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讲到，改革的指向在于不满现状，在于现实的不合理。然而深究一下，所谓“不合理”，其实是一个充满感情取向的词，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词，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词。拿公有制的“合理与否”来说吧，人们的评价就大相径庭。
比如，拙文《水煮“改革”》前几集挂出来以后(见:赵磊的新浪博客)，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现在是朝鲜贫穷还是韩国贫穷?哪国人过得好?”“国企体制改革就一定有用吗?那如果说没有竞争就没有工作积极性，没有效率，那现在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问题解决了吗?”
显然，形而上学的比较肯定能得出让茅于轼们欣喜若狂的结论，而辩证的比较却会让张五常的黑板经济学崩溃：对于前一个问题，若拿印度和非洲这类已经奉行“普世价值”的私有制国家进行比较，朝鲜的“贫穷”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对于后一个问题，若拿南街村之类的“文革余孽”进行比较，小岗村的效率实在是乏善可陈也。
再比如，2011年底，我在川大参加经济学界的年会，有个参会者在会上情绪激动地大骂公有制，说公有制银行和国有企业合穿一条裤子，银行把钱都贷给国企了，水深火热的私企好可怜好可怜哦!所以，银行赶紧私有化才是改革正道。
后来一问才知道，此人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商人客串教授，也是当下中国的特色)——这真是：“存在决定意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当这个资本家在会上唾沫横飞地声讨公有制的时候，我几度忍不住站起来想和他理论几句，都被旁边的一位教授给拉住了。倒不是这位教授赞同资本家的胡说，而是怕我破坏会场的祥和气氛。这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在深圳金融业工作，年底最头痛的事情，就是怎么才能把借出去的银子收回来。国企实力强大，信誉度高，不是什么问题。如果银行把银子贷给那些不大不小的资本家，风险就大了，金融危机来了只能打水漂。即便把银行都私有化了，让银行和私企合穿一条裤子，银行也宁愿把银子借给国企滴。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所以，资本家在裁员的时候，总是以资本的理性训斥工人：“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怎么着，眼下资本家没钱和钱庄赌银子玩了，就可以不理性了，就破口大骂市长为啥不命令钱庄给自己发银票。都啥年月了，这家伙当银行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钱袋子么?
所以，合理与否，不同立场和不同利益有不同的判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这是阶级关系使然。其实，所谓“不合理”，马克思有十分科学的表达，那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于这“两个不适应”。
一旦社会面临这“两个不适应”的时候，改革的动力和依据也就形成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改”。从理论上讲，改革的路径有以下选择：(1)改革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2)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3)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4)改革经济基础以适应上层建筑;(5)既改革经济基础，也改革上层建筑。等等。
改革生产力，还是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还是改革经济基础?这并不取决于主观个人意志，而是取决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无论给改革怎么打总结，有一点却是必须正视的：30多年以后，我们身处其中的利益关系已经严重失衡。有人这个时候还在放声高唱《做大蛋糕之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幼稚，还是故作天真?
无须多么敏锐的心灵，人们就能够感受到，在目前的中国，所谓“两个不适应”越来越集中表现为“一个不适应”，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对此，我已经有过专门分析，不赘述(参拙文：《两个预言，三种前途》)。
问题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这对矛盾中，到底是经济基础的错位，还是上层建筑的错位?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些错位?
最初的改革宣言说得很明白：对于中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改革的目的不是要灭了社会主义，而是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可是改着改着，就变味了：完善，变成了破坏;发展，变成了颠覆。当改革演变成这种格局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面对越来越遭人诟病的现状，改革党不得不给官府写出了一大堆“某某改革为何失败”的折子。列了n个原因，要么是不着边际的废话，要么是暗藏杀机的别有用心。看着这些颠倒黑白的改革奏折，我忍不住要骂一句：“放TM的狗屁!”其实，改革失败的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四个字：屁股问题。
所谓屁股，就是立场。屁股决定脑袋，立场才是根本。换个屁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屁股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是笑话，改革就是杯具，改革就是邪路。
结论：如何“改变屁股”，才是当前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
欲知后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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