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在今天这个被称为“教师节”的“神圣”日子，我们要探讨是一个被某些人故意遗忘、被某些人蓄意回避的根本问题——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在《怎么办?》里说：“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这里所说的“外面”，说的是工人运动自发的工联意识之外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载体恰恰是在斗争实践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直白：“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然而，同志们!我们今天必须严肃地指出：这个出发点，正在被系统地架空。这个根本原则，正在被悄悄地放弃。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实践要求，这个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命脉，正在遭受一场无声的恐怖围剿。围剿的方式，不光是公开的否定，更是用一系列具体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操作，把“到人民群众中去”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把先锋队和先进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一点点割断，把人民群众划出三六九等的同时，把“人民”概念抽象化，先验化。教师节的设立及其日期的选择，就是这场围剿的一个具体症候。我们从这里入手，反过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到人民群众中去”在今天更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同志们，我们知道两个铁证：第一，中国有教师节，却没有工人节，没有农民节。这件事情本身非常值得玩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是写进宪法的。按照这个逻辑，最应该有节日的，恰恰是工人和农民，然而事实却反了过来。第二，教师节被选定在九月十日——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一天。不仅如此，那些反动派甚至将九月九日视作知识分子的“解放日”，就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党不给他们特权。这种行径，是何等的令人不齿!是多么可憎的一副暴发户流氓嘴脸!这个日期的选择，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资产阶级要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人民”这个整体中单独拎出来，要为他们谋求一个独立的、高于其他劳动群体的“地位”，以争取自己最忠实的爪牙，将广大无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与走狗”，为此不惜拿出古代圣贤的“至理”，将“老师”明捧实杀为“圣贤”!这是一种“隔离”。这是在把教师从劳动者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赋予一种特殊的光环，让他们觉得自己与那些在车间里流汗、在田里弯腰的人不一样，让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另一个阶层——很显然，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是这么“高人一等”地自诩了!
同志们，我们要追问：为什么教师需要一个单独的节日?如果一个群体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就不需要特殊的节日来确认自己。农民不需要一个“农民节”来证明自己种粮食的重要性，工人不需要一个“工人节”来证明自己制造产品的价值。只有当它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需要被“特别对待”的时候，它才会要求一个独立的节日。教师节的设立，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关系变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教师这个群体正在被从劳动者中分化出去，正在被赋予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感”。这种“特殊感”来自于脑体分工差异，更被别有用心者大肆利用起来。这种“特殊感”是无产阶级团结的最大障碍，是资产阶级分化的最大帮凶。
教师节的设立反映了一种将教师与“人民”隔离的意识形态操作。教师同志们，当然是正直勇敢者居多，但教师同志们的正直勇敢倘若被分化招安，那便会将教师同志们拥有的一切先进知识与重要的再生产环节拱手让与人——而教师同志们大部分的阶级基础与全部的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恰好是一个在客观上被容易招安的阶级，这是经济学规律而非教师同志们的错误。这种经济学规律，服务于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目的——让教师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从而不再把自己看成劳动者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教师节是症状，不是病因。病因在于，教师这个群体本身已经被训练成了某种特定功能的执行者。这个功能我们早就说过了，就是——脑力劳动层面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劳动力再生产。
同志们，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劳动力再生产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它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资产阶级教育要做到的，是把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按照资本的需要分门别类地生产出来——有人要做脑力劳动，有人要做体力劳动，有人要做技术工人，有人要做廉价零工。学校系统在完成这个分类任务时所依赖的核心工具，就是学历。学历把劳动力的不同等级制度化了：本科、硕士、博士，一本、二本、专科。用人单位凭学历来筛选人，本质上是在凭这套被制度化的等级来分配社会位置。学历越高，进入核心岗位的可能性越大;学历越低，被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边缘的概率越高。
于是，学历就成了一切。它决定了我们走出校门之后站在哪个阶级位置，决定了我们拿多少工资，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决定了我们的下一代能进什么样的学校。当学历成了社会分层的核心尺度时，分数就必然是通往学历的唯一通道。没有分数，就没有学历;没有学历，就没有位置。在这个链条上，分数变成了决定命运的那个东西。学生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教师们反复告知：你的分数决定你的未来。这句话被说得太多、太自然，以至于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分数有这么大的权力?谁赋予了分数这种权力?
