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后台有一位读者给我留了一条刺眼而又极具代表性的留言。
他用一种看似悲天悯人、实则充满历史虚无主义的理客中口吻质问我：“解放前的地主，难道都有罪吗?”
看到这句话，我没有愤怒，只有悲哀。
这说明，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岁月史书”和某些伤痕文学的定向洗脑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已经把很多人脑子里的阶级防线蛀得千疮百孔。
他们开始幻想旧社会存在着所谓的“大善人”，开始用个人道德的标尺，去丈量、去掩盖一整个剥削阶级敲骨吸髓的系统性罪恶。
其实关于地主阶级的问题，我们之前在很多文章里早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刀子剖析过无数次了。但今天，既然有人又把这个问题翻了出来，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话茬，把视野拉得再宏大一点。
我们就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皇帝说起。
看看老人家那一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看待旧社会的“罪”，又是如何处置那些沾满鲜血的旧时代统治者的!
一
很多人在评价历史时，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句酸腐文人编造出来的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施仁政者得人心。”
这是一厢情愿的儒家迷梦!是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上蒙上的一层粉色滤镜!
让我们撕开这层滤镜，看看那个被无数辫子戏吹捧上天的清朝，当年究竟是怎么“得天下”的?是靠施仁政吗?
根本不是!是靠残暴的阶级屠杀与暴力压迫!
清朝开国，八旗铁骑入关，留发不留头。他们是怎么对待原有的土地和人民的?是“跑马占圈”!
统治者骑在马上，马跑多远，这片土地上的田产、房屋就全部归八旗贵族所有。原有的汉人地主如果敢反抗，直接杀头;底层的男人全部杀掉或者沦为农奴，女人则作为战利品和婢女，被明码标价地留下贩卖。
甚至为了瓦解反抗，他们昭告天下，让明朝的高官、皇族去申报领赏。结果呢?找一帮托儿去真领赏，而其他信以为真去申报的旧朝勋贵，全部被秘密斩尽杀绝!
在残酷的攻城战中，清军甚至吃人肉守城。当军队被围困、缺粮的时候，统治者竟然下令让老百姓每家交出一个活人来，直接炖肉当军粮吃!
同志们，这叫得人心吗?这叫施仁政吗?
在那个几百年前的黑暗时代，老百姓根本没有任何组织力，他们就像是被按在砧板上的鱼肉。哪边风硬，就只能向哪边倒，根本没有人敢，也没有能力去反对那台极恐怖的暴力机器。
在阶级社会的丛林法则里，往往是“越不得人心，越敢于使用残暴的暴力机器，就越能得天下”。
连汉朝的皇帝刘病已都清醒地斥责过底下的酸儒：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施仁政那一套，在夺取政权和巩固剥削阶级统治的血肉磨盘里，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废纸!
所以，今天那些在后台问我“地主有没有罪”的人，你们去看看清朝是怎么建立的!
所有的封建地主，他们赖以收租的土地，他们世代传承的财富，往上追溯，哪一寸不是建立在这种跑马占圈、暴力掠夺和底层人民的白骨之上的?
在阶级叙事里，不存在什么“好地主”与“坏地主”，只要你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去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剩余，你这个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原罪!
二
那么，既然旧社会的统治者和剥削阶级如此罪恶滔天，当无产阶级终于翻身做主、打碎旧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全部杀光，以血还血?
这，就是老人家与历史上所有草莽英雄、所有封建帝王最根本的区别。
老人家一生熟读史书，把《二十四史》翻得烂熟。他对历代帝王都有过辛辣且深刻的点评，但他唯独对一个人，是有过长时间当面交流，并且亲自介入其命运安排的。
这个人，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后一位总代表——溥仪。
老人家与溥仪的“缘分”，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毛泽东，毅然在湖南参军入伍，想要以武报国，推翻满清。
但在1912年的春天，他突然找到班长彭友胜，说自己准备离开部队。彭友胜大吃一惊，极力挽留这个有文化、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但毛主席告诉他：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妥协，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了，我要回去继续读书，寻找新的救国真理。
可以说，老人家人生中第一次穿上军装与脱下军装，都与这个高高在上的宣统皇帝息息相关。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眼光观察世界的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敏锐地把矛头指向了依然安坐在紫禁城里的溥仪。
他对袁世凯政府保留溥仪尊号的行为极度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
“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以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言，准得令人胆寒。
1932年，不甘心失去剥削特权的溥仪，果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扶持下，跑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彻底沦为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历史罪人。
1936年，全民族抗日的烽火已经点燃。老人家在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在电文中再次给溥仪定了性：
“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在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眼里，溥仪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傀儡、民族罪人，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顺带扫除的垃圾。
三
时间来到了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溥仪，迎来了命运的最终审判。
1949年12月，老人家访问苏联。在会谈中，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主动提出：“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押了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这些人应该引渡给你们，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老人家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刻指示周总理与苏方具体对接。
1950年8月1日，溥仪和一众伪满高官、战犯被引渡回国，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无论是按照封建王朝“斩草除根”的惯例，还是按照苏联当年处决沙皇全家的先例，亦或是按照中国人民对伪满洲国汉奸的刻骨仇恨，溥仪都有十万个理由被拉到午门外枪毙五分钟。
但是，老人家却下达了一个让很多人、甚至让今天那些满脑子戾气的人无法理解的指示：
不杀。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老人家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同志们，请反复咀嚼这句“杀了不利”!
