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些地方接连出台强制打疫苗的相关规定，不打疫苗不准进医院、学校、甚至是超市，某些地方甚至要求公务人员不打疫苗就停职停薪，这些“一刀切”的举措引起了巨大争议。
对“群体免疫”理论和疫苗本身的有效性、安全性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成为“强制政策”的激烈反对者；而“强制政策”对妊娠期妇女以及少数会引起不良反应的过敏人群更是不公的，“一刀切”只需要一纸公告，而要证明自身属于“过敏人群”却并不那么容易，妊娠期妇女打不了疫苗是不是连公共场合都不准去了呢？
从目前接种的进度来看，大多数人是已经接受了疫苗的。毕竟在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对病毒“投降”，造成病毒不可避免地社区传播一年多以后，很多人形成了共识，似乎疫苗成了防控病毒的唯一必要的手段。然而，这个所谓的“共识”还是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和讨论。
国外疫苗导致死亡的案例已经时有发生，而中国国产疫苗暂时还未出现类似报道。但是，哪怕国产疫苗本身的安全性已经得到足够保证，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最新的变异毒株的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按照专家的解释，“疫苗防发病、防重症，不防感染”，一旦病毒入侵，在第一时间首先会造成无症状的社区传播而不能被发现，这会不会给流行病检测增加了难度？会不会给病毒的进一步滋生、变异提供温床？毕竟在一个区域病例没有出现症状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体温检测进行日常防疫监测是无法发现病例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随时去做核酸。
关于疫苗，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到底是谁在“强制打疫苗”？》中已经谈了笔者的看法：自愿接种，但不应该强制、搞“一刀切”，更不能因此放松甚至是放弃之前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而有效的防疫措施。
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是什么？那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下群防群控，再加上中医药。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然而，这三个要素已经在中国抗疫成功之后变得日益稀薄。
1、“一刀切”所反映出来的只是懒政、惰政、怠政、庸政的官僚主义作风，与“党的正确领导”八竿子打不着，更是背离群众路线的表现，即便疫苗是必要手段，难道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说服、引导、教育吗？
2、“群防群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代价巨大的，这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流动性”的抑制。对资本利益集团来讲，“流动性”是资本体系下财富涌流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肯抑制“流动性”从而对病毒“投降”的根本原因，抑制“流动性”对已经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对于底层无产阶级来讲，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随着资本的繁荣反而不断加剧，成为房奴、车奴……债务压身，陷入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境况，根本承担不起“严防严控”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或许，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难以承担“群防群控”的代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困难并非不可克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包括旅游）都是带着计划性的，本身就是有序可控的，借助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病毒溯源在有序流动中变得透明而简单；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公有制下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足以消灭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整个社会完全能够承受一定时期内在一定区域的“严防严控”所导致的生产停滞，医疗资源也能够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分配，从而快速扑灭病毒传播。
“群防群控”本应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应对一切自然灾害的必要且常规的有效手段，这在毛泽东时代的传染病防治和地震预测等领域已经得到过验证。只是资本流动造成的秩序混乱和贫富分化，使得人们对“群防群控”产生了误解甚至是恐惧。
3、去年3月3日，张伯礼院士在武汉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媒体的专访时就呼吁：
然而，从目前的情形看，非典之后“忘了中医”的局面在今天又成了事实。例如，目前上映的影片《中国医生》，口口声声宣扬“没有特效药”，影片展示的是清一色呼吸机、负压病房和ICU……而《中国医生》的独家合作医疗品牌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医黑”——私营机构“丁香医生”。今天的主流媒体已经鲜有人再提及中医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去年3月的统计显示，COVID-19在中国造成的平均死亡率为2.3%，武汉的死亡率是4.6，武汉之外的平均死亡率不足0.4%，而因为对中医的抵制，武汉是中医介入最晚的地区。即便如此，按照去年5月的抗体流调估计，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确诊人数的10倍，武汉的实际死亡率同样能下降到0.5%的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死亡率，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医的介入，特别是“大锅药”广泛应用于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广大社区和农村的病毒防治，有效地阻断了大流行，提高了群众的免疫力，防止了无症状感染者向轻症、中重症的转化。
“强制接种”的做法显然是已经全面忽视了中医在病毒防治方面的作用，“不能忘记中医”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转化成实际行动就应该表现为：阻断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不能继续让医疗沦为资本牟利的产业，而应该让医疗回归社会福利性质；大力推进公益化的全民中医日常保健，在公有制条件下，将中西医真正结合起来，服务全民健康。
“群体免疫”理论本身只是一种数据模型假设，并不能代替医疗实践的结果，鼓吹这一理论的不乏某些代表医疗资本和制药厂商利益的西医专家。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幸亏国家卫健委已经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
希望那些懒政、惰政、怠政、庸政的官僚可以收敛一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笔者支持疫苗“应接尽接”的主张；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抗疫防疫的主力甚至全部，而忽视对既有经验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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