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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上，很多革命都是打着为穷人谋福利求解放的旗号，可当他们成功，取得政权之后，大多数都背叛自己的初衷，由穷人的党变成“富人党”，即屠龙变成了恶龙。这就是历史周期律。如果这一规律不从根本上改变，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毁损。毛泽东晚年曾试图打破这个周期律，但在他逝世后很快被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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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如特朗普和普京都声称代表人民，正如封建帝王总是以天子自居一样，在他们眼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是人民，但被剥削者成为人民的前提是必须接受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即成为顺民和韭菜，一旦挑战和反抗现实政治秩序，就会被踢出人民乃至公民的行列，成为刁民、暴民和反贼，受到残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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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伪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从不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而是始终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斗争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到了那时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才会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工作。在此之前，凡是将自身特殊利益包装成全民利益的，除了资产阶级政客，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及一切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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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文艺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工农大众，改革开放后，主角被置换成了富人，公子少爷和小姐们，即被打倒过的地主资产阶级，曾经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工人农民重新变成了旧戏舞台上的奴才和路人甲，甚至小丑。穷人的革命变成了富人的革命。历史就这样被悄悄改写了。现实中也是如此。所以福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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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荒谬的，莫过于把复辟倒退当作进步革新，把伟大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视为落后僵化，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人民民主时代诬蔑为专治独材时代。而且类似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一再上演，如中国秦朝赵高的“沙丘之变”和指鹿为马，法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以及苏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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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问：什么叫“最坏的资本主义”？答曰：官权专制加垄断市场化，主要特点是用国家机器为资本护驾，让民众失去基本的民主权利，从而将无产者抛入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丛林社会，使其沦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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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四十余年之蜕化，社会已经完全崩坏，非个人所能改变。我没有鲁迅先生“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就是那唯一的光”的勇毅和担当，但还是不惮以微弱之笔，写下这些零星的文字，让黑夜中寻找光明的人们看到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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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转来一位读者的话：“《人境》写出了人的迷茫与彷徨，《黑与白》写出了人的痛苦与挣扎，这足以让刘老师成为一个以小说记录历史与生活的伟大作家。然而这还不够，他还没记录人的绝望与向死而生的斗争，他还得写啊。刘老师被禁言，《黑与白》被禁发行，这不正是逼刘老师继续写么？历史不会忘记历史的记录者，我们有幸成为历史记录的阅读者。祝刘老师身体健康，在令人窒息的世界里，为无数绝望的人继续记录历史与生活。”其实，《黑与白》也写了“人的绝望与向死而生的斗争”的。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我的确不想再写什么了，但大陆版被禁，以及新浪微博账号的被封，确乎又激起了我的写作冲动——如果说《黑与白》是时间的证词，《随想录》则是我写给这个世界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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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这是鲁迅先生《论睁了眼看》中的一段话，虽然写于一百年前，但分明说的就是当下。再想到遍布文坛学界那些以研究鲁迅起家或打着鲁迅旗号，混得教授博导及会长主席头衔的衮衮诸公们，其文其行却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堪称鲁迅怒斥过的＂伪士＂和梁实秋之类的“乏走狗”，我就忍不住替他们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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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会像常人一样有缺点，犯错误，比如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懂得团结人等等，但这种错误毕竟不是蓄意的破坏，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的。革命队伍不是纯而又纯的，有好人和坏人，有牺牲和变节，有忠诚和叛卖，很多时候，革命者遭受的明枪暗箭不是来自敌人，而来自己方阵营。一些平时总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表现最积极的人，受不得丝毫委屈，常常因为个人的一点利益受损甚至某种自尊，就转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战友、师长和组织，撕咬之凶狠比对待真正的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最终毁掉了整个革命事业。20世纪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史上，从考茨基、赫鲁晓夫到顾顺章和张国焘，不乏其例。鲁迅一生遭受“同一阵营”的攻击和中伤远多于敌人阵营，有的甚至来自他曾经十分赏识的学生（如徐懋庸），“左联”的解散虽然主要因为时局变化和中共文艺政策的调整，但部分原因还是由于左联内部出现的分争。魏巍主办《中流》期间，曾被人诬蔑“侵占杂志款”。类似现象在左翼运动史上从未消失过，其惨痛教训，令人叹惜，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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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无论是写作研修班的学员，还是“慕名”来访者，我接触的青年可谓不少。对于青年们的“请教”，我总是坦诚相告，虽然并非句句都正确，但终究是我大半生求知的结晶，不至于误人子弟吧。尽管势单力薄，社会环境又如此险恶，但对于在青年中间发现的人才，我还是竭尽所能加以推介，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多锻炼的机会，这自然不是什么大功德，只是尽一个长者应尽的义务。大概因为这种感情，当遭到个别青年的攻讦时，心里感到深深的失望，竟至对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的，青年怎样，未来的世界就会怎样，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皆由他们创造，也将由他们去承受。这样一想，心里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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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在知乎留言，有人把我当成了延安。笑曰：延安早已失陷，我只是国统区一座孤零零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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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蒙田有一句名言：“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当我早晨出门时，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他指的是死亡随时降临的可能性。这些年，我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都要盘点一下是否有什么急需做的事情，今天能做的事决不拖到明天后天，因为也许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做了。对我来说，失去自由的威胁远远大于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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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生活中是个迟钝笨拙的人，这与我思想情感上的敏感或敏锐形成了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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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际共运从辉煌到没落，从胜利到失败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变修，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其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将远甚于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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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今天是中共建党104周年，看到一篇文章《天大委屈不叛党，此生跟定共产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党员肯定不能因为个人受了委屈就叛党。但如果一个党背叛自己的初心使命，走上了邪路，作为党员是继续永远紧跟，还是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甚至决裂呢？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转自“人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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