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阉人，如今多阉话。
何谓阉话?将前人讲的某些话从特定社会话语体系中阉割出来，放在另一个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来说，就是阉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被阉割成“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后一句就是阉话。邓小平的话被人阉了，邓小平理论也就被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还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这一句就完全被阉掉了。
南方谈话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隔20年了，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还较为巩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来改善民生，多少有些道理。后来的改革却针对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不仅产生了新N座大山，旧三座大山又复活了，这个时候再强调改革开放，完全是脱离实际的阉话，扯着别人大旗，却干着阉割旗手的勾当。汉奸势力现在连曾受到“右倾批判”的邓小平都要阉割，可谓极右。
学雷锋也是阉话，是对老一辈革命家题词的阉割。现在是什么时代?雷锋是什么时代?这句阉话一定会成为时代笑话。有一条成语东施效颦，东施阉割的是西施。今天学雷锋阉割的是毛泽东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就产生不了雷锋，但是雷锋的形象实在太好，每个社会都向往。据说美国人也学过雷锋，但它学不了，它老是要雷锋的乡亲们给它送商品、送美元、送转基因种子市场、送台湾、送南海主权等等，雷锋是牺牲自己为别人，美国是牺牲别人为自己，所以本质上它学不了雷锋。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觉得雷锋好，但自己的时代又没有本事产生出雷锋，只能在非毛时代阉割毛时代。阉割毛泽东比妖魔化毛泽东稍好一些，因为它多少肯定了毛泽东时代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好处，不可以彻底否定的。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记得在大力强调创新的时代，功勋奖竟然授给了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的制造者。不过，那不是阉话，而是阉名。
王安石近来也未逃脱被阉的命运。他的财政变法究竟是让利于民，还是剥夺民利，经济史学尚可细考，但按照苏轼的说法，王安石自己是清廉的，所以他可以说“天变不可畏、祖宗之法不可畏、人言不可畏”，现在引用他话的人自己鲜有廉洁的。但就是要用，这也是阉话。
人民日报带头说阉话，“宁要，不要”就是阉话。过去的“宁要，不要”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在的“宁要，不要”是抛弃社会主义。但不管它，就这么说，阉割者手握利刃，哪管被阉者痛楚。
凡是说阉话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自己没本事，说的话不抵屁用，所以要用别人的话。雷锋式的榜样自己树不起来，“两弹一星”自己搞不出来，不阉不行。其实，一切引文都具有这个特点。但是引文不等于阉话，因为忠实的引文不损害原意。第二个特点是只根据自己需要，不惜牺牲被阉人话语的本意，去其势。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讲改革，阉话把这个理论去了势。第三个特点是被阉者一定是名人，总觉得名人说的话好，而且管用，可以镇得住人。阿猫阿狗的话不会被阉割，“我姥姥还说了”的那些话反而有可能被忠实地执行着。第四是被阉者多为死者，因为死人被阉感觉不到疼，也不叫唤，要是阉了活人，一准大啊一声，会闹出许多笔墨官司之类的麻烦。我们生活在一个说阉话的时代，所以死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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