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4周年纪念日。他离开我们也有16年了，但钱老的影响一直都在。
前几年可以打水漂的DF-17一出来，网友们就想起了他，还翻出了他的钱学森弹道;今年九三阅兵，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DF-5C亮相，人们又想起了他;每每中国航天有什么好消息，人们都会向他汇报。这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人们才又发现早在1992年钱老就建议国家集中力量搞蓄电池能源汽车，以实现弯道超车——这就是战略级科学家的威力啊!
聪慧异常，战略级的大科学家，这是普通人眼中的钱老的异于常人之处;少有人知的是，钱老一直视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更鲜为人知的是，钱老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任凭世事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坚定不移，这也是他的特别之处，更是他的光辉伟大之处。
一位从美国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并非偶然。钱老从小就怀有家国情怀，目睹列强欺压积贫积弱的中国，立志学习知识，改变中国与世界。1929年他考入了国立交通大学，选择攻读铁道机械专业，是为了“铁路救国”。在交大读书期间，钱老因病休学，其间，读了很多科学社会主义的书。他在入党自传中写道：“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很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
怀着“科学技术救国”的信念，钱老赴美求学，尽最大努力学习、吸收各个领域有用的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想回国参战，用自己所学为中国人民提供武器。然而，他对于蒋介石没有信心。导师冯·卡门也劝告他，说在美国做科学研究也能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于是钱老继续留在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做研究员。在美学习和工作期间，他不仅仅是埋头做学问，还积累了广博的全球战略视野，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战略科学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在克服重重阻挠回到新中国以后，钱老受到了高度的礼遇以及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见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钱老受到了由衷的触动，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科研事业，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生动运用，使自己逐步成长为一名战略科学家。
1955年年底，钱学森在北京政协礼堂作了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研工作的报告，他说：“我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20年，从科研工作中不断积累和认真总结的经验和科研方法，自感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回国后，学习了有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著作以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总结出来的那套科研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中都已阐述得很清楚了。”
1957年8月，钱学森发文《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批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他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
此前不久，钱老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秘书批评他“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他则批评秘书贴“太孩子气”。现在很多人都解读为特殊时期的不得已，他们完全不理解一个向往共产主义的人是怎样的境界。为了与群众紧密结合，1958年中央号召“除四害”，钱老认为这是接触群众的好机会，真的就跑到北京郊区农村一起参加。
钱老自觉地将毛主席的“两论”内化为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要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武器和尖端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事出有因，有来龙去脉，这是可以分析研究的。这样，对武器的发展趋向，做到有个预见性。”由此，他提出了很多极具预见性的重大科研方向，前面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一例。
钱老还经常向其他科技工作者推荐如何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简称两论)，建议通过“掌握一般原理及方法”后在工程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再从理论上深入一步”，尔后再“回来搞具体应用”，进而实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目的。1964年2月，毛主席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谈话两小时，钱老后来回忆：“他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通过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钱老还认识到“只搞自然科学技术不行”，还有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于是就“去学社会科学”。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又通过十余年学习，不仅弄懂了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弄通了社会科学原理，啃下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留下了不少批注。钱老对人民的忠诚，对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信仰，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变化。
毛主席逝世之后，钱老撰文纪念：“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1987年，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英国进行友好访问，专程拜谒了马克思墓并为中国留学生作了一场报告，他说：“中国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钱老掷地有声地回答：“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1994年，毛主席诞辰101周年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学习和弘扬毛主席的科学思想。从《中国科学报》看到发言稿后，钱老非常兴奋，立刻去信，提到了两点：《中国科学报》关于学习和弘扬毛主席科学思想的报道，以及关于创新精神培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报道非常好;希望加强对科技创新问题和创新人才后续问题的报道。紧接着，他又给王寿云等6位学者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的“钱学森之问”。
在与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们谈话时，钱老更是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丢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老这“鲜为人知的一面”，并不是如某些宵小所言的慑于权力的不得已，更不是什么 “不堪的一面”，恰恰是他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的“光辉伟大的一面”。钱老离世时，十月底的北京城竟然罕见的风雪交加。追思现场，有网友送了一幅意味深长的挽联：“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惊寰宇，人民方傲立!民族脊梁，风雪交加辞神州，国家可安好?”一生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思想的钱学森，无愧于“人民科学家”的伟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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