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有一种观点在舆论场中颇为流行——全盘否定“阶级”的客观存在属性，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种“阶级虚构论”如果真的成立，那么基于阶级分析的一切理论工作都将失去根基——那是很危险的，不过这不可能。因此，回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不是出于立场辩护的需要，而是理论工作本身绕不开的一关。因此本文试图从可观测、可量化、可验证的社会事实出发，论证“阶级”的客观存在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阶级斗争的必然与必要。
“阶级”这个概念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解释“社会分化”而后追问“社会分化”为何形成的，而“社会分化”这样的现象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在现代的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发现三种社会分化：经济分化是最直观的。财富和收入的分布从来不是均匀的，在任何国家，前百分之十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总量都远超后百分之五十。这是全球范围内的统计规律，有帕累托定律严格证明的(碍于作者数学水平，有关数学建模的这一部分有待专业人士论述)。权力分化同样普遍存在。企业里有管理层和普通员工，政府里有决策者和办事员，学校里也有校长和教师。发号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机会分化也很容易观察到。教育获得、职业晋升、健康保障这些影响生活质量的条件，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并不均等。数据表明，出身对命运的影响在当代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这三种分化是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能看到的客观事实，因此其它的解释也会存在了：马克斯·韦伯的解释是“社会分层是多维度的，经济只是其中一个维度，还有地位声望和政党权力，三个维度相互独立，所以分化是多元的、分散的”。弗·哈耶克的解释则是“分化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不同的人能力勤奋程度和风险偏好各不相同，在自由竞争中自然会分出高下”。这两种具有较大接受度的理论，仅从逻辑上看确实是自洽且合理的，而且这也比“阶级对抗”的解释更温和易接受。但是，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追问：这些分化为什么能够代代相传?
韦伯说社会分化是“多元”的，但观察得到的事实是：拥有经济资源的人可以轻易购买地位和影响力，反过来，只有地位或权力却没有经济所有权的人，要转化为经济资源却困难得多。这说明经济所有权在长期历史中并不是众多平行的维度之一，而是其他维度的底层支撑。哈耶克说了机会平等，但许多自由派自己也爱用“出身影响命运”这样的口号阴阳怪气。是啊，如果机会真的平等，为什么富人的子女更容易成为富人，而劳动者的子女大概率还是劳动者?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但富人的子女可以请更好的家教、上更好的补习班、拥有更安静的备考环境。当竞争的起点本身就被经济资源塑造时，机会平等掩盖的是起点不平等(这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生成逻辑)。
所以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一个分配结果的问题，更是一个权力来源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不妨回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资料包括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劳动资料，也就是机器设备、生产线、计算机系统、厂房车间、运输工具这些东西，凡是能让劳动更高效的物质手段都算。第二层是劳动对象，包括自然资源、工业原料、能源以及信息时代的数据资源，凡是经过人的劳动被提取或加工后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的都属于劳动对象。第三层是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网络、能源输送系统、通讯网络、水利设施这些为生产提供前提条件的东西。这三层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生产资料概念。有了这个界定，就可以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标准：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他可以支配别人的劳动而不必付出自己的劳动;一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他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这个“能否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四个可观测的指标——雇佣权，谁能决定雇多少人解雇谁;生产决策权，谁能决定生产什么用什么技术在哪生产;分配权，谁能决定利润怎么分工资怎么定;时间控制权，谁能规定几点上班加班多久。这四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是生产资料占有者。
事实证明，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地位和财富——二者呈强相关性(相关数学证明略)。中金公司《中国财富分配报告(2023)》显示，占全国人口0.3%的大富翁占有了财富总额的67%以上，而占人口将近93%的普通老百姓所持财富还不到财富总额的7%。另一个数据源也印证了这一点：占全国人口0.33%的约470万富人，资产约290万亿，占比67.44%;其余99.67%的14亿人，仅持有约140万亿资产，占比32.56%。财富向生产资料占有者集中的趋势还在加剧，胡润报告显示，资产超过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家庭财富总额高达87万亿元，占总财富的58%，相比上一年的56%还在上升。再看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将全国居民按收入分为五等份，2024年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8809元，低收入组仅9542元，相差十倍以上。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6231元，意味着一半人口月收入不足3000元，基尼系数0.465，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城镇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的差距也很说明问题，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124110元，私营单位仅69476元，同样是靠工资吃饭，在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占有体系下，收入差距将近一倍。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靠资本赚钱的人，财富增长速度天然快于靠劳动赚钱的人。中国2020至2025年间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资本性资产平均年化收益率为8.7%，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仅5.3%，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即使什么都不干，财富增长也比靠工资吃饭的人快。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代初期约55%，2008年后降至40%左右的历史低位，到2025年才恢复到4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果实更多流向了资本持有者。更关键的是，这种领先优势还会代代相传。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也就是说你爸的收入水平对你最终收入的影响将近一半。家庭收入排名前20%的群体，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底层20%家庭子女的4.8倍。生产资料占有权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教育、人脉、财产继承等渠道不断自我复制。四组数据放在一起，结论很清楚：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占有生产资料，根本不在同一个赛道里竞争。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通过企业股权、房产、金融资产获取财富增长，年化8.7%;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靠工资积累，年增长5.3%，这个差距每年都在复利滚动。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是普通家庭的将近5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子女大概率还在原来的阶层里打转。这就是为什么10%的人能拿走将近70%的财富，而50%的人只能分到百分之二点几。韦伯和自由主义可以说这是多元分层或自然竞争，但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分化会代代相传、为什么资本回报率永远跑赢工资增长。答案不在分配环节，在生产环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才是这一切分化现象不断再生产的底层驱动。数据摆在这里，阶级的客观存在不需要信仰，只需要承认事实。换一个直观的说法：不掌握机器、设备、原料与平台、算法、规则制定权的普通劳动者们，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收入确实远远低于掌握了那些东西的群体——而自由主义的拥趸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虚构论”的持有者们自己也或许就是前一个群体的一部分。
回到开头的问题。阶级虚构论说阶级是意识形态工具，但上述论证雄辩地表明：阶级不是什么凭空捏造的概念，而是一个可观测、可量化、可验证的社会事实。财富分配不均、权力结构分化、代际流动受阻，这些现象的底层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变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否被平等分配。只要存在一部分人可以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只要存在一部分人拥有雇佣、决策、分配和时间的控制权而另一部分人没有，阶级就客观存在。
既然阶级存在，且不同阶级的利益相互冲突，一个阶级会从另一个阶级身上“吸血”，那么阶级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是结构决定的必然。冲突的极端形式就是斗争，而斗争的方向无非两种：一种是对现有分配规则的局部修正，也就是自由主义之类的的改良路线;另一种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造，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者不切断分化的再生产机制，所以只能延缓而无法终结;后者直接切入分化产生的根源，但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过渡。时间是绝对向前流动的，社会历史也追随着流动，前者是沉溺于“过去”的解决方法，后者则是展眼“未来”的工作路径，从长远的历史看，只有后者才是必然与合理的。认为“阶级斗争”术语破产的人，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反动于社会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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