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人被抛弃在一个荒岛上，没有任何人与他争夺这个荒岛的所有权，不管这里的土地多么肥沃，不管这里的森林动物多么丰富，不管沿岸有多少鱼，地下有多少矿产，如果他不劳动，就不可能致富，甚至于不可能生存。相反，他会在大自然赐予他的这种恩惠中陷入极端贫困。但是，如果这个人用自己的技能活捉几只在森林中奔跑的野兔，而且并不是将它们全部吃掉，而是把他们保存起来，以备日后需要，或者将动物驯养，喝他们的奶，让它们参加自己的劳动，使它们繁殖，他就可能富起来。这个人就可以再也不受各种需要驱使，不用担心饥饿了，他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建筑住所，缝制衣服，他可以建造一所房子，在里面放置自己喜欢的家具，等等。最后，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娱乐，休闲，不用为了生存而担心忙碌。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经济学，而这个人的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人类的经济学。
最初，世界上只有农夫与放牧者这两种职业。那时，生活艰苦，人生苦短。这是一个农业化的时代，因为对于人类来讲，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首先就要解决吃的问题。在人类文明迄今数千年的发展中，农业时代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时光。此后工业革命呼啸而来，首先在英国，再蔓延到西欧与北美，接着又延伸到亚太地区，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迎接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革命主要解决人类的穿，住，行的问题与需要。众多男女从农村涌入城市，满足了工厂对劳动力日趋增长的需求。棉纺，钢铁和运输上的新技术稳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类先后进行了三次科技革命，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引起了社会革命。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走进“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每一次科技的创新都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都促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受科技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地的联系逐步加强，并日益密切。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两极格局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强。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又率先开启了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分析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采掘和提取自然资源的工业，矿业、渔业、林业、农业。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竞争。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里主要考虑的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者能源而是信息，主要人物是专业人员。同样，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认为，后工业社会最关键的资源将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也不是农业化时代的土地，而是知识，所以后工业化时代是“知识社会”。未来的城市将不再是制造业的中心，而是金融服务业的中心，是知识与创新的中心。同样，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将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而是知识与创新的经济体大国与地区，“世界工厂”在后工业化时代将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与边缘地区。那么，在后工业化社会，人类是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娱乐，休闲，不再为了生存而担心忙碌呢？后工业化社会是不是就是人类梦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呢？你可以早晨做渔夫，上午做农民，下午做工人，晚上去做一个思想家。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中公然与世人大唱反调，认为人的知识越多，人心反而更险恶；科学和艺术越繁荣，社会便越奢侈成风；所谓的文明只不过看起来像文明；所谓的进步实际上是在堕落。同样，科技进步是否有助于人类幸福呢？当然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看到，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人工智能发展等等又是当今社会不平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源。那么，由此我们是否就应该反对技术创新，反对经济进步呢？是否应该反对全球化呢？进一步还要反对人工智能化呢？因为人工智能化将导致更多企业破产，更多工人失业与贫困化。由此难道人类就应该安于现状吗？难道只有那些愚昧，精神处于静止状态的民族，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思考，观察，发明，创造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安乐，财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寻找和探索自然的力量，不断创造与发明的民族，不仅是瞎折腾，而且必然会陷入贫困与停滞？如果是如此，真是应了卢梭的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堕落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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