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删除“严惩一切卖国贼”和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及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要害是“中美国”

宪法删除“严惩一切卖国贼”和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及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要害是“中美国”　　

探索者　　

（一）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1975、1978年通过的三个版本宪法的相关条文里，都有“惩办一切卖国贼”的规定。但自1982年通过的宪法开始，直到目前施行的2004年宪法原条文中，“惩办一切卖国贼”这一规定被删除（废除）了。　　

1954年宪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宪法第十四条：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1978年宪法第十八条：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982年宪法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1954，1975，1978年这三个版本宪法的相关条文里，都有“惩办一切卖国贼”的词句。而到了1982年修改宪法时，原条文中与镇压叛国相提并论的“惩办一切卖国贼”这句话被抹掉了。　　

在1982宪法，在删除（废除）“严惩一切卖国贼”词句的同时，还一并删除（废除）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条文。　　

与“四大”有关的条文，在原宪法里是这样表述与确认的：　　

1975年中国宪法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78年中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这样通过1982年宪法，不仅打开了“卖国”无罪的闸门，同时也堵上了人民大众揭露、声讨卖国行径的嘴巴，困住了人民大众反对卖国行径的手脚，让卖国行径畅通无阻。　　

其后，我国制订了《反分裂国家法》，它可能制约“国家分裂”，但却丝毫不能约束“卖国”。它只是说明国家不能瓜分开来一块一块地“卖”，但是却可以整个地一块“卖”。　　

这三者：在宪法中，删除（废除）“严惩一切卖国贼”词句，删除（废除）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条文，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共同综合作用，这就导致了中国大陆的“中美国”化。　　

“中美国”一词，其英文是：Chimerica；汉译文是：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　　

《反分裂国家法》只有在确保“严惩一切卖国贼”条件下，才有“保家卫国”的作用。否则，只能对地方的、小的卖国贼有制约作用，对中央的、大的卖国贼没有什么制约作用，其实现在看来它连对地方的、小的卖国贼有制约作用也没有。　　

（二）　　

对此也许有人会说：1982年宪法第二十八条中的“叛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等罪名，足以把卖国行为包括在内了，无需再单提卖国一词了。 　　

其实并非如此。“叛”与“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叛”，只是背离、背叛。完全可以不“叛”而“卖”，例如在“朕即国家”的情况下。在《辞海》中，“卖国贼”的定义是：“勾结、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人。”“勾结、投靠外国侵略者”，无需特殊要求，一般平民百姓就可，但是要“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那就非得其手中掌握有“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手中掌握有‘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者，只有国家政府里的一些权高位重的大官僚，诸如象古代商时的微子，南宋时的赵构、秦桧，近代满清时的慈禧、李鸿章，民国时的蒋介石、汪精卫等等等等。因此，“卖国贼”是针对性很强的一个政治概念。　　

之所以1982年宪法中删除，也就是“废除”，“严惩一切卖国贼”之内容，而仍然在其第二十八条中保留有“叛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等罪名，只是彰显了它的法律为“权势”者利益服务的“不平等”性质而已。它只惩办平民百姓、小官小僚，而不惩办大官大僚。只准我卖国，不准你叛国……。　　

在中国人民俗语中，“汉奸”是“叛国者”和“卖国贼”的一个统称。“叛国者”是小“汉奸”，“卖国贼”是大“汉奸”。中国人民是受够了大小汉奸给他们带来的国破家亡的苦难的。他们不但反对小汉奸，也反对大汉奸，而且是更反对大汉奸，大汉奸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尤为严重！　　

汉奸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祸害。小汉奸应该惩办，大汉奸尤应该惩办！严惩卖国贼！　　

（三）　　

毛主席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面对革命的失败，他不仅首先着手于其党内的整顿，清除腐败和背叛，而且实行“联共、联俄，扶助工农”，吸收新鲜血液，帮助改组国民党。才有其后国民革命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然而，独夫民贼蒋介石则与此不同，他明知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党、其政府、其军队的腐败卖国，然而，他不仅不整治其自身，“打扫好自己的屋子”；反而变本加厉纵容其腐败卖国，把力量全部用于对深受其腐败卖国之苦的民众的残酷镇压上。因此，最后只能导致其政权的在大陆上的垮台。　　

如果中共不想继续烂下去，还想励精图治，就得认真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反腐除奸，重新整顿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队伍。这是人民大众所朝夕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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