这四个字里，蕴含着无产阶级领袖何等浩瀚的政治自信与阶级气魄!
我们不杀清朝的贵族、不杀伪满的高官、不杀大特务，绝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罪不至死”，更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突然搞起了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或儒家的“施仁政”。
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早已经强大到根本不需要通过消灭他们的肉体，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杀了溥仪，只不过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多了一个像崇祯、像前朝废帝一样的死鬼。那不过是旧社会王朝更迭的低级轮回。
但不杀溥仪，把他留下来，让他去劳动，去改造，去认罪，去反思。
这就等于在这个地球上，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向全世界展示“无产阶级如何把旧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的伟大橱窗!
老人家说得极透：“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才是真正的、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大仁政!
四
这种政治上的降维打击，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上，更体现在老人家润物细无声、却又处处彰显阶级自信的微观细节里。
建国后，溥仪的七叔载涛，因为懂马，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把载涛介绍给老人家。
老人家亲切地握着这位前清王爷的手说：“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们嘛!”
1956年3月，载涛带着溥仪的两个妹妹，真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溥仪。
当载涛告诉溥仪，是毛主席派他来，而且周总理还让彭真市长专门给他们做了新衣服、国家全额报销了路费时。
那个曾经在紫禁城里视人命如草芥、在伪满洲国给日本人当儿皇帝的溥仪，瞬间崩溃了，感动得嚎啕大哭。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还想着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啊!”
这种眼泪，靠严刑拷打是打不出来的。这是剥削阶级的灵魂，在无产阶级的博大胸襟面前，被彻底碾碎后发出的哀鸣与臣服。
1959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改造积极的战犯。
老人家亲自点名，让溥仪和杜聿明、王耀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走出高墙、重获自由的人。
出来后干什么?周总理问溥仪的意见。溥仪想当医生，或者去故宫当导游。周总理觉得都不合适，最终把他安排去了北京植物园，当了一名光荣的园艺工人。
从统治四万万人的真龙天子，变成了新中国大地上一个靠修剪花草挣工资的无产者。历史的辩证法，在溥仪身上完成了最魔幻也最伟大的闭环。
但这还没完。
1962年的春节，老人家搞了一个小型家庭宴请，请了章士钊、程潜等四位湖南社会名流乡友。
开饭前，老人家幽默地说：“今天请你们来，是要你们陪一位客人……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大家正茫然时，清瘦的溥仪走了进来。
老人家主动拉着溥仪的手，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笑着对那四位前清的秀才、举人们说：“你们不认识吗?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不就是大家的顶头上司吗?”
大家哄堂大笑，溥仪却紧张得手足无措。
吃饭时，老人家特意给溥仪夹了一筷子湖南的青辣椒炒苦瓜。溥仪辣得满头大汗，连声说好吃。
老人家笑着说：“看来你这个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不仅关心他的口味，老人家甚至还像个老大哥一样，关心起了溥仪的个人问题，嘱咐他“还可以再结婚嘛……要找一个合适的，成立一个家。”
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结为了夫妻，真正过上了普通人的烟火日子。
五
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老人家对溥仪那本《我的前半生》的态度。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了这本自传，但早期的稿子，通篇都在拼命地自我贬低，写得像一份战战兢兢的认罪检讨书。
老人家看后，很不满意。
在1962年的那次饭局上，老人家毫不客气地对溥仪说：
“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写成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同志们，什么叫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就是!
我们不需要你摇尾乞怜地写认罪书，因为旧社会的罪恶是阶级的罪恶，是制度的罪恶，不是你溥仪一个人多磕几个头就能洗刷的。
我们要的，是一份客观真实的、解剖那个腐朽阶级的历史标本!
回去后，溥仪在老舍、吴晗等人的帮助下，重新客观地修改了全书。老人家看后，非常满意。
后来，老人家听说溥仪当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80元(这在当时其实已经是极高的高薪了，但老人家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开销)，甚至对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1967年10月，61岁的溥仪因病逝世，安葬在八宝山。
他出生在一个依靠跑马占圈、残忍杀戮建立起来的封建帝国，在最黑暗的吃人社会里度过了前半生;却在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处处闪烁着人民光辉的新世界里，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跋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读者的留言。
解放前的地主都有罪吗?
清朝的权贵、伪满的汉奸、国民党的买办，都有罪吗?
当然有罪。他们作为压迫者的阶级属性，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深重的罪恶。
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像历代农民起义那样，把他们斩尽杀绝。
我们没杀溥仪，没杀杜聿明，甚至给了很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重新劳动的机会。
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无罪”，更不是因为我们认可了那种虚伪的“仁政”。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彻底的自信。
我们不仅能够摧毁你们所依附的那个旧制度，我们还能在旧制度的废墟上，把你们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寄生虫，洗心革面，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今天，有些农民知识分子和被洗脑的小布尔乔亚，总是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泛滥同情心。
他们同情地主被分了田，同情资本家被挂了牌，甚至同情那些被历史车轮碾碎的封建糟粕。
他们不懂得，历史的进步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
如果当年不把那套压在底层人民头上的阶级结构彻底砸碎，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依然不过是别人庄园里的佃户，或者是紫禁城外磕头的奴才!
不要再去迷信什么“施仁政者得人心”的鬼话了。
在丛林社会里，那只是统治阶级吃饱喝足后剔着牙编造出来的迷幻药。
真正的大仁政，只有一种：
那就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让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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