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午
建党节前夕，看到朋友转来的金一南在《胜者思维》一书中的一段话：
金一南的这段文字表面上无比推崇列宁，借亨廷顿的口把列宁说成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高峰，实则严重曲解了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刻意制造对立，并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抽空成脱离了阶级基础的、绝对的“集中与服从”。
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权力观。他把文明视作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巨型 “行为体”，最终落脚点都是争夺全球话语权、地缘势力范围、规则制定权，和现实主义国家权力争夺逻辑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把竞争主体从 “民族国家” 放大为 “文明集团”，提出西方必须抱团，限制儒家和伊斯兰等其他文明发展，守住自身霸权优势。
亨廷顿欣赏的并非“列宁式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解放使命，而是剥离了列宁式政党的阶级性、革命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把政党提高到社会阶级之上”的那种所谓的组织效能，即“如何组织权力、夺取权力”。
这种解读“深刻”吗?他不过是把列宁贬低为一个权力技术大师。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接受这种赞美，就等于认同：只要组织严密、会夺权就行了，至于为何夺权、为谁夺权，都不再重要。按照这个标准，国民党、甚至是民进党，都可以自称为“列宁式政党”。
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坚决反对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是为了集团的统治，而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手段，如果把它变成唯一的关键，就陷入唯意志论和组织拜物教，断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灵魂。
列宁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超越者或对立面，而是一再强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列宁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可以说，没有了马克思对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列宁的建党学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把两人割裂、对立，说什么“马克思不过是政治上的原人，列宁才是顶峰”，这是在抽掉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灵魂，把列宁主义歪曲成一种纯粹的组织技术或权力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党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全部力量来源于与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
列宁的确高度重视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家组织，但他从未说过党可以凌驾于阶级之上。相反，他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强调：“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之所以有力量，恰是因为它植根于无产阶级，代表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并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武装自己。如果把党置于阶级“之上”，使之成为悬浮于社会之上的封闭权力集团，那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密谋组织或官僚集团。
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只应是阶级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用来实现历史使命的工具，绝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主人”。
金一南的这段话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归结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盛赞其使共产党“具有翻天覆地的力量”。这种解读把民主集中制完全变成了集中与服从的教条，有“集中”而无“民主”，有“服从”而无“自觉”，与当年那个“驯服工具论”如出一辙，严重曲解了列宁的原意。
列宁阐述的民主集中制，从来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强调统一纪律的同时，列宁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讨论自由与行动一致：在决议形成之前，党员和党组织有充分的讨论自由;决议一旦通过，必须一致行动。
党内民主与选举：各级机关由选举产生，要定期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党的纪律建立在自觉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靠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以及“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剥离民主集中制的阶级基础和民主，只突出等级服从，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对列宁主义一贯的歪曲，它把列宁式政党的革命组织原则变成了一套僵化的权力控制技术，从而忽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本质：通过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凝聚阶级意志、实现阶级解放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一台只讲服从的统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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