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不欺”的典故中汲取区域治理现代化的经验
——不敢欺、不能欺与不忍欺的传统政治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黄健华
2022.11.15
当下，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我们经常听到的“三不腐”，即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若干年前（应该是疫情之前），我参加了某市委党校组织的党员干部传统文化 提升班的现场教育学习活动，地点放在某区某镇忠孝园景区会议室，参观之余大家谈谈各自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心得，我当时就引用了历史上“三不欺”的历史典故，即不敢欺、不能欺和不忍欺。仔细思量和对比，就会发现当今党风廉政建设上所讲的“三不腐”与历史上的“三不欺”是何其相似？几千年前的经验总结恰似当今的现实要求的翻版。所以，只有以史为鉴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汲取其优秀品质和内涵，才能从中收获历史价值，才能获取时代当下动力，才能真正提升我们认识、认知和认同。
其实，“三不欺”就是历史上中国社会之治所能达到的三种不同的层次与境界。
一是“不敢欺”。战国（魏文侯）时期，西门豹被派往治理邺县(河北省临漳县)，一到任，首先调查研究，访贫问寒。百姓告诉他：“苦为河伯娶妇。”流经当地的漳河经常泛滥，地方一些官员就和巫婆、神棍们勾结起来，谎称为河伯找老婆，来安抚他不要发怒，从而借机“赋敛百姓”。他们随意把百姓家的漂亮姑娘挑选出来，弄到河里活活淹死；而每这样折腾一次，还要“收取其钱得数百万”，“婚礼”的费用只“用其二三十万”，余下的则“与祝巫共分”。西门豹看穿了把戏实质，主动要求为新娘送行，就在那次的仪式上，他以姑娘容貌不佳，请人通报河伯择日另娶为名，当着两三千观众的面，接连把巫婆及其三个弟子并一名官员相继投入河中，令 “吏民大惊恐”，从此“不敢复言”。“行刑”之后，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使邺地百姓“皆得水利，民以足富”。西门豹治邺，“以威化御俗”，对舞弊贪赃、愚弄人民的人毫不留情。这就是西门豹的使民“不敢欺”。
二是“不能欺”。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孔子极其推崇他，认为他具有极高的德行，称他“古之遗爱也”。子产在郑国“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其执政可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人赞其执政达到“至世之治”，子产执政的实践有法家的变革色彩，指导思想上却又带有明显的儒家倾向，他以超凡的个人能力实现了使民“不能欺”。
三是“不忍欺”。春秋时期宓子贱（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人称“先贤宓子”）治理单父（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在齐人攻鲁经由单父的时候，宓子贱宁肯舍弃一茬麦⼦的收成也要坚持劳动所得各归其主的原则，防范不劳而获之风，让民众感受到公平。期间，巫马期前去暗访学习，看到老百姓自觉地把捕得的⽼鱼和幼鱼都放回水里，只取成熟的大鱼，宓子贱教化老百姓对鱼尚且如此，更何况人？通过捕鱼者的行为，可以看出，子贱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以上三个典故，是以三个不同地位与角色的人对三个不同事例而采取比较适当的方式和措施，从而也成就了他们名垂青史的千古不朽，从深层次反映出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运行模式。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依仗刚猛凌厉的作风和非常手段，使人不敢作恶，达到了为政要求——“不敢欺”；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通过严密的外在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有效、高明的执政措施使人不能作恶，达到了为政目的——“不能欺”；宓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以为官者的德性、修养和德政方案，使人不忍心违法乱纪，达到了为政根本——“不忍欺”。
典故是历史的写真，但不可能重演；现实是刹那的停留，非未来即过去。但历史与现实却在不停地轮回。有人把德与才进行排列组合，即可分四大类：德才兼备为一等，谓之人中圣人、物之精品；有德无才为二等，谓之人中贤人、物之良品；无德无才为三等，谓之人中庸人、物之次品；无德有才为四等，谓之人中小人、物之毒品。如此的分类与定位是何等的贴切、形象和充分呢？
如果把缺乏德才兼备的管理者认定为达到“不敢欺”和“不能欺”治理基础或攀升境地，那么，就很难达到“不忍欺”的治理最高境界。所以，治理者的格局和能力对于实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至关重要。孔子也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理者唯有正己化人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理境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治理者的道德引导和礼仪教化作用，因为这可以培养、引发民众的羞耻心，使百姓心悦诚服归附。总之，重视发挥管理者为政以德的教化功能，强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以此而达到“不忍欺”的治理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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