同志们，这就形成了一种对于“分数”和“学历”的拜物教。所谓拜物教，就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当作物的天然属性;物因此获得了支配人的神秘力量。对于分数，分数原本只是衡量学习效果的一种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其被赋予了“决定阶级地位”的功能。当它被赋予了“决定阶级地位”的功能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崇拜对象。学生不再问“我学到了什么”，而是问“我能得多少分”;不再问“我理解了吗”，而是问“这能给我带来什么”，这是资产阶级教育所必然的结果。
同志们，对分数和学历的拜物教的本质是什么?是商品拜物教在教育领域的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深刻揭示：在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在分数拜物教中，同样的逻辑在起作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分数与分数的关系。学生之间的阶级差异被表现为分数的差异，而分数被当作“个人能力”的衡量——这就是教育领域的“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我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工人的孩子和一个银行家的孩子，在同一张试卷面前看似平等，但他们背后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本、生存压力，天差地别。分数掩盖了这一切，然后告诉那个失败的孩子：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相关论述见这篇文章：如何论证“阶级”的客观存在性进而推导出“阶级斗争”的必然与必要性
同志们，我们必须再问：分数的“施害者”是谁?教师个人是施害者吗?当然不是!教师个人也是被这套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当年也是学生，也被分数拜物教塑造过。他们进入教师队伍后继续复制这套逻辑，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工具。系统不给他们别的工具，就是为了让他们只能执行这一套逻辑。他们既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但“受害者”的身份不能取消他们作为执行者所施加的伤害。这是辩证法的常识。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如教师与部分学生——并不是天生反动。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心理学“绑架”的。
“被绑架”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道德评价。它指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获得其他工具的机会。他们只被教会了用分数来管理学生，没有被教会用其他方式组织教学;只被训练成了筛选机器的执行者，没有被训练成劳动者自我组织的一部分。这个剥夺是结构性的，他们的“被绑架”是这种结构性剥夺在意识层面的反映。
他们不是“选择”了这套逻辑，他们是被植入了这套逻辑。他们接受了多年的教育，考取了教师资格，进入了学校系统，早已被“唤问”，然后他们发现：如果不用分数来管理学生，他们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工具”。但这种“没有别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结果——是被系统训练出来的结果。他们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恰恰是维持这个系统的日常运转。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张试卷，都在复制着这个系统的逻辑。
同志们，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答那个开始的问题了：今天我们谈“到人民群众中去”，其必要性到底在哪里?答案在这里：群众是会被统治阶级分化的。教师被从劳动者中分化出去了，学生也被分化出去了。分化之后，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是觉得自己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感”是团结的最大障碍。要打破这种“特殊感”，就必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此之前，先让我们回到他们去，因为他们也是群众，只不过是被分化的群众——我们不是去“教育他们”，而是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只有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那种“我比你特殊”的幻觉才会被打破，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才能真正平等，进而团结。团结的前提是面对敌人时的平等姿态，当教师和学生和工人、农民一起在地里干活、在车间劳动时，他们才会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我们受的是同一套逻辑的压迫。这个“平等姿态”是实践的产物，它不可能从任何书本里长出来，非常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涌入教师学生队伍，随着教师学生的“高人一等”滤镜被资产阶级自己的丑闻逐渐打破，随着资产阶级再无力负担“招安”教师学生的调和能力，形成这样的“平等姿态”所需的客观条件业已显现，这是辩证法的胜利。
同志们，到人民群众中去，是为了解除“特殊感”。“特殊感”就是统治阶级分化的武器，只有解除了这种“特殊感”，才能团结。这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必要性。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反复告诫我们：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但绝不能在策略上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善于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但绝不放弃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他们。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是被绑架的，只有深入人民群众，向他们灌输正确的意识，才能激发出他们的阶级解放意识与自我解放意识。这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必要性——它是解除分化、重建团结的唯一路径。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被遗忘的命题：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是为了“领导”群众，是为了“成为”群众的一部分。只有成为群众的一部分，才能团结群众;只有团结群众，才能面对共同的敌人。解决它们的方法，不是靠批判部分反动教师学生就行的，是靠和教师一起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到人民群众中去，是为了解除‘特殊感’。‘特殊感’就是统治阶级分化的武器，而解除它的方法，是先承认我们本来就在他们之中，然后让这个‘本来’从无意识的状态，变成自觉的状态。先锋队的所有工作，都必须服务于这样消解意识特权，增强平等实质的革命目的。
另通知：今天下午会再版《论教育》完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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