱者活该被踩。霸凌者不过是课堂丛林法则的具象执行者，而被霸凌者在经历学校官僚“各打五十大板”的沉默和纵容后，只能自我内化吃下“暴力即是自然秩序” 的歪理邪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不惹他，他怎么不打别人

更恶毒的是，资产阶级统治最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正在校园里被熟练地铺开。

未成年人之间被网络舆论刻意放大的男女对立所影响，师生之间因为绩效考核引发的信任危机更是层出不穷，家长与学校之间互相指责的持久战也此起彼伏——每一组人造对立都在疯狂互怼。可当孩子们把愤怒发泄在另一个性别的同龄人身上，当家长把怒火倾泻给同样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一线教师时，那只同时压迫着所有人的资本和权力之手，又美美地隐身了。

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最隐秘、也最成功的再生产。这台机器的原料是活生生的儿童，而它的产品，则是原子化的、信奉利己主义丛林法则的、懂得自我规训的劳动力商品。

它不需要等到法西斯政权上台的那一天，它早在每一间教室内、每一张成绩单前、每一次面对压迫时的沉默默许中，完成了对新一代无产阶级后代的精神整编和慢性阉割。它悄无声息地，把本该是反抗剥削的“阶级战场”，变成了一座为法西斯复辟源源不断输送燃料的隐形工厂

六

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指出：资本不仅在生产线上残酷剥削当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它还必须完成另一项维系其统治的根本任务——确保下一代劳动者的源源不断。这便是隐秘而残酷的“劳动力的再生产”。

然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仅仅只是让工农子弟吃饱穿暖、机械地活下来。它的核心使命，是将活生生的孩童，批量规训为契合资本市场需求的“标准劳动力商品”即一种高效，温顺，懂得自我驯化奶头乐并主动服从剥削秩序的新时代奴隶。

微小行为被放大惩罚，学会恐惧、顺从、自我审查

活生生的人，被简化为冰冷数字，提前适应 “劳动力定价”

奶头乐不是娱乐，是隐形社会控制，让你自愿被剥削

捋清这些逻辑后就能解释种种校园怪相，那些看似孤立的“教育问题”，实际在多层编制的劳动力再生产框架中变形组合成了一台结构精密的吃人机器

论述这么多作者也绝不是控诉某一家学校的制度失职，也绝不是谴责某一位教师的道德过错。因为从根溯源这是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机器在进行日夜不停的精密运转下刻意形成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后代，就在这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温水煮青蛙”中不知不觉间被改造为了这套压迫体系最自觉的执行者和卫道士。

1930 年代意大利小学课本封面，儿童穿统一制服，配 “服从国家” 标语

说到这里可能让部分读者觉得很恐怖和危言耸听，但这也是极右翼法西斯意识宣传最隐秘、也最成功的再生产方法论。它不需要等到法西斯政权公开上台的那一天。就在每一间被分数统治的教室里、在每一张贴在墙上的成绩单前、在每一次对压迫保持沉默的默许中，悄无生息的实现对新一代无产阶级的慢性阉割与精神整编。

日本幼儿园背诵《教育敕语》、唱军国主义军歌、歧视中韩

它就如同月光光心慌慌中的著名银幕杀人犯迈克尔·迈尔斯一样无声、隐秘又致命，面具之下永不发声的黑影，恶念游走在日常的缝隙里，慢慢播撒不安。当猜忌取代信任，提防成为常态，牢不可破的阶级同盟，终会在人心的疏离中不攻自破

当这台名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器如此庞大、严密且冷酷地窒息着每一代人的童年时，无产阶级破晓的方向，又究竟在哪里?

七

当这台“劳动力再生产”的庞大机器被层层剥开，露出它精密而冷酷的齿轮时，一种无力感是诚实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承认敌人的强大，远比自我欺骗的廉价乐观，更接近革命的起点。

但承认强大，绝不等于承认无敌。任何一台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所有零件盲目的、绝对的配合。而无产阶级的拒绝配合——哪怕只是一个微小齿轮的松动——就是整座体制裂缝开始的地方。

1906 年社会主义漫画：“从深处崛起”(阶级压迫与反抗萌芽)

在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的时代，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列宁在面对相似的阶级困境时给出了清醒的回答：在现有条件下，寻找那些能够积累力量、锻炼觉悟的**“中间层次”的斗争**。这虽不能在一天内直接推翻体系，但它保留了推翻体系的星火与可能。

1897 年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影(列宁早期组织)

1905 年俄国工人罢工游行(经济斗争→政治觉醒)

在这场持久的精神防御战中，我们的战壕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里面对资本消费主义与官僚形式主义的日常规训与精神阉割，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家庭、校园等日常微小实践，开展“中间层次”的斗争，拒绝被原子化切割，重申阶级的儿童观，将后代培养为敢于反抗、独立思考的革命接班人。

美国纺织厂童工(最小仅 8 岁)与成人一起罢工、举标语、游行，反抗资本家剥削，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1939 年延安小八路与毛泽东谈话

从利迪策的毒气室，到西班牙的乱葬岗;从纳粹的集中营，到南京城下的血泊;从渣滓洞的黑牢，到今天被分数和形式主义塞满的教室，延续已有百年余载。

八(终章)

层层剥离其伪装，不是为了空悲切，不刮骨疗毒最后只会病入骨髓，而这一切的起点问一句最实在的：儿童，到底是什么?

在资本那儿，儿童是未来的劳动力，是当下最好收割的消费市场，是按分数排名分好类的人力资源。在官僚那儿，儿童是政绩栏里的数据，是汇报材料里那行“祖国的花朵”，在极右翼的逻辑里，儿童是必须精神阉割的对象——要么驯化成伟大宏观叙事的基本盘，要么充当血腥崛起的养料。

10 岁左右男孩在西弗吉尼亚煤矿当运输工，每天井下工作 10–12 小时，资本只看 “能干活的手”，不问年龄与死活

为提高人口数据、粉饰政绩，政府强制生育，儿童成了人口统计数字和 “国家强盛” 的政绩指标。罗马尼亚 “英雄母亲” 奖章(齐奥塞斯库时期)

德国儿童从小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灌输，个性被抹杀，意志被阉割，沦为极权叙事的 “基本盘” 和战争养料。希特勒青年团

可这些，都不是孩子本来的样子。

一九五零年，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给第一个六一儿童节题了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后来这句话挂满了每间教室，并简化成了向上要分数和升学率。但回到当年那语境里，这话说的是：新一辈的孩子，得有觉悟、有知识、有体魄，去做革命的接班人。好好学习——是去学构成这个世界的真相，学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正义。天天向上——不是踩着同胞兄弟姐们的尸骨往上爬，是相亲相爱互帮互助为我们无产阶级共同的伟大愿景英特纳雄耐尔去奋斗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