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当然令人震惊。按照茅教授的说法，“工分值”是“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那么，“负工分值”是什么意思呢？只可能是“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等于负数了。
但是，“卖余粮”是怎么卖出负数收入来的呢？大概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不但没有余粮，而且还欠着公粮没交完，比如那个著名的二十三年没交公粮的小岗村；
2）余粮虽然有，但是卖粮的收入还抵不上成本的总和。
茅教授说的“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究竟是哪一种呢？茅教授没有说，不得而知。
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
按照茅教授的说法，“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意思是一斤粮食不够吃。当然，一日三餐一共一斤，每餐才三两多点，当然不够。
但是，茅教授忘了：一斤粮食做出来的饭可不止一斤，至少也有两斤。这么算下来，其实一个大人一天分一斤粮食，已经差不多够吃了。
当然，也不妨按照茅教授的说法，假设一个大人每天要吃两斤粮食才能吃饱。那么，每个大人每天只能分到一斤，另外那一斤就得从自留地获得。当时的人均自留地是多少亩呢？“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而当时全国人均耕地不到三亩，这样算下来，人均自留地应该不会超过3X5%=0.15亩。这0.15亩地，每年必须种出至少365斤粮食来，也就是亩产2400斤！袁隆平院士去年曾发下宏愿：“90岁时争取水稻亩产一千公斤”。这么看来，袁院士这个宏愿实在不算啥，茅教授介绍的“三十年前”的农民早就在自留地里超